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关大科技公司（BigTech）的讨论尤为热烈，特别是关于Bigtech从事金融业务的优劣争论。

首先，在中国的语境中，政治经济学已不是一个简单的学科门类。它代表着对社会发展经验的总结，远远超越了学科建设的范畴。

4月30日，银保监会就《商业银行金融资产风险分类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暂行办法》是对2007年银监会发布的《贷款风险分类指引》（以下简称《指引》）的修订和扩充。

在3月总量与结构均“完美”的金融数据过后，4月的金融数据跌入了低谷。

普惠金融，是一个能有效地、全方位地为人民群众，尤其是贫困、低收入人口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如何充分发挥其作用，是人们普遍关心的话题。

全球经济的金融化趋势在近二十年逐步加深，金融市场波动对宏观经济的运行带来了不确定性冲击，甚至改变了经济周期的原有轨迹。在此背景下，对宏观经济、金融运行进行高频率的监测和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有鉴于此，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NIFD）与国新指数研究中心经过长期的研究准备，联合推出“国新指数”系列，旨在为宏观分析提供更为丰富的量化视角，并通过高频指数服务于政策制定、学术研究和行业实践。

随着经济结构转型、消费观念升级和金融科技的迅猛发展，在消费金融政策红利的促进下，我国场景消费金融行业实现快速发展。相对于无场景支撑的“现金贷”业务，与消费场景深度结合的场景消费金融的结构、流程和参与者更为复杂。当前，我国场景消费金融市场的主要风险为用户信用风险、欺诈与套现风险、法律与纠纷风险、资金流动性风险、金融科技自身风险和内部管理风险等。形成风险的原因主要有：新兴行业野蛮发展，忽视行业风险控制；监管体系不够健全，监管套利与法律风险突出；征信体系不够完善，信用风险不断积累；行业内部发展不平衡，风险管理能力良莠不齐；消费者维权意识不强，金融知识匮乏；公司内部控制不足，导致内控风险高企。因此，我国应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加强对场景消费金融的监管。

2018年12月2日，中国银保监会正式发布《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理财子公司正式成为一类全新的商业银行投资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作为非银行金融机构，理财子公司实现了《资管新规》提出的“公平竞争”原则，在产品准入、销售分销和投资管理等部分与公募基金和资金信托计划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加上银行固有的渠道优势和信誉优势，理财子公司必然会成为资产管理行业中重要的参与者。

本轮经济增速放缓需要从两个视角分析，一个是短期视角，另一个是长期视角。短期看，经济增速放缓的主因是金融去杠杆，主渠道是房地产开发和基建投资下降，民营经济也遭受较大冲击。逆周期宏观调控是应对经济波动的正常操作，也是对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正交性的检验和协调配合的探索，不能简单解读为“放水”或政策转向。扶持民营经济的相关政策可以看作在竞争中性原则确立之前的权宜之计，也有稳定预期的作用。长期看，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矛盾，已经从就业和通胀的折衷，转变为经济稳定和金融稳定的折衷。金融去杠杆背后并非表外业务回表和传统体制回归，而是整个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转型。这一转型的成败，直接关系到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成败，也直接关系到我国能否打破金融诅咒，续写增长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