一、监管动态 （一）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保监会发布《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监管规定（试行）》 日前，中国人民银行会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发布了《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监管规定（试行）》（以下简称《附加监管规定》）。《附加监管规定》借鉴了国际金融监管的实践经验，充分考虑我国银行业实际情况，有助于健全我国宏观审慎政策框架，补齐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制度短板，维护金融体系稳定。 《附加监管规定》共五章二十二条，包括总则、附加监管要求、恢复与处置计划、审慎监管和附则。主要内容包括：一是明确附加监管指标要求，包括附加资本、附加杠杆率等。二是明确恢复与处置计划要求。系统重要性银行要制定集团层面的恢复计划和处置计划建议，并按规定提交人民银行牵头的危机管理小组进行审查。三是明确审慎监管要求，包括信息报送与披露、风险数据加总和风险报告、公司治理要求等。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可基于监测分析和压力测试结果，适时向系统重要性银行提示风险，督促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 （中国银保监会官网） 点评 系统重要性银行规模大，业务复杂性高，与其他金融机构关联性强，在金融体系中提供关键服务，其稳健经营关系到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附加监管规定》对系统重要性银行提出更高的资本和杠杆率要求，推动其提高损失吸收能力，要求其预先筹划重大风险情形下的应对预案，提高风险可处置性；从宏观审慎管理角度，强化事前风险预警，与微观审慎监管加强统筹、形成合力。 （二）中国银保监会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保险机构互联网人身保险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 日前，中国银保监会印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保险机构互联网人身保险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简称《通知》）。 《通知》分为三个部分，共二十二条，同时配套下发《关于试运行互联网人身保险业务定价回溯工作的通知》。主要内容包括：一是明确互联网人身保险业务经营条件。满足偿付能力充足、综合评级良好、准备金提取充分、公司治理合格相关要求的保险公司，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互联网人身保险业务。二是实施互联网人身保险业务专属管理。明确保险公司可通过互联网开展的人身保险业务范围，细化互联网人身保险产品开发规则，加强互联网渠道经营行为监管。重点解决互联网人身保险产品定价不科学、宣传销售不适当、管理服务不到位等问题。三是加强和改进互联网人身保险业务监管。首次实施分渠道定价回溯监管，建立登记披露机制，探索问题产品事后处置机制。 下一步，中国银保监会将持续完善互联网保险监管制度，规范经营行为，压实主体责任，维护市场秩序，切实保护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互联网保险业务高质量发展。 （中国证监会官网） 点评 近年来,互联网保险发展较快，已成为保险销售的重要渠道之一。由于部分保险机构违规经营、不当创新，互联网渠道投诉激增、竞争无序，严重损害消费者权益，引发社会各界关注。《通知》作为配套规范性文件，着力规范互联网人身保险领域的风险和乱象，统一创新渠道经营和服务标准，有助于规范市场秩序、防范经营风险，促进公平竞争，切实保护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 （三）中国证监会和司法部发布《关于依法开展证券期货行业仲裁试点的意见》  证监会和司法部制定发布了《关于依法开展证券期货行业仲裁试点的意见》（以下简称《试点意见》），自2021年10月15日起施行。 《试点意见》共十条，主要内容如下：一是在明确开展证券期货行业仲裁试点重要意义的基础上，提出试点的总体要求。为加强对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护，要求在仲裁规则中设立注重调解、先行赔付、纠纷速裁、互联网仲裁专门条款。二是支持、推动在证券期货业务活跃的北京、上海、深圳三地的仲裁机构内部试点组建证券期货仲裁院（中心），适用专门的仲裁规则，专门处理资本市场产生的证券期货纠纷。三是界定仲裁院（中心）的仲裁范围。仲裁范围包括证券期货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并明确将证券期货民事赔偿纠纷纳入仲裁范畴。四是对证券期货民事赔偿纠纷和资本市场自律组织会员纠纷的仲裁作出专门规定。首先，基于仲裁机构确认违法行为的权限不足，对证券期货民事赔偿纠纷的仲裁设定行政前置和司法前置程序。其次，对仲裁协议和仲裁条款作出规定，其中规定公司章程和会员章程载明相关纠纷仲裁条款的，当事人可以据此申请仲裁。再有，对于自律组织会员之间发生的证券期货业务纠纷，如果当事人选择仲裁方式解决的，应当选择试点仲裁委员会作为仲裁机构。五是规定仲裁员的选聘机制、提升仲裁员的证券期货专业水平，明确选聘条件，要求建立专门的证券期货专业仲裁员名册，证券期货行业协会和证券交易场所提出符合条件的专业仲裁员推荐名单等。六是对试点仲裁委员会与资本市场监管机构、自律组织之间的合作，完善证券期货纠纷仲裁与调解、诉讼的有效衔接，证券期货行业仲裁试点工作的指导和监督作出规定。 （中国证监会官网） 点评 与境外成熟市场的行业仲裁相比，我国资本市场行业仲裁的制度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试点意见》是对中国资本市场和仲裁领域的发展和合作提出的一种新型机制，对于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完善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提升仲裁的公信力、持续优化市场生态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观点聚焦 易纲：坚持金融分业经营基本格局 10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在2021金融街论坛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会议上强调，未来将继续坚持金融分业经营的基本格局，强化风险隔离体制机制建设，维护金融系统稳定运行。 易纲表示，认定系统重要性机构并完善相关监管制度，有助于抓住重点，更好促进金融体系整体稳定。在开展相关工作的过程中，人民银行始终把握三方面思路：一是平稳过渡，维护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在附加监管方面，既做到了与国际接轨，也充分考虑了我国金融业的实际情况。 二是统筹实施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稳健的银行体系离不开稳定的货币政策环境。过去几年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处置工作力度很大，对于化解信贷周期风险起到了很大作用。其中，银行收入的稳定增长为不良贷款核销提供了有力支撑。现阶段，利息收入在我国银行业收入中仍占有较大比重，保持正常货币政策，保持利差水平处于合理区间，有利于促进银行体系更好地为实体经济增长服务，也有利于维护金融稳定。银行可以用这些收入，一方面补充资本金，另外一方面也可以核销不良资产，同时还尽量地降低贷款成本，为实体经济做好金融服务。 三是继续坚持金融分业经营的基本格局。过于复杂的金融业务和产品设计会干扰风险定价并加速风险传染，我国金融业坚持分业经营，混业程度和业务复杂性相对较低，经营总体稳健。未来将继续坚持分业经营的基本格局，强化风险隔离体制机制建设，维护金融系统稳定运行。 易纲表示，支持绿色低碳发展是未来一段时期金融领域的重点工作，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可发挥巨大作用。易纲强调，要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完善绿色分类标准。二是加强气候信息披露。三是管理气候相关的转型风险。人民银行正在组织开展气候风险压力测试。金融机构也应积极通过环境风险分析主动评估和管理相关风险。四是完善碳排放定价机制。此外，易纲强调，人民银行正在研究推出碳减排支持工具，向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提供低成本资金，支持清洁能源发展，强化能源总体的供应能力。 （新华网） 肖远企：将绿色定价作为调节金融资源流动配置的标尺 近日，银保监会副主席肖远企在金融街论坛“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会议上表示，支持绿色低碳发展金融业大有可为。绿色经济将给金融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巨大机会，大幅拓展金融生产的最大可能性边界，外移金融生产可能性曲线点，实现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指出，为在2050年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全球每年需投资1.6到3.8万亿美元。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债券等业务都将迎来新的发展契机，碳交易市场构建以及相关活动的开展也将给予金融业新的拓展空间。 肖远企强调，在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过程中，保险业的作用十分独特。当前，针对气候风险的保险覆盖率比较低，过去十年全球气候灾难引起的损失中只有30%被保险覆盖，剩余缺口大约有1.7万亿美元，未来实际需求更大。与其他金融业态不同，保险能够直接缓释和对冲气候风险，减缓气候变化带来的物理和转型冲击。同时，保险的风险调节功能也可以实现市场主体之间成本的重新配置，引导企业、个体与政府调整战略目标，使其与节能减排和“双碳”目标相契合，减缓气候风险的冲击，熨平经济波动。保险资金较长的期限结构和多元的投资目标，还能为绿色产业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 肖远企指出，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必须发挥价格机制作用。发展绿色金融必须以可持续为前提。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要培育起一个长期稳定的市场，充分发挥价格机制在绿色金融资源配置中的枢纽作用，将绿色定价作为调节金融资源流动配置的标尺。肖远企认为，从提高外部定价和内部定价的“绿成色”两方面同时推进。 第一，提高外部定价的“绿成色”，就是要提高金融资产价格的绿色敏感度，也就是国际上说的“碳敏感度”。一方面，要细化金融产品定价因子，在强化信息披露和数据收集的基础上，扩充绿色风险因子和指标。另一方面，要突出绿色因子的区分度，更全面地捕捉金融产品的绿色相关风险，并将风险内化成价格成本，引导金融市场形成具有可比性的“绿色溢价”。 第二，提高内部定价的“绿成色”，就是要在金融机构内部建立符合绿色金融方向的内部资金核算体系。要引导金融机构在内部定价上体现绿色激励，促进内部资源向绿色行业相关产品汇聚，并逐步降低资金在高碳行业中的集中度，从而减少金融机构自身的绿色业务成本，推动金融市场价格向绿色倾斜。金融机构要在公司治理、战略规划、资本分配等各环节，明确绿色因子在内部定价中的地位，在风险偏好中包含绿色相关风险，在内部资金转移定价体系中大幅提高绿色权重，并在对业务条线的考核激励中增加绿色指标，形成有利于绿色金融长期稳定发展的内部定价体系。 （第一财经）

IMF 不确定世界中的财政政策 IMF财政事务部主任加斯帕尔等撰文指出，疫情将会对不平等、贫困及财政问题带来长期影响。疫情期间，全球债务水平（包括公共债务及非金融私人部门债务）上升了14%，达到了226万亿美元的水平。其中，公共债务88万亿美元，与全球GDP之比接近100%。文章预计今明两年，公共债务每年下降约1%，其后将稳定在GDP的97%左右。 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将面临不同的情况，并实施着截然不同的财政政策。在发达经济体中，财政政策依旧在很好地支持着经济活动及就业情况，财政政策已经从对疫情的紧急支持转移至促进绿色、数字化变革以及提升经济包容性的公共投资上来。而与此同时，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则面临着更大挑战性的情形，由于融资约束加大，财政支持力度也被迫减弱。即使如此，相关政府当局仍需重点推进医疗卫生工作，并为弱势群体提供援助。尽管目前这些国家的经济有所改善，但文章估计，与疫情前的趋势相比，截止2021年年底，陷入贫穷的人口将多6500万到7500万人。 对此，文章向决策者提出了四点建议：1）根据疫情态势、经济发展与形势展望对政策进行校准；2）重点推动经济转型，构建更智能、更绿色、更具韧性与包容性的经济；3）逐步增加必要领域的税收，同时提高财政支出效率；4）提高财政公信力，以便在不损害公共信誉的前提下，进一步提升短期财政支持的空间。[1] PIIE 中国私企的前景 过去一年中，中国当局对私营科技企业进行了全方面的严控监管。对此，市场普遍认为中国私人部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然而，PIIE研究员黄天磊（音译）等撰文指出，受到该政策影响的互联网公司只是中国私人部门的一小部分，相关投资数据也没有印证私人企业投资下降这一普遍的市场预测，中国整体私人部门仍在扩大投资与保持增长，且其表现优于国有企业。 文章认为，中国政府该政策的目的是合理的。中国需要合适的公共政策来制约相关科技巨头，美国和欧洲针对这一问题也采取了类似的政策。这些科技巨头的垄断行为已经影响到了消费者福利，而加强反垄断审查及保护个人信息可以改善消费者福利。然而，过去一年内的一些监管政策出台有些过于突然，导致一些最知名的中国民营企业的价值急剧下降，使金融市场陷入混乱。快速变化的监管环境也使企业和投资者进行长期规划更加困难。如果监管政策的可预测性能有所加强，那么对经济的一些冲击与伤害则可以被避免。 最近，中国政府公布了为期五年的法治蓝图（《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要加强反垄断等方面的一系列立法。人们普遍认为，目前的监管打击只是一项宏大计划的开端。文章建议，如果中国政府要继续这一计划，则需要从过去一年中吸取经验，更仔细地权衡其行动对整体经济的潜在不利影响。[2] 美联储 美国经济展望及货币政策 10月12日，美联储副主席克拉里达就美国经济展望与货币政策发表演讲。 首先，他对美国经济状况进行了分析。经济活动及就业指数都说明美国经济正在持续恢复。实际GDP上半年以6.4%的速度强劲增长，大家普遍预期，下半年尽管增长速度可能有所放缓，但实际增速仍将保持强劲。薪资调查显示，过去三个月月均岗位增加数量为55万个。自2020年2月以来，核心PCE同比升幅为2.9%，远高于2%长期通胀目标的适度超标范围，但他认为这一现象主要是由经济重启下供给瓶颈所导致的。因此，目前的高通胀是暂时的，美国经济的潜在通胀率依旧接近2%的水平。 其次，他讨论了九月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会议的决议。在2020年12月的会议上，FOMC表示将持续每月购买800亿美元的国债和400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直到充分就业和价格稳定目标取得了进一步的实质性进展。如果进展与预期大致相同，那么FOMC认为很快就会放缓资产购买的速度。尽管九月份的会议没有做出任何相关决定，但参会人员大多认为，美联储很快就会平缓地缩减资产购买（Taper），该轮Taper将于明年年中左右结束。值得注意的是，开始Taper并不意味着将要提高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在达到充分就业、长期通货膨胀率达到2%之前，美联储会将目标联邦基金利率一直保持在0%-0.25%这一水平。18名FOMC参会人员中有一半的委员认为，该标准将于2022年12月实现；除一名委员之外，所有人都认为2023年12月能够达到该标准。 最后，克拉里达指出，在美联储的新框架下，尽管货币政策受制于有效下限（ELB），但财政政策并不受其制约。克拉里达判断，在目前的情况下，如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一起支持总需求，是完全可以抵消有效下限形成的制约。[3] 欧央行 后疫情的全球化进程 10月16日，欧央行行长拉加德发表演讲，对欧洲的全球化进程进行了讨论。 她指出，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快速全球化深刻地改善了全球贸易环境，推动了经济发展。贸易一体化也使各国的增长不再受制于各国国内条件的波动。 然而，疫情的暴发从两方面削弱了全球化带来的效益。第一，保护主义更加盛行。这一趋势不仅伤害了欧元区的出口，还增加了欧洲经济的脆弱性。保护主义措施导致各国供应链的重心从效率转为安全。因此，未来国际供应链可能会存在基于地缘政治的偏差，进而将使得欧洲部分特别特定国际供应商的产业面临挑战。第二，全球经济未来可能对欧洲经济的冲击会更加明显。尽管疫情带来的冲击已经消散，但国际上依旧存在着气候变化及产业结构变化带来的风险。其中，其他经济体对上述变化采取的响应可能导致欧元区面临外部需求的不确定以及更长的库存调整期。 拉加德认为，要使欧洲在这种情况下成为国际经济的稳定器，则需要欧洲的政策特别重视两方面。第一，要继续保持贸易开放，用欧洲的经济体量塑造国际的开放性。因此，随着数字服务和绿色经济等新行业的出现，必须加快深化欧洲统一市场，以保证欧洲的经济体量优势。为了保证战略自主，必须使得半导体、医药等行业的回流或实现近岸外包。第二，欧洲需要进一步提升总需求。这需要欧洲当局及财政政策将公共及私人投资引向未来能产生更多实际收入的经济领域；还需要货币政策持续支持经济，确保中期通胀率稳定在2%的水平。[4] 编译：贺怡源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研究助理 审校：胡志浩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1] Vitor Gaspar, Sandra Lizarazo, Paulo Medas, Roberto Piazza, “Fiscal Policy for an Uncertain World,” https://blogs.imf.org/2021/10/13/fiscal-policy-for-an-uncertain-world/ [2] Tianlei Huang, Nicholas R. Lardy, “Is the Sky Really Falling for Private Firms in China?”, https://www.piie.com/blogs/china-economic-watch/sky-really-falling-private-firms-china [3] Richard H. Clarida, “U.S. Economic Outlook and Monetary Policy,” 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newsevents/speech/clarida20211012a.htm [4] Christine Lagarde, “Globalisation after the Pandemic,” https://www.ecb.europa.eu/press/key/date/2021/html/ecb.sp211016~25550329d5.en.html

我国消费互联网行业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头部平台不当追求垄断、非法套路欺诈、过度和非法采集数据、利用大数据实施“杀熟”等违规违法行为，从而导致行业无序发展。消费互联网行业的无序发展阻碍市场公平竞争，抑制社会和行业创新活力，危害国家和社会安全，诱发经济与金融风险，最终有损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为此，需要本着激励相容的监管理念，坚持底线思维，秉承规范与发展并重原则，充分吸收先进监管科技手段，构建动态、适时和有效平衡包容监管与规则治理的监管治理框架，不断推进互联网平台经济监管体系和监管能力现代化。

地方债务（地方政府直接或者通过城投、平台公司间接承担的债务）风险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平稳发展的重大问题。2015年财政部推出“开前门、堵后门”的政策之后，地方债务融资渠道逐渐脱离原先隐秘的各种影子银行和“银行的影子”，转向了公开的债券市场。这种债务融资透明化的过程对于降低地方融资成本、延长债务融资期限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地方政府债券、城投债券等两种主要地方债务工具均为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持有，地方债务风险有可能通过公开的债券市场传染、放大成为系统性金融风险。 一、我国政府债务的总体负担较轻 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前提自然是理解其成因。我国政府债务具有三个重要特点：第一，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我国政府债务的总体负担较轻。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的广义政府杠杆率（政府债务/GDP）大幅上涨，德国的政府杠杆率最低，为70%，美国和意大利已经高达160%，而日本更是高达260%。 相比之下，2020年我国的国债、地方政府债券、城投债券等三项政府债务的存量规模不到57万亿元，加上其他政府负债，政府杠杆率仅为60%。从今年的财政收支状况看，由于疫情后我国经济恢复得最快，今年上半年公共财政收入已经超过了2019年同期的水平，而上半年的公共财政支出却低于2019年同期。与财政收入大涨、支出下降相对应的是，截至今年6月份，中央财政在央行的存款已经高达4.6万亿元。 第二，我国政府债务负担呈现中央负担较轻、地方负担较重的央地不平衡特征。在其他主要经济体中，政府债务都是以中央财政或联邦财政的债务为主。例如，在单一制国家的日本，2020年中央政府债务占全部政府债务的86%；而在联邦制国家，虽然地方政府的自主权较大，但政府债务依然是以联邦政府债务为主，例如，在联邦制的美国和德国，2020年联邦政府债务占政府债务的比重分别为79%和64%。 我国同日本一样，都属于单一制国家，但自2009年以来我国政府债务就一直是以地方政府为主。2020年，在包括国债、地方政府债券、城投债券、平台贷款等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政府债务中，中央政府债务（国债）的占比只有34%。所以，如果不考虑货币统一、财政分散的欧元区（从统一的货币区看，欧元区各成员国的国债实际上也是地方政府债），那么，在主要经济体中，只有我国的政府债务是以地方政府债务为主。 第三，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呈现区域不平衡的特点，东部沿海地区债务负担较轻、中西部较重，发达地区债务负担较轻、不发达地区较重。仅以地方政府债券和城投债券这两种地方债务为例，2009年地方债务呈现出杠杆率与人均GDP正相关的关系，即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杠杆率越高；但2009年之后，地方政府杠杆率已经与人均GDP呈现出负相关的关系，即经济越落后的地区，杠杆率越高。 根据我们的最新统计，2020年和2021年，各地债务（只包括地方政府债券和城投债券）的总还本付息额与财政收入（只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政府基金收入）之比在不发达地区高达43%，比发达地区高出10个百分点。2021年，部分省市（如西南地区的贵州、东北三省、天津等地）的总还本付息额/财政收入将高达60%以上。可以说，如果不借新还旧，这些地区基本不可能用财政收入来还本付息。而且，即使是仅仅偿还利息，有些地区也是困难重重。 二、风险主要来自政府债务的两个不平衡 我国政府债务的特点表明，从中央和地方的“总盘子”看，政府债务问题至少远不如其他主要经济体那么严峻，风险主要来自政府债务的两个不平衡：央地不平衡和区域不平衡，而这两个不平衡都与财政体制有关。在《金融大变革》一书中，笔者曾经区分了两种类型的财政体制：公共财政体制和增长型财政体制，两种财政体制的核心差异在于政府的功能和事权划分。 在公共财政体制中，政府的角色是“守夜人”，其功能主要是为经济提供公共产品，如国防、治安以及基本的养老、医疗、教育服务等。中央/联邦和地方政府的事权按照公共品的属性进行划分，全国性的和跨地区的公共品是中央/联邦事权，区域性的公共品则属于地方事权。在公共财政体制下，公共品的属性决定了中央/联邦事权要大于地方事权：在一国内部，由于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对全国性的公共品需求远大于对区域性公共品的需求，特别是涉及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基本养老、医疗和教育更是属于跨区域和全国性的公共品。特别是在人口老龄化、人口增长率持续下降甚至人口负增长的背景下，用于老年人的养老保障和医疗支出、用于鼓励生育和降低生育成本的各种支出都属于全国性的公共品，这更是极大地强化了中央/联邦事权。 在增长型财政体制中，政府是经济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是“有为政府”，其功能体现于通过规制、产业和信贷政策、基建投资等活动推动经济增长。增长型财政是经济起飞和工业化时期的典型特征，从18世纪早期重商主义的欧洲诸国到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德国以及19世纪西进运动中的美国，政府都积极参与到经济活动中。二战后日本的崛起、上世纪80年代东亚“四小龙”的腾飞以及我国的改革开放，都离不开有为政府。在增长型财政体制下，对于一个地域辽阔的大国而言，地方的事权一般大于中央/联邦的事权：各地政府都需要通过优惠政策吸引生产要素向本地集中，通过基建投资推动本地经济发展，地方和地方之间是相互竞争的，而中央的主要职责在于宏观协调，防止地区经济分割。 由于政府事权分配的差异，在公共财政体制和增长型财政体制下，政府债务的分布就完全不同：对于前者而言，财政支出主要在中央/联邦，因而收不抵支形成的政府债务也主要是在中央/联邦；对于后者而言，财政支出乃至政府债务都是以地方为主。以美国为例，在上世纪30年代之前，州和地方政府的支出占到全部政府支出的70%，政府债务也是以地方为主——这些债务也常常是依靠当地银行的融资。1929年大萧条重创了美国经济，在1933年开启了罗斯福新政后，为了推动全国性的公共工程建设（如跨州公路系统），建立全国性的社保体系，联邦政府的开支迅速上升到50%以上，国债也取代了地方政府债务，成为全国性的安全资产。从那以后，美国在公共财政体制的框架下完善了联邦与地方间的事权分配，事权上收，债务也随之上收，以往时不时就发生的地方政府过度负债问题得以解决。 我国是典型的增长型财政体制，财政支出中用于经济事务的支出（主要是政府直接和间接进行的投资活动）比重远远高于其他主要经济体，而公共服务支出的比重较低。由于发展经济主要是要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地方政府的支出比重高达85%——这甚至超过了分权程度最高的联邦制国家。同时，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下降到55%左右。在55%的地方财政收入和85%的地方财政支出之间的亏空，依靠的就是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至于地方债务问题，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央对地方负债有严格限制，而且，经济繁荣使得地方政府也无需太多依赖债务融资。 2009年的“四万亿”改变了一切。客观地说，“四万亿”为中国经济的恢复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遍布全国的高铁系统、新能源等皆有赖于这一刺激政策。但是，与当年美国应对1929年大萧条不同，我们应对“四万亿”依然依靠的是地方财政支出，而对于地方政府债务融资，也从原先的严格限制变成了默许和完全认可。所以，在增长型财政体制下，应对危机造成了事权乃至债务的过度下放，这是当前我国政府债务两个不平衡的关键原因。 三、需要新一轮财政体制改革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是在增长型财政体制下进行的央地分权安排，由于发展经济主要靠地方，因而事权也主要在地方，同时，为了平衡各地发展的差异，并约束地方过度的投资热情，财权上收到中央。在当前，这种体制不仅通过事权下放、债务下放造成了愈发严重的地方债务问题，而且，也完全不能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要求。在分税制改革27年之后，我们呼吁新的一轮财政体制改革。与分税制改革集中于财权的分配不同，新一轮改革应该聚焦于事权的调整和分配。 新的财政体制改革，基本方向就是从增长型财政体制转变为公共财政体制，这要求财政支出从以经济事务性支出为主转向以公共服务支出为主。我国经济已经度过了大规模工业化阶段，即将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在后工业化阶段，社会对于公共服务的需求将不断上升。同时，我国也正在经历快速的人口老龄化，人口增长率迅速下降：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占比达峰，2015年劳动年龄人口总数达峰，在不远的2027年前后，总人口将要达峰。这种严峻的人口态势是对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乃至国家安全的最严重挑战。应对人口问题的挑战需要发挥财政的作用，财政支出应该更多地用于补贴生育、降低生育成本的领域，而不是再盲目地搞基建投资。 在新的财政体制下，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支出责任要做重新的分配，应该从增长型财政体制下更多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转向公共财政体制下更多地发挥中央的积极性。当前我国在基本的养老、医疗和教育领域尚未实现全国统筹，这是影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主要障碍。剔除这一障碍，必须由中央财政担当起相应事权。对于我们当前面临的严峻人口问题，也是全国性而非地区性的问题，同样需要、也只能依靠中央财政。 在新的财政体制下，应该以国债替代地方债务，同时，对于经济发展和财政状况不同的地区实行不同的债务融资政策。事权向公共服务和中央的转向自然意味着要以国债来取代地方政府债务，而且，增加国债的发行也是人民币摆脱对美元的依附、建立主权信用货币体制的基石。对于地方政府的债务，应该采取存量逐步化解、增量分类限制的政策。存量债务需要逐一甄别，厘清责任，必要时完全可以以国债取代；至于增量债务融资，在经济发展好、财政可持续的地区可以允许自主发债，经济落后、财政收入不稳定的地区可以通过加大中央转移支付力度或者利用政策性银行贷款融资。 新时期依然需要有为政府，只不过政府的作为应该从工业化时期推动大规模投资转向后工业化和人口老龄化时期的公共服务；新时期依然需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只不过需要更多地发挥中央财政的积极性。

一、年内银行千万元级大额罚单频现 银行违规“输血”楼市仍是监管重点 证券日报消息，2021年金融业监管保持高压态势。银保监会官网数据显示，截至10月12日，银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对各类型银行业机构（罚单统计以公布时间为准）共开具了1219张，合计罚没金额超15亿元。值得注意的是，信贷资金违规输血房地产依然是银行受罚“高发区”，其中个人消费贷款用于购房、违法违规向房地产开发企业发放流动资金贷款、同业投资资金违规投向“四证”不全的房地产项目仍是监管处罚重点。从处罚金额来看，银保监会开出单笔超过千万元的罚单亦不在少数。易观高级分析师苏筱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银保监会开出的“千万元级别”罚单越来越多，既表明“涉房”“涉土地”的违规操作是银行信贷资金频频违规的“顽疾”，也体现出监管严厉打击乱象、肃清市场秩序的决心与态度。（证券日报） 二、中铁、山东、民生信托接连踩雷 “宝能系”违约后遗症何解 “宝能系”资金流动紧张的后遗症正在不断显现。10月13日，北京商报记者从多位信托投资者处获悉，目前已有包括中铁信托、山东信托、民生信托在内的多家信托公司设立的“宝能系”信托计划出现违约。在债务人违约后的第一时间，多家信托公司已采取冻结资产、查封抵押物来解决兑付问题，但从抵押物和保证担保方式来看，有多项信托计划受让债权本身也是“宝能系”的关联公司，实际兑付周期究竟需要多久，还需要打个问号。记者从宝能集团处获悉，目前宝能集团总资产约8300亿元，剔除并表的金融企业负债，宝能整体有息负债约2000亿元。宝能集团表示，“随着当前约200亿流动性缺口的逐步解决，相信公司生产经营能很快重回正轨”。今年以来，信托行业违约风险频发，值得关注的是，记者从上述多位信托投资者处获悉，其购买信托产品的方式均是通过平安银行进行代销，而这也不是今年首例银行代销信托产品出现风险的案例。（北京商报） 三、投资者操控83个证券账户 股价闪崩巨亏26.9亿 证监会近期公布了一则行政处罚书，在2019年6月3日至2020年12月29日期间，一名散户投资者控制其本人、近亲属、一致行动人、所控制的北京紫金鼎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员工以及委托其投资的客户账户等共83个证券账户，通过两融杠杆操纵仁东控股，导致股价连续上涨后“闪崩”跌停，成交额达330亿元。该投资者操纵股票不仅合计亏损26.9亿元，还被证监会罚款500万元。经证监会调查，该投资者通过三种方式操纵“仁东控股”：一是集中资金优势和持股优势连续买卖，二是在自己实际控制的账户之间进行证券交易，三是不以成交为目的，频繁或者大量申报并撤销申报。证监会认为，当事人具有操纵市场的主观意图。当事人在询问笔录中称其投资仁东控股，使股价抬升，再通过收购改善公司基本面，实现“股价先行、业绩后跟”，充分证明当事人具有拉抬股价的主观意图，也与当事人不断通过融资融券放大交易规模、股价大幅上涨的客观事实相互印证。（券商中国） 四、发出风险提示 凤凰光学连续5日一字涨停 一份重组预案，让凤凰光学“涅槃”成功，截至10月13日收盘，凤凰光学已连续5日一字涨停。公司已发布风险提示称，公司股价近期连续涨停，滚动市盈率已达226.01，远高于证监会行业分类仪器仪表制造业最新滚动市盈率32.12。公司此前发布的重组预案共分为两部分。首先是重大资产出售方面，其次是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面。然而，凤凰光学最新发布的风险提示公告显示，这份重组预案还存在不少变数。首当其冲的便是此次重组中是否存在内幕交易。公司表示，已经按照相关规定制定了保密措施，但在本次交易过程中，仍存在因上市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或异常交易可能涉嫌内幕交易等情况而致使本次交易被暂停、中止或取消的可能。此外，最值得关注的一点是，此次重组方案的买卖价格还未最终敲定。公司称，此次重组方案中，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等工作尚未完成，交易对价等核心条款尚未最终确定。（上海证券报） 五、美国众议院通过短期债务上限法案 但债务违约风险仍旧存在 美国当地时间10月12日，美国众议院批准短期债务上限上调。该法案将美国政府债务上限提高4800亿美元，暂时避免了违约，拜登预计将迅速签署法案，从而使其能够履行联邦政府的支付责任到12月3日。据悉，美国众议院以219-206的投票结果避开了立即发生金融灾难的威胁，但为不到两个月后再一次围绕债务和支出问题上发生党派对抗打开了大门。美国众议院周二批准了将政府债务上限短期上调的议案，赶在财政部可能用尽借款权限之前几天将法案提交总统拜登签署。接下去美国两党将就基础设施计划和社会改造计划进行博弈，同时12月3日之后的债务上限如何解决，都是未知数，美国政府关门和债务违约的风险仍旧存在。共和党人坚持认为，民主党人应该为提高债务上限承担责任，因为他们希望花费数万亿美元来扩大社会项目和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上周五致信拜登说，他不会与民主党人就再次提高债务上限进行合作。（智通财经）

一、监管动态 （一）人民银行印发《关于做好小微企业银行账户优化服务和风险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的决策部署，优化营商环境，推进电信网络诈骗和跨境赌博资金链治理，切实解决小微企业开户难问题，人民银行近日印发《关于做好小微企业银行账户优化服务和风险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同时印发《小微企业银行账户简易开户服务业务指引》《小微企业银行账户开立服务规范负面清单指引》。 《意见》按照“放得开、管得住、服务好、费用低”原则，统筹小微企业（含个体工商户，下同）银行账户优化服务和风险防控，提出18条意见，指导银行业金融机构（以下简称银行）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优化和重塑银行账户管理机制和流程，有力保障小微企业正常合理的账户服务需求，助力小微企业发展。 《意见》聚焦小微企业开户流程优化，引导银行遵循“风险为本”原则采取差异化客户尽职调查措施，鼓励推行简易开户服务、电子证照应用、政银联动合作，进一步提升开户服务便利度；聚焦小微企业开户服务事项公开，指导银行提供开户进度查询服务，通过公示开户标准、建立负面清单和畅通投诉渠道等方式，提升开户服务透明度；聚焦小微企业账户风险防控，指导银行强化账户全生命周期管理，通过账户分类分级、精准识别可疑账户，倒查涉案账户等措施有效防控账户风险；聚焦小微企业开户服务长效机制建设，指导银行通过完善质效考核、厘清涉案账户责任链、开展常态化督查检查等措施，实现优化服务与风险防控的有机统一。 《意见》要求，银行要严格落实各项工作措施，有效解决小微企业开户难点堵点，减少因风险防控对正常银行账户服务产生不利影响。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要加强对银行账户服务的指导监督，强化部门沟通协作。 （人民银行网站） 点评 人民银行印发《关于做好小微企业银行账户优化服务和风险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持续加大对小微企业的帮扶力度，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指导意见》的出台，对于筑牢小微企业健康发展根基，实现银行账户优化服务和风险防控具有积极意义。 （二）人民银行印发《关于加强支付受理终端及相关业务管理的通知》 日前，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支付受理终端及相关业务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围绕银行卡受理终端全生命周期管理，要求收单机构建立终端序列号与收单机构代码、特约商户编码、特约商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特约商户收单结算账户、银行卡受理终端布放地理位置等五要素关联对应关系，并确保该关联对应关系在支付全流程的一致性和不可篡改性。围绕上述要求，立足支付市场主体不同职责，建立多层次规范机制，形成各司其职、多方共治的管理体系。 《通知》围绕银行卡受理终端全生命周期管理，要求收单机构建立终端序列号与收单机构代码、特约商户编码、特约商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特约商户收单结算账户、银行卡受理终端布放地理位置等五要素关联对应关系，并确保该关联对应关系在支付全流程的一致性和不可篡改性。 《通知》遵循同类业务同等标准的原则，结合条码支付受理终端与传统银行卡受理终端的异同点，对特约商户的条码支付受理终端实施分类管理。对于与传统银行卡受理终端类似，可采集主要支付信息、参与发起支付指令的条码支付受理终端，如卡码复合智能终端等，执行与银行卡受理终端同等的监管要求。 （人民银行网站） 点评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支付受理终端及相关业务管理的通知》的印发，对消费者和小微商户将产生重要影响。《通知》的印发助于更好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另一方面，《通知》的印发可以从源头防范外包机构挪用资金，有助于更好地保障个人经营者和小微商户的资金安全和服务体验。 （三）银保监会发布《银行保险机构大股东行为监管办法（试行）》 10月14日，中国银保监会发布《银行保险机构大股东行为监管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办法》指出，银行保险机构大股东应当使用来源合法的自有资金入股银行保险机构，不得以委托资金、债务资金等非自有资金入股，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银行保险机构大股东应当逐层说明其股权结构直至实际控制人、最终受益人，以及与其他股东的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确保股权关系真实、透明，严禁隐藏实际控制人、隐瞒关联关系、股权代持、私下协议等违法违规行为。 （银保网站） 点评 近年来，少数银行保险机构大股东滥用股东权利，不当干预公司经营，违规谋取控制权，利用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输送和资产转移，严重损害中小股东及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此次银保监会发布《银行保险机构大股东行为监管办法（试行）》，旨在加强公司治理、股权管理和关联交易等制度建设，进一步强化对大股东行为的规范约束。《办法》的出台，对于推动大股东规范行使权利、依法履行义务，切实维护银行保险机构稳健经营具有积极意义。 二、观点聚焦 （一）易纲：中国大型科技公司监管实践 金融科技的不断发展给中国监管当局带来了新挑战：一是无牌或超范围从事金融业务；二是支付业务存在违规行为；三是通过垄断地位开展不正当竞争；四是威胁个人隐私和信息安全，五是挑战传统银行业的经营模式和竞争力。 为了应对上述挑战，中国持续弥补监管制度的“短板”，陆续出台了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的措施。在此过程中，我们始终秉承以下三条理念：一是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支持民营经济、互联网经济和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二是不断增强政策透明度和可预期性，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隐私，促进公平竞争。三是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方向，创造良好营商环境，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在数字领域强化科技创新国际合作。 相关举措集中体现为以下三条监管实践：一是金融作为特许行业，必须持牌经营。二是建立适当的防火墙，避免金融风险跨部门、跨行业传播。三是断开金融信息和商业信息之间的不当连接，防止“数据-网络效应-金融业务”的闭环效应产生垄断。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二）郭树清：对国有、民营和外资企业一视同仁 2021年中国银保监会国际咨询委员会（IAC）会议于9月23日至24日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围绕新冠疫情下发达国家超宽松货币政策及其主要影响和外资投资入股中资银行保险机构两个议题进行深入讨论，期间套开外资投资入股中国银行业保险业专题会议。与会人员对中国金融体系的改革、开放和监管给予高度评价，对中国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增长给予充分肯定。 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会上介绍了中国当前经济金融最新形势和银行业保险业对外开放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对国有、民营和外资企业一视同仁，为所有市场主体营造良好发展环境。我们欢迎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国际咨询委员和与会外资机构负责人对中国应对疫情取得的成效和金融业对外开放取得的积极进展给予高度评价。他们一致表示，对中国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希望与中国金融机构继续深化合作，进一步扩大在中国的投资。 （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