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监管动态 （一）中国银保监会就《理财公司理财产品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近日，中国银保监会制定了《理财公司理财产品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办法》充分借鉴国内外监管实践，对理财产品流动性管控重点进行了明确与规范。共七章45条，分别为总则、治理架构与管理措施、投资交易管理、认购与赎回管理、合作机构管理、监督管理以及附则。 制定《办法》是银保监会落实《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管理办法》等制度要求的具体举措。通过建立专门的理财产品流动性管理规定，进一步完善了理财公司规则体系，有助于督促理财公司完善流动性管理机制，提高管理能力，更好推动理财产品净值化转型。同时，也有助于保持理财产品投资策略的相对稳定，为投资者获取长期投资、价值投资收益，更好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不受损害并得到公平对待。 下一步，银保监会将根据各界反馈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并适时发布实施。 （中国银保监会官网） 点评 《办法》要求理财公司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和管控机制，健全各项管理制度并有效实施。同时，《办法》强调将流动性风险管理贯穿于理财业务运行的全流程，要求理财公司加强理财产品认购、赎回管理，同时强化了事先约定和信息披露要求。《办法》有利于督促理财公司加强产品流动性管理，防范跨市场、跨产品风险传染，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二）中国银保监会发布《关于开展养老理财产品试点的通知》 9月10日，银保监会制定并发布《关于开展养老理财产品试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自2021年9月15日起施行。 开展养老理财产品试点，是银行业保险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稳步推进养老金融改革发展的重要举措。 银保监会结合国家养老或金融领域改革试点区域，选择“四地四家机构”进行试点，即工银理财在武汉和成都、建信理财和招银理财在深圳、光大理财在青岛开展养老理财产品试点。试点期限一年。试点阶段，单家试点机构养老理财产品募集资金总规模限制在100亿元人民币以内。 《通知》要求四家试点机构稳妥有序开展试点，做好产品设计、风险管理、销售管理、信息披露和投资者保护等工作，保障养老理财产品稳健运行。同时，坚持正本清源，持续清理名不符实的“养老”字样理财产品，维护养老金融市场良好秩序。 下一步，银保监会及试点地区银保监局将加强对养老理财产品试点工作的监督管理，及时对试点工作进行评估和经验总结，为推动理财公司更加深入地服务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建设，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创造良好条件。 （中国银保监会官网） 点评 结合国家养老或金融领域改革试点区域，中国银保监会选择“四地四家机构”进行试点。本轮养老理财试点是在资管新规框架下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的一次尝试。《通知》的出台有利于丰富第三支柱养老金融产品供给，培育投资者“长期投资长期收益、价值投资创造价值、审慎投资合理回报”理念，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养老需求。 （三）中国银保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发布《关于2021年第二季度银行业消费投诉情况的通报》 近日，中国银保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发布《关于2021年第二季度银行业消费投诉情况的通报》（2021年第14号通报，以下简称《通报》），通报了第二季度银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接收并转送的银行业消费投诉情况。 《通报》指出，2021年第二季度，银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共接收并转送银行业消费投诉84424件，较2020年第二季度同比增长25.5%。其中，涉及国有大型商业银行26537件，同比增长12.9%，占投诉总量的31.4%；股份制商业银行35135件，同比增长22.4%，占投诉总量的41.6%；外资法人银行367件，同比减少1.6%，占投诉总量的0.4%；城市商业银行（含民营银行）8928件，同比增长53.8%，占投诉总量的10.6%；农村中小金融机构5037件，同比增长94.0%，占投诉总量的6.0%；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8420件，同比增长34.4%，占投诉总量的10.0%。 《通报》指出，2021年第二季度，涉及信用卡业务投诉46273件，同比增长37.2%，占投诉总量的54.8%。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投诉13811件，同比增长71.8%，占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投诉总量的52.0%；股份制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投诉29161件，同比增长21.9%，占股份制商业银行投诉总量的83.0%；外资法人银行信用卡业务投诉274件，同比减少2.8%，占外资法人银行投诉总量的74.7%。交通银行、农业银行的信用卡业务投诉量位列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前两位。光大银行、中信银行、民生银行的信用卡业务投诉量位列股份制商业银行前三位。东亚银行信用卡业务投诉量位列外资法人银行第一。 2021年第二季度，银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接收并转送的银行业消费投诉中，涉及个人贷款业务投诉23059件，同比增长52.2%，占投诉总量的27.3%。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个人贷款业务投诉4322件，同比增长53.8%，占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投诉总量的16.3%；股份制商业银行个人贷款业务投诉3117件，同比增长48.6%，占股份制商业银行投诉总量的8.9%；外资法人银行个人贷款业务投诉41件，同比减少10.9%，占外资法人银行投诉总量的11.2%。工商银行、农业银行的个人贷款业务投诉量位列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前两位。光大银行、平安银行的个人贷款业务投诉量位列股份制商业银行前两位。渣打银行个人贷款业务投诉量位列外资法人银行第一。 2021年第二季度，银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接收并转送的银行业消费投诉中，涉及理财类业务投诉4334件，同比减少59.2%，占投诉总量的5.1%。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理财类业务投诉2691件，同比减少69.5%，占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投诉总量的10.1%；股份制商业银行理财类业务投诉1003件，同比减少24.0%，占股份制商业银行投诉总量的2.9%。邮储银行理财类业务投诉量位列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第一。招商银行、光大银行、平安银行的理财类业务投诉量位列股份制商业银行前三位。 （中国银保监会官网） 点评 2021年第二季度，银行业消费投诉同比增长了25.5%，股份制银行占比最高，但农村商业中小金融机构投诉总量增长速度最快。从业务上看，信用卡业务投诉占比最高，达到54.8%，其次为个人贷款业务（27.3%）。相比而言，理财业务投诉量明显偏少，仅占到投诉总量的5.1%。对此，我国要加快建立健全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切实保障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 二、观点聚焦 （一）易会满：深化资本市场开放合作 促进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复苏发展 中国证监会主席易会满近日在第60届世界交易所联合会（WFE）会员大会暨年会上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各国各地区加强宏观政策协同，综合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就业政策，全力恢复正常的经济金融秩序。总体来看，全球资本市场经受住了疫情的冲击，展现出强大韧性，迅速恢复正常功能。资本市场基础功能有效发挥，有力支持了实体经济恢复发展。 易会满表示，开放合作是全球资本市场融合发展的必然趋势。当今世界的资本市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上市公司、金融机构和投资者都是国际化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应当摒弃零和博弈的思维。世界主要的金融中心也都是资本市场比较发达的区域，承担着汇集全球资金、配置全球资源的枢纽功能，理应为全球投资者服务，为跨境投融资提供便利，不应成为所在地政府打压制裁他国的平台和工具。 易会满表示，面对疫情冲击和影响，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开放的步伐没有放缓，反而进一步加快。科创板、创业板试点注册制平稳落地；证券基金期货行业外资股比和业务范围国民待遇全面落实；沪深港通、沪伦通、ETF互通等持续拓展；公募REITs、期货期权等产品创新开放稳步推进，对全球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的吸引力明显提升。 易会满强调，新形势新挑战需要交易所全面提升应对能力。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和金融创新的迅猛发展，再叠加疫情冲击，资本市场的运行模式和行业生态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交易所发展所处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风险隐患增多。对此，易会满指出，要增强忧患意识，树牢底线思维，加强对关乎资本市场长远可持续发展的一些战略性基础性问题的研究，强化自身能力建设，在基础制度完善、金融风险防控和服务实体经济等方面积极寻求应对之策。进一步地，易会满提出了四个问题：一是一线监管的数字化智能化问题，二是社交平台发展带来的投资者行为变化问题，三是发行上市模式创新的问题，四是新型交易方式的监管问题。 （中国金融新闻网） （二）范一飞：金融科技可弥合数字鸿沟、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 9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范一飞在2021中国（北京）数字金融论坛上谈到共同富裕时表示，金融科技是弥合数字鸿沟、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手段。 范一飞首先指出，金融科技可以纾解城乡间数字化建设鸿沟。全面实施金融科技赋能乡村振兴示范工程，推动构建“线上线下打通、跨金融机构互通、金融与公共领域融通”的新型服务渠道，建立“一点多能、一网多用”的惠农综合服务平台，推动农业供应链资金流、商流、物流深度融合，将金融资源精准配置到农业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助力农业产业现代化发展。 二是破解群体间数字化应用鸿沟。聚焦老年、少数民族、残障等人群日常生活中的高频金融场景，因人而异打造适老化、民族版、关怀式移动金融产品，运用智能移动设备延伸金融服务触角，不断提升服务深度、广度和温度，让守正向善的科技创新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三是缓解机构间数字化发展鸿沟。大型金融机构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以数字化转型为契机，通过能力输出、技术辐射、同业协作等探索以大带小、以强扶弱的协同发展新模式，激活全行业数字化经营动能。中小金融机构要充分把握“地缘、亲缘、人缘”固有优势，善用外力、合作共赢加快数字化转型，构建差异化竞争力和精益管理体系，赋能地方经济和小微企业健康发展。 （新浪财经）

PIIE 世贸组织应介入气候变化政策议题 PIIE高级研究员赫夫鲍尔指出，各国不同的气候变化政策可能会引发贸易战，因此世贸组织应当介入该议题。 美国、中国和欧洲都决定增加碳排放的费用，但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政策范围及措施。其中，通过收税、交易制度或监管提高碳排放的费用势必导致本国的商品及服务更加昂贵。因此，有担忧认为，部分国家可能凭借较低的碳排放成本，出口更便宜的商品；但这一担忧又导致了其他国家对其出口遭受不公平惩罚的恐慌，而这些担忧可能会引发严重的贸易战。 对此，赫夫鲍尔建议应由世贸组织来裁决分歧，并形成一个解决碳排放问题的框架。世贸组织可以成立专家组来计算并定时更新成员国实施的国内碳限制（包括税收及法规）的税收等值。此外，每个成员国应该根据该税收等值适当调整对其他成员国进口产品的相关管制。总的来说，世贸组织成员国应当共同承认，当成员国进出口管制符合相应的税收等值时，那么其他成员国则不能以违反世贸组织规则的名义来指控该国。作为实施该建议的第一步，各成员国应当都采取两年的缓冲期，为世贸组织认真计算税收等值留出充裕的时间。[1] BIS 货币政策的三个挑战 9月2日，货币与经济部负责人博里奥提出了货币政策将面临的三大挑战。 博里奥指出，主流分析框架的三点预设可能不符合事实，部分导致了政策空间的缩减，并且使得政策常态化变得更加复杂。第一，经济波动反映的是外部冲击，而非内部的不稳定状态。然而，经济并非恒定不变的系统：目前，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经济波动的内在因素十分关键，这不应当被忽视；金融要素在经济周期理论中的地位也不断升高。第二，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只有短期影响，不影响实际利率。一方面，既然货币政策可以对金融循环产生影响，那么货币政策就不可能在任何相关的政策范围内都是中性的。另一方面，自然利率这一概念可能存在问题。观念上，所谓的“均衡”利率不应该对未来某一时刻的宏观经济造成重大损害，并且，实证分析也表明储蓄、投资与自然利率之间的关系较弱。第三，通货紧缩的成本是巨大的，因此宽松政策至关重要。然而，这一成本取决于价格波动是由供给还是需求冲击造成的，实证上也没有证据表明通货紧缩与产出不足之间存在系统性的关系。一些研究指出，金融周期中，债务与商品及服务价格之间的破坏性互动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债务与资产价格之间的互动，而这一观点已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得以充分反映。 如果上述提到的问题能让主流观点看法更好地评估经济情况，那么各央行则有更多的灵活性来建立缓冲。这就意味着央行对通胀目标的要求可以更加灵活，因而可以使货币政策系统性地将长期金融和宏观经济稳定纳入其中。[2] 欧央行 气候变化和货币政策 8月31日，欧央行执委施纳贝尔指出，央行之所以需要更加关注气候变化，主要是因为其至少有三个渠道会影响物价稳定：1）气候变化可能损害央行货币政策对家庭及企业融资条件的传导作用，进而打击消费与投资；2）通过降低均衡实际利率的方式，气候变化可能会进一步缩小传统货币政策的空间；3）气候变化及相对应的政策都可能对通胀趋势产生直接影响。除此之外，气候变化还可能对金融稳定性、银行监管等方面造成影响。 基于此，欧央行公布了行动计划及详细的路线图，承诺将进一步把气候变化因素纳入货币政策框架。欧央行计划在经济监管中，加入气候变化相关因素，并研发、推行气候相关统计指数。欧央行倡导具有国际一致性及可审计性的气候信息披露：欧央行将引入私人部门资产的披露标准；计划在2023年一季度前，开始披露其非货币政策投资组合及企业部门购买计划（CSPP）的气候相关信息。其中，因为排放密集型部门往往有大量固定的长期资本投资需求，且更频繁地发行债券，所以在实行市场中立原则的情况下，CSPP及投资组合会对这些部门进行更多投入。因此，欧央行在购买公司债券时，还将考虑气候变化相关标准。[3] 日央行 日本经济状况及货币政策 9月1日，日本央行副行长田部昌澄发表演讲，指出日本经济形势，特别是家庭的经济状况依旧不容乐观。排除物价波动影响后，2021年一季度实际GDP增长率为负值，二季度GDP增长率有所缓和，但实际GDP依旧低于疫情前水平。积极的方面，尽管一些部门（如面对面服务业）依旧疲软，但2021年一季度企业部门总体利润已经超过了疫情前水平，商业固定投资也已经回升。但家庭部门就业及收入情况依旧较弱，失业率约为3%，依旧高于疫情前水平。尽管近期平均工资有所回升，但私人消费并没有好转：疫情相关的不确定性大大限制了消费活动，就家庭部门来看，收入的提升没能带动消费的好转。要实现更好的经济前景，需要企业及家庭对经济增长有更高的预期，并预期未来通胀率较低，因而将疫情以来的储蓄用以投资，促进经济恢复。 田部昌澄还讨论了日央行所面临的三个政策挑战。第一，央行应当如何助力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尽管气候变化带来了负外部性，因此处理该问题是政府的职责，但由于气候变化风险的传导机制及影响仍然高度不确定，所以央行应当实行的措施仍旧充满争议。同时，尽管管理气候变化被确认在央行的职责范围内，但政府内部如何合作及划分工作分工依旧重要。第二，央行要继续维持2%的物价稳定目标，以保证足够的政策空间，妥善处理物价数据的偏差，并与国际的2%通胀标准保持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央行之所以要同国际标准保持一致，是因为这样可以使日元的名义汇率变得更加稳定，但这也不意味着日央行放弃了其独立性。第三，物价稳定与金融系统稳定之间相互依存：金融系统稳定是物价稳定的根本，同时物价稳定也能保证金融系统的稳定。[4] 编译：贺怡源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研究助理 审校：胡志浩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1] Gary Clyde Hufbauer, “Divergent Climate Change Policies Among Countries Could Spark a Trade War. The WTO Should Step in.,” https://www.piie.com/blogs/trade-and-investment-policy-watch/divergent-climate-change-policies-among-countries-could [2] Claudio Borio, “Back to the Future: Intellectual Challenges for Monetary Policy,” https://www.bis.org/speeches/sp210902a.htm [3] Isabel Schnabel, “Climate Change and Monetary Policy,” https://www.ecb.europa.eu/press/blog/date/2021/html/ecb.blog210831~3a7cecbf52.en.html [4] Wakatabe Masazumi , “Japan’s Economy and Monetary Policy,” https://www.boj.or.jp/en/announcements/press/koen_2021/ko210901a.htm/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愈加强烈，“幸福”逐渐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大议题。在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本文使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实证分析了金融科技发展对农村家庭幸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发展能显著提高农村家庭幸福感，其中金融科技的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对幸福感的提升最为重要。机制分析发现，提高农民收入、为农民创业提供支持以及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金融科技发展提高农村家庭幸福感的重要原因。异质性分析发现，金融科技发展对农村家庭幸福感的积极影响在家庭人员结构较为年轻、负债水平较高以及中国中西部地区的样本中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为新时代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把握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了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