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创新是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战略竞争在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已变得越来越重要。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全球范围内孕育兴起，世界主要国家都在寻找科技创新的突破口，以期抢占经济发展的先机。面对新变化新挑战，我们必须面向世界科技前沿，优化配置创新资源，提升国家创新能力，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

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提出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产业政策要发展和安全并举，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这是党中央立足国家发展大局作出的重要部署。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意味着我们要围绕实体经济创新发展的战略需求来优化金融体系功能与结构，增强金融体系服务创新发展的能力，为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稳定、持续的资金保障。同时，金融体系也需要不断运用新的科技手段提升自身的适应性、竞争力和普惠性，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作为一个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中形成的政策术语， “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提法背后有着坚实的学理支撑，蕴含着清晰的理论逻辑。从根本上说，科技、产业、金融是决定国家创新能力的三类关键因素。其中，科技发明是创新的源头活水，产业发展是将创新成果转化为国民财富的必由之路，金融资源是创新的重要支撑。要实现创新驱动，就必须通过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改善资本和资源配置效率，从而实现“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

鉴于“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与创新发展之间存在如此紧密的关联，本文拟在准确把握创新发展理论逻辑的基础上，对“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的核心要义进行初步探究。以此为理论基础，本文还将对推动我国“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提出初步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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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改革开放初期，党和政府将市场化取向的“宏观调节”与行政色彩较浓的“宏观控制”两种提法有机结合，形成了“宏观调控”新提法，并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有健全的宏观调控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党中央“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增强宏观政策自主性”。经过长期努力，我国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基本框架业已形成，宏观调控的目标、工具和机制趋于成熟，基于我国实践的宏观调控思想、理念和经验持续积累，为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作出了重要贡献。

当前，我国已进入新发展阶段，国情世情发生深刻变化，前进道路上面临更多逆风逆水的环境，对宏观调控提出了新挑战、新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为新发展阶段的宏观调控指明了方向。此后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对当前的宏观调控政策框架进行了系统谋划。本文拟在总结我国宏观调控特色的基础上，对新发展阶段中国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重大原则、重要途径和根本遵循等重大问题进行分析和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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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强国，是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梦想；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和根本利益。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围绕这个中心任务，报告进一步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这是基于新时代我国发展实际提出的重大战略判断，是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的行动指南，也是我国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首要任务。

一、推动高质量发展是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了新发展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说到底就是发展质量不高，发展的成果尚不能完全满足人们的美好生活需要。可见，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集中体现在发展质量上。因此，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

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解决好质的问题，提高发展质量，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如果说在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过程中，主要解决的经济问题是量的积累问题，那么当我们面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必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解决好质的问题，以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在实现质的有效提升过程中推动量的合理增长。唯有如此，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才能在“站起来”“富起来”的基础上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从而实现历史性新跨越，真正做到“强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

扩展开来说，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进而推动高质量发展，是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的指导原则。新发展阶段明确了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新发展理念是新发展阶段党领导经济工作的战略指针，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应对新发展阶段风险挑战、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战略路径。而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归根到底是为了不断提高我国经济的发展质量，解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党的二十大系统总结党领导人民探索现代化道路的伟大实践，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围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和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各方面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面向新阶段新征程，我们必须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导，深刻认识我国发展阶段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系统把握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挑战新变化，找准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突出矛盾，面向各个方面的主要制约，把科学理论的强大思想力量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充沛动能和生动实践，加快推动各领域工作转入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加安全的新轨道，不断开创经济工作新局面，确保到2035年如期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形成新发展格局。

二、健全现代金融体系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立业之本。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发展战略决定金融发展战略。既然新发展阶段的经济发展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那么致力于服务实体经济的金融改革发展也必须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我们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从中国金融改革发展的实践入手，进一步讨论高质量发展对金融体系改革发展提出的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17年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金融和实体经济是共生共荣的关系。”2019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进一步强调：“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这些重大理论判断深刻揭示了经济与金融之间的辩证关系。

一方面，金融之于经济，起到的是辅助性、服务性、支撑性的作用，通过利用金融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媒介功能来助力经济繁荣与稳定，通过发挥连接供求的桥梁和组织资源的作用来修复经济失衡，确保经济循环畅通无阻。如果偏离实体经济需要来搞规避监管的所谓“金融创新”，极易出现资金体内空转和经济脱实向虚，阻碍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

另一方面，经济之于金融，起到的则是决定性作用，是决定其能否兴旺强盛的第一性、主导性、基础性因素；没有雄厚的实体经济基础和稳定的经济运行做支撑，金融发展就成为无本之木。如果经济发展不能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就会导致实体产业回报率大幅下降，供需循环不畅，使得金融业缺乏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动力，加大金融业发展面临的风险挑战。

用上述科学理论来分析梳理中国金融发展的历史与现实，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领导探索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百余年生动实践已经有力地证明，金融和实体经济是共生共荣的关系，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归根到底就是不断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进而不断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伟大探索。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金融改革发展的路径是，首先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之外发展出大量新型机构和各类主体，激发金融体系活力，满足实体经济需要。在市场主体多元化格局形成之后，再着手推动金融资源配置方式媒介化、市场化，继而推动金融宏观调控体制和利率、汇率、国债收益率等基础价格形成机制的变革。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保持一定的政府干预力度，以确保经济金融体系总体保持平稳，不发生经济社会危机；一方面不断强化市场力量，调动微观主体积极性，为新业态、新机制的引入创造条件，提高金融资源配置的整体效率。这种稳中求进的转型策略，确保了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确保了金融转型的帕累托改进或卡尔多改进性质，有效减少了转型的阻力。

经过长期努力和接续奋斗，中国金融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我国金融体系的活力持续增强，储蓄源源不断地通过金融体系转化为投资，资金的有效供给不断增加，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稳步提升，从而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促进了实体经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为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做出了卓越贡献。

当前在高质量发展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的现实背景之下，推动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紧迫性、重要性进一步凸显，高质量发展必须成为新发展阶段我国金融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的主题。由于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是2035年我国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建设与现代化经济体系相适应的现代金融体系也应成为金融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

面向未来，我们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支持经济稳定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为基本导向，以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和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为目标，尽快补齐短板，锻造长板，全面提高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效率和水平，走好新时代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三、新发展阶段健全现代金融体系的战略目标与战略路径

以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为根本遵循，我国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应定位于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从而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金融发展观，更好地满足实体经济和人民群众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有力支撑。

——增强适应性，就是要把握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发展大势，努力发挥好金融的资源配置媒介作用，使得金融发展更好地适应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的前提下，通过提升资金配置效率来带动劳动、技术、土地、数据等各类实体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推动经济迈向创新驱动型发展方式，从而助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提高竞争力，就是要将金融视为国家的重要核心竞争力，以雄厚的实体经济基础和稳定的经济运行态势为支撑，充分发挥市场规模巨大、人力资源丰富、宏观调控能力强、金融韧性好等优势，着力构建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金融体系，以金融开放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不断提高我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

——增加普惠性，就是要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金融发展观，加强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的金融服务需求，既持续增强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包容性，又有力维护国家经济金融稳定和人民财产安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战略目标明确之后，接下来的主要问题就是战略路径选择。首先，我们坚持问题导向，采用实体经济与金融两分法来观察分析我国金融体系中形形色色的风险点，大体是以下三类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一是在实体经济内部，结构性问题长期积累，投资回报率下降，构成金融风险滋生的土壤；二是在金融体系内部，金融制度与金融结构存在错位，导致金融体系内部的自我循环不断强化；三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归结起来，上述因素均属于来自供给侧的结构性问题。这表明，我国金融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在供给侧，不是实体经济和人民群众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不足，而是金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不能充分满足需求。破解这些难题，最根本的办法是要同时从实体经济、金融和二者的关联机制三个层面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要注重推动实体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二要完成金融体系自身发展方式的转变，从规模扩张的传统路径转向效率改进、质量提升、竞争力提高的新方位；三要疏通实体经济与金融之间的循环，消除堵点，降低交易成本。三管齐下，综合施策，方能切实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促进血脉畅通，激发肌体活力，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换言之，促进经济金融共生共荣，不仅需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同样也需要金融体系自身从供给侧实施变革，激发活力。既然金融体系的短板和不足主要是在供给侧；既然与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实体经济的金融服务需求相比，我国金融服务的供给是不平衡、不充分的；那么，从供给侧的结构问题入手深化金融改革，便成为实现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路径。

四、新发展阶段健全现代金融体系的战略重点

从高质量发展的总体要求入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健全现代金融体系的重点领域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高质量发展是宏观经济稳定性增强的发展。要完善金融宏观调控，稳住宏观经济大盘。关键是发挥好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创新货币政策工具，稳定经济增长。还要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在财政资金投放、国债管理、国库现金管理、重大风险处置和经济结构调整等方面的协调配合，形成调控合力，切实提高宏观经济政策效能。

——高质量发展是创新驱动的发展。要以促进“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为主攻方向，建立健全科技创新、产业发展、金融服务的一体化政策体系，进一步完善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科技、产业、金融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使金融资本的动员和配置活动更好地与企业创新活动的周期性特征和技术特性相匹配，从而推动科技进步更好地转化为企业创新和经济增长。同时，要弘扬企业家精神，将科技创新作为推动金融服务供给结构变革和提升我国金融业国际竞争力的根本动力，稳妥发展金融科技，推动科技向善。

——高质量发展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要积极推进绿色金融和转型金融发展，为高碳行业的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支撑，充分展现全球负责任大国的减排担当。要建立健全市场化的转型金融体系和激励机制，建立明确的绿色项目和转型行业支持目录与可操作性的落地标准，对不同主体或活动，设置差异化门槛标准并引入动态调整机制，探索推广转型信托、绿色保险、以转型资产为基础的资产证券化等创新产品，逐步建立适用于中国的转型金融支持体系。

——高质量发展是更为安全的发展。金融安全是金融发展的底线，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战略性考量。近期在俄乌冲突中出现的各种“金融武器化”现象进一步凸显了金融安全的重要性。防范跨境资本异常流动风险，维护金融基础设施安全，争夺在金融产品定价、数据治理、金融标准化等方面的国际话语权，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均是统筹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的重要举措。鉴于支付清算等金融基础设施的极端重要性，要从准入机制、治理结构、业务规则、财务管理、风险控制、系统安全、数据标准、信息披露、隐私保护、审查评估与处罚等方面入手，全面强固我国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

——高质量发展是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发展。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着力解决普惠金融普而不惠的问题，切实降低金融服务成本，增强金融服务的可得性。要充分认识全球化、金融化、数字化给资本扩张与分配失衡所带来的时代之题，把握好再分配政策与激励政策的平衡，持续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避免财富积累过程中的过度分化。

——高质量发展要以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国家治理体系为支撑。要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导，加强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要坚持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发挥党在金融工作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要在新设立的中央金融委员会、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等制度框架之下，不断健全金融稳定和发展的顶层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研究审议金融领域重大政策、重大问题，指导金融系统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要完善金融监管体系，有力维护金融稳定，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金融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循环逐步形成。中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只有继续毫不动摇扩大金融业开放，吸引更多全球高质量金融资源，才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高水平金融支持。

一、背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始终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我们要努力回答的时代之题是，如何在“站起来”“富起来”的基础上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历史性新跨越，真正做到“强起来”。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这一重要论断表明，高质量发展是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战略目标。我们必须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从而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

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实际上是发展质量不高的表现，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问题集中体现在发展质量上。因此，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解决好质的问题，提高发展质量，就成为化解这一矛盾的根本出路。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我国经济由大向强转变，要求我们必须找准发展中面临的矛盾，面向各个方面的主要制约，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培育以技术、标准、品牌、质量、服务等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新优势，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坚定不移推进质量强国建设。为了统筹推进质量强国建设，全面提高我国质量总体水平，中共中央、国务院于近期专门印发了《质量强国建设纲要》。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明确了新时代金融的定位。既然高质量发展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那么推动金融业高质量发展也就理应成为新发展阶段我国金融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的主题。我们要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始终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放在第一位，以切实管用的举措全力推动金融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

二、目标：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

2019年2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这一重要论断生动刻画出两者之间休戚与共的血肉联系，为我们理解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科学内涵提供了理论基石：金融体系不断将作为国民经济“血液”的货币资金输送到经济“肌体”当中，通过货币资金的流动来引导实际资源（土地、劳动、资本等要素）的配置，从而服务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反过来，经济肌体的强健也为金融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创造出大量需求。

在经济和金融的关系中，实体经济发展是根本，金融服务是支撑。一方面，金融之于经济，显然是第二性的，它起到的是辅助性、服务性、支撑性的作用，通过利用金融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媒介功能来助力经济繁荣与稳定。另一方面，经济之于金融，起到的则是决定性作用，是决定其能否兴旺强盛的第一性、主导性、基础性因素，没有雄厚的实体经济基础和稳定的经济运行做支撑，金融发展就成为无本之木。

以上述理论框架为支撑，我国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应定位于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从而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金融发展观，更好满足实体经济和人民群众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从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有力支撑。

增强适应性，就是要努力发挥好金融的资源配置媒介作用，使得金融发展更好适应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通过提升资金配置效率来带动劳动、技术、土地、数据等各类实体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从而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提高竞争力，就是要将金融视为国家的重要核心竞争力，以雄厚的实体经济基础和稳定的经济运行态势为支撑，充分发挥市场规模巨大、人力资源丰富、宏观调控能力强、金融韧性好等优势，着力构建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金融体系，不断提高我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

增加普惠性，就是要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金融发展观，加强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的金融服务需求，既持续增强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包容性，又有力维护国家经济金融稳定和人民财产安全。

三、路径：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归结起来，我国金融体系中形形色色的风险点，大体是以下三类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一是在实体经济内部，结构性问题长期积累，投资回报率下降，构成金融风险滋生的土壤；二是在金融体系内部，金融制度与金融结构存在扭曲和错位，导致金融体系内部的自我循环不断强化；三是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循环流转通道出现了梗阻，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下降。

总之，上述因素均可归为来自供给侧的结构性问题。这表明，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均在供给侧。破解这些难题，最根本的办法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要注重推动实体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二要完成金融体系自身发展方式的转变，从规模扩张的传统路径转向效率改进、质量提升、竞争力提高的新方位；三要疏通实体经济与金融之间的循环，消除堵点，降低交易成本。三管齐下，综合施策，方能切实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促进血脉畅通，激发肌体活力，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换言之，促进经济金融共生共荣，不仅需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同样也需要金融体系自身从供给侧实施变革，激发活力。既然金融体系的短板和不足主要是在供给侧；既然与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实体经济的金融服务需求相比，我国金融服务的供给是不平衡、不充分的；那么，从供给侧的结构问题入手深化金融改革，便成为实现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路径。

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导，加强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要坚持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发挥党在金融工作者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在新设立的中央金融委员会、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等制度框架之下不断健全金融稳定和发展的顶层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研究审议金融领域重大政策、重大问题，指导金融系统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走好中国特色的金融发展之路。

按照《质量强国建设纲要》的要求，统筹推进普惠金融、绿色金融、科创金融、供应链金融发展，提高服务实体经济质量升级的精准性和可及性。要着力解决普惠金融普而不惠的问题，切实降低金融服务成本；要发挥资本市场的枢纽作用，全面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促进“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要建立和完善以绿色金融标准、环境信息披露、激励约束机制、产品服务创新、国际合作协调为五大支柱的绿色金融体系，对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做出系统性安排；要有效捕捉产业链供应链各环节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需求，并提供有针对性的金融服务。

完善金融宏观调控，稳住宏观经济大盘。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外部环境之中，要发挥好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关键作用，创新货币政策工具，稳定经济增长。还要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在财政资金投放、国债管理、国库现金管理、重大风险处置和经济结构调整等方面的协调配合，形成调控合力，切实提高宏观经济政策效能。

深化利率、汇率和国债收益率形成机制改革。着眼于健全金融市场基准和引导金融资源优化配置，要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健全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国债收益率曲线，提升金融机构自主定价能力，切实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稳妥发展金融科技，实现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的有效联动。既要弘扬企业家精神，将科技创新作为推动金融服务供给结构变革和提升我国金融业国际竞争力的根本动力，又要用法治化、制度化的办法做好金融科技领域反垄断和平台经济治理工作，使新技术的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一致起来，促进科技向善。

统筹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金融安全是金融发展的底线，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战略性考量。近期在俄乌冲突中出现的各种“金融武器化”现象进一步凸显了金融安全的重要性。要防范跨境资本异常流动风险，维护金融基础设施安全，争夺在金融产品定价、数据治理、金融标准化等方面的国际话语权，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改革开放初期，党和政府将市场化取向的“宏观调节”与行政色彩较浓的“宏观控制”两种提法有机结合，形成了“宏观调控”新提法①，并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有健全的宏观调控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党中央“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增强宏观政策自主性”。经过长期努力，我国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基本框架业已形成，宏观调控的目标、工具和机制趋于成熟，基于我国实践的宏观调控思想、理念和经验持续积累，为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作出了重要贡献。

当前，我国已进入新发展阶段，国情世情发生深刻变化，前进道路上面临更多逆风逆水的环境，对宏观调控提出了新挑战、新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为新发展阶段的宏观调控指明了方向。此后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对当前的宏观调控政策框架进行了系统谋划。本文拟在总结我国宏观调控特色的基础上，对新发展阶段中国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重大原则、重要途径和基本遵循和根本遵循等重大问题进行分析和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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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默顿在他撰写的金融学权威教科书中的定义，金融的基本功能有六项：一是支付清算，二是集聚资源和分割股份，三是在时间上和空间上转移资源，四是风险管理，五是提供信息功能，六是提供激励机制。罗伯特·默顿在书中还特别强调，上述功能多数均可被取消或被替代，惟有支付清算功能不可替代。

一、支付清算体系是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

面对如此斩钉截铁的判断，难免会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在现实社会运行过程中，支付清算地位是否真的如此重要？金融学家的判断是否有夸大其辞或纸上谈兵之嫌？中央银行家在现实中维护货币金融体系稳定，他们对支付清算的看法更加贴近真实世界。

首先，回顾日本银行前任行长白川方明所发表的关于中央银行职能的言论，发现他在回忆录中指出，所有中央银行都开展的核心业务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提供安全可靠的货币，运行支付清算系统。如果说中央银行的职能要围绕提供稳定的金融环境这一“基础设施”展开，那么支付清算系统就是构成这个基础设施的核心硬件。白川方明颇有感慨地谈到，在20世纪70一80年代，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将支付清算问题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探讨，日本银行内部也缺少专门负责支付清算业务的政策部门。事实上，日本直到1988年才建立了第一个电子化银行间支付清算系统BOJ-NET（Bank of Japan Financial Network System，日本银行金融网络系统）。

其次，再来看看历史上任期最长的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的看法。他在回忆录中生动地描绘了2001年9·11事件爆发后的心理活动：“美联储管理的电子支付系统每日调度的资金和证券高达4万亿美元，在美国所有银行和世界其它地方的大多数银行间互相转账。我们向来认为：如果存心破坏美国经济，只要搞掉电子支付系统就可以了。银行将不得不回到低效率的资金实物转移，而商业将局限于物物交换和欠据欠条，全国经济活动水平将会一落千丈。”显然，进入21世纪之后，中央银行家对支付清算体系重要性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在格林斯潘看来，一旦现代化的支付清算体系遭到破坏，美国经济将迅速受到影响。当然，格林斯潘对于美国支付清算体系的稳健性还是有信心的。他认为，美联储为金融系统赖以运行的通信和计算机设施建立的庞大的备用系统，可以应对可能发生的打击，通过各种安全措施来保证世界美元体系继续运行。

从这些言论中不难看出，无论是白川方明还是格林斯潘，基于其世界重要央行行长的长期工作经历，突出强调了支付清算系统的安全运转对于保证全球货币体系乃至全球经济体系正常运行的重要性。这与默顿在教科书中的看法可谓高度契合、并无二致。

二、支付清算体系为何如此重要？

确定了支付清算体系的重要地位后，一个问题随之而来：支付清算体系何以如此重要？这需要从其定义说起。所谓支付清算系统，系指由资金转移规则、提供支付清算服务的机构和实现支付指令传送及资金清算的手段等诸多环节共同组成的系统，是实现商品与劳务交易、债务清偿以及资金转移的基本载体，是一个经济体当中金融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如果说金融是经济运行的“血液”，那么支付清算系统就是为社会经济发展输送“血液”的“管道”，其重要性不容低估。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正如经济增长离不开道路、机场、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一样，健全的金融体系也与支付清算等金融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密切相关，支付清算体系一旦运转失常，容易引起其他类型的金融风险。

【举个例子】

当经济系统中某个当事人在预期的时间内缺乏足够的资金，清偿其在系统范围内欠下的其他当事人的债务之时（尽管其在该期满后的某个时间，该当事人可能有足够的资金支付其在系统范围内的债务），就会产生流动性风险。流动性风险可以说是支付清算系统中最重要的风险。流动性风险会传染，导致拖欠与信用风险；而部分参与者的流动性风险和信用风险在系统中的蔓延，又会进一步形成系统性风险。流动性风险可能会导致支付清算系统运转失灵，而支付清算系统的破坏也会直接影响到资金流动性的供给。

简言之，关注支付清算体系是否正常运转，与关注流动性风险是同一等级的问题，都事关金融系统的稳健和安全。

【现实问题】

2022年，俄罗斯央行及其主要银行被禁用SWIFT（国际资金清算系统）。长期以来，SWIFT的电文格式已经成为国际标准，支持全球90多个支付系统，已发展成为世界上与支付和交易有关的最安全、成本最低、最可靠的金融报文传输通道，在国际清算体系中具有重要作用。SWIFT与各国主导的本国货币跨境清算系统合并构成国际清算体系，国际清算体系主要分为资金流和信息流两大板块，SWIFT仅仅为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手法转送提供平台，而不参与实质的资金转移。因此，在实际操作中，SWIFT需要与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共同完成美元国际支付。

可以认为，SWIFT已成为全球跨境金融信息传输服务的领导者和标准制定者，SWIFT的区域布局（欧洲、非洲、美洲和中国香港）形成了天然垄断型网络，其核心竞争力便是长期以来拥有巨大的体量规模和超强的用户黏性。

因此，一旦某国的机构被禁用SWIFT，会严重降低金融跨境交易活动的效率和安全性，甚至可能被踢出国际经济运行体系之外，对国民经济的运行发展和国家金融安全的维护构成严峻挑战。据此可以认为，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态势，支付清算体系之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正进一步凸显。

三、促进我国支付清算体系发展的启示建议

随着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我国被一些西方国家视为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经贸冲突和军事摩擦成为新常态，禁用SWIFT系统等国际金融基础设施对我国国家金融安全有潜在威慑。与此同时，我国支付清算体系虽已有长足发展，但在跨境支付等领域依然存在一些短板。

出于维护我国国家金融安全的战略考量，需要加快推进我国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可替代性较强、效率较高的支付、结算、清算、报文等系统。特别是要充分利用中国数字技术领域的技术储备和优势，完善适应数字经济大发展和数字化贸易新趋势的金融基础设施系统，以富有韧性的金融体系来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种金融制裁情景，确保国民经济循环畅通无阻。具体来说，有以下四点。

一要加强顶层设计。从立法层面制定规范金融基础设施行为的综合性法律，对支付清算产业的准入、治理、运营做出全面规范，疏通监管部门与金融机构信息互换渠道，推进金融基础设施跨境监管立法。

二要鼓励基层探索创新。要开展本外币合一银行结算账户体系试点，探索开展与自贸区建设相适应的本外币合一银行结算账户业务。拓展移动支付使用范围，提升境外人员在境内使用移动支付便利化水平。持续推进海外人才个人用汇便利化。

三要加快提升支付清算等金融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水平。要加快推进5G基站、区块链、大数据中心和人工智能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支付清算系统的数据处理、分析和应用能力，升级电子交易系统，提升反欺诈防风险能力。

四要以互联互通为核心，建设多层次支付清算体系。要探索移动支付跨区域协同发展路径，推动移动支付在跨区域公共服务领域互联互通。要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逐步融入国际规则，与国际上的主要金融基础设施形成合理分工、高效合作格局，更好实现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循环的协调联动。

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金融工作，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独立自主，同时积极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不懈探索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经过长期努力和接续奋斗，中国金融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金融体系的韧性和活力持续增强，储蓄源源不断地通过金融体系转化为投资，资金的有效供给不断增加，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稳步提升，从而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促进了实体经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为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做出了卓越贡献，走出了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发展之路。

习近平经济思想是做好新发展阶段金融工作的科学指南

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是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探索。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高度关注货币政策、金融安全、金融工作领导权等问题，提出了“国家银行发行纸币，基本上应该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各中央局主要同志必须亲自抓财政、金融、经济工作”等一系列重要观点。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同志指出“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这一精辟论断凸显了金融在经济发展和运行中的枢纽地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观大势、谋全局、干实事，在极其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成功驾驭了我国经济发展大局，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们党从新的实际出发，提出了一系列新理论新思想新战略，对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刻阐述和系统分析，在实践中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其中包含了大量有关金融问题的重要论述。十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分析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准确把握金融本质，强调金融要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作出了“经济金融共生共荣”这一重要理论判断，启动了“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重大战略，确立了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这一战略目标。上述新理论新思想新战略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探索金融发展道路的最新理论成果，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如期实现和第二个百年征程的顺利开启，我国已经进入了新发展阶段，这标志着我国发展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进入新发展阶段之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发生转化，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临很多前所未有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对我国金融改革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立足新发展阶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金融工作作出了一系列新的战略部署。2022年2月25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强化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这一重要论断为做好新发展阶段的金融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指明了方向。2021年8月17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关系到发展和安全。这表明在新发展阶段做好金融工作，必须更加重视安全，要统筹金融发展和金融安全，把维护国家安全、实现安全发展贯穿金融工作的全过程。2022年2月28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围绕继续提升金融服务覆盖率、可得性、满意度这一目标，对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作出了系统部署。这表明，建设具有高度普惠性的金融体系，是新发展阶段金融工作的重要目标。

面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要求我们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以强化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为根本遵循，以经济金融共生共荣为理论指南，抓牢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主线，将党中央作出的各项金融改革发展战略部署落到实处，充分发挥金融在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均衡发展，推动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加强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根本遵循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经济工作、金融工作是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全局的重要工作。因此，加强党对经济工作、金融工作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所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金融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以股票发行注册制为核心的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改革顺利推进，货币政策工具创新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金融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有力维护了国家经济金融稳定和人民财产安全。从根本上说，所有成绩的取得源于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统领一切、协调各方，推动我国金融业沿着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的金融服务需求这一正确方向前进。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为核心、最为本质的理论，是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超越。

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航船已驶入“深水区”，前方必然面对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经济运行中的各种风险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金融的健康发展，这就对做好新阶段金融改革发展稳定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央政治局会议将“强化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并列，说明强化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既是我国金融发展之路上最鲜明、最显著的中国特色，也是确保我国金融体系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根本保障。这是我们党在新发展阶段必须长期坚持的一条重要方针。

经济金融共生共荣是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理论基础

2019年2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经济金融共生共荣是基于中国金融改革发展实践提出的特有范畴。习近平总书记用血脉和肌体的关系做比喻，将经济与金融的关系提升到有机状态，生动刻画出两者之间休戚与共的血肉联系：金融体系将作为国民经济“血液”的货币资金输送到经济“肌体”当中，以货币资金的流动引导实际资源（土地、劳动、资本等要素）的配置，从而服务于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反过来，经济肌体的强健也为金融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创造出大量需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在经济和金融的循环流转中，实体经济发展是根本，金融服务是支撑。一方面，金融之于经济，显然是第二性的，它起到的是辅助性、服务性、支撑性的作用，通过利用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媒介功能来助力经济繁荣与稳定；另一方面，经济之于金融，起到的则是决定性作用，是决定其能否兴旺强盛的第一性、主导性、基础性因素，没有雄厚的实体经济基础和稳定的经济运行做支撑，金融发展就成为无本之木。

我们要以经济金融共生共荣为基本遵循，持续深化对金融本质和规律的认识，正确处理经济与金融的关系，立足中国实际，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有效化解来自供给侧的结构性矛盾是实现经济金融共生共荣的必然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体系在有力支撑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实现了自身的快速发展，经济与金融正朝着共生共荣方向携手前进。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我国金融体系在快速发展进程中积累了不少结构性问题，突出表现为：金融在服务实体经济和满足人民群众需要方面还存在短板和不足；金融风险点多面广，维护金融安全任务日益繁重，金融体系的韧性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在适应性、竞争力和普惠性等方面距离现代金融体系还有明显差距。这是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金融实现持续共生共荣必须面对的重大挑战。

由于金融不可能离开实体经济而独自存在，因而金融问题也不可能离开实体经济这一基础来加以解释。从实体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出发，基于经济与金融之间的循环关系来分析我国金融体系问题的成因，是研究经济与金融关系的科学路径。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我国金融体系中形形色色的风险点，可能是诸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一是在实体经济内部，结构性问题长期积累，投资回报率下降，构成金融风险滋生的土壤；二是在金融体系内部，金融制度与金融结构存在扭曲和错位，导致金融体系内部的自我循环不断强化，而现代金融体系所具有的机构关联密切、产品结构复杂、交易频率高、风险传递快、影响范围广、羊群效应明显等特点，则进一步加剧了风险；三是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循环流转通道出现了梗阻，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下降。

总之，上述因素均可归为供给侧的结构性问题。这表明，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均在供给侧。破解这些难题，最根本的办法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要注重推动实体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二要完成金融体系自身发展方式的转变，从规模扩张的传统路径转向效率改进、质量提升、竞争力提高的新方位；三要疏通实体经济与金融之间的循环，消除堵点，降低交易成本。三管齐下，综合施策，方能切实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促进血脉畅通，激发肌体活力，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必由之路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围绕“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实现高质量发展”这一大逻辑（三新一高），提出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沿着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战略方向持续发力，久久为功，实体经济内部的结构性矛盾可望伴随着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和发展质量的提升而得到有效化解。

促进经济金融共生共荣，不仅需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同样也需要金融体系自身从供给侧实施变革，激发活力。既然金融体系的短板和不足主要是在供给侧；既然与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实体经济的金融服务需求相比，我国金融服务的供给是不平衡、不充分的，那么从供给侧的结构问题入手深化金融改革，便成为必然选择。

因此，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金融发展观，围绕适应实体经济发展需要、提升金融体系普惠性和增强我国金融业国际竞争力的总体目标，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全局出发，可借由以下三个方面来把握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义。

第一，从基础性制度建设视角看，在守住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的前提下，要健全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金融制度，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加强和改善政府的金融宏观调控，引导金融业发展同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

第二，从国内循环视角看，要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降低实体经济成本、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金融需求，从而促进国内大循环的畅通。

第三，从国际循环视角看，要在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前提下，持续扩大金融开放，以畅通的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要素，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使得中国发展红利为世界各国分享，从而使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做好新发展阶段金融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

在金融工作中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根本上是要始终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放在第一位，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推动金融业高质量发展。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以下八个具体领域的探索和创新尤为重要。它们既关乎中国金融体系的平稳运行和健康发展，也是走好新发展阶段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关键环节。

一是不断完善金融宏观调控，稳住宏观经济大盘。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外部环境之中，要发挥好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关键作用，创新货币政策工具，稳定经济增长。还要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在财政资金投放、国债管理、国库现金管理、重大风险处置和经济结构调整等方面的协调配合，形成调控合力，切实提高宏观经济政策效能。

二是以金融结构调整带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为实现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和“碳达峰碳中和”等战略目标，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等重大趋势性、结构性变化，在金融改革发展中要扭住结构调整这个龙头，深入推进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改革，推广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发挥资本市场对于推动科技、资本和实体经济高水平循环的枢纽作用。要建立和完善以绿色金融标准、环境信息披露、激励约束机制、产品服务创新、国际合作协调为五大支柱的绿色金融体系，对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做出系统性安排，更好地推进实现“双碳”目标。同时还要构建与实体经济结构和融资需求相适应、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金融机构体系，特别是积极发展保险、养老金等拥有长期资金来源的金融机构，以及信托、证券、基金等非银行金融机构。

三是深化利率、汇率和国债收益率形成机制改革。着眼于健全金融市场基准和引导金融资源优化配置，要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健全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国债收益率曲线，提升金融机构自主定价能力，切实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四是正确处理恢复经济、防范风险与深化改革的关系。在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的同时，要构建有效的风险预警系统和综合风险处置机制，持续硬化国企与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破除政府兜底幻觉，提升金融市场违约事件处置的法治化、市场化水平，防止资本无序扩张，避免“大而不倒”，提升预期管理水平，为发展创造稳定、安全、可预期的良好环境。

五是稳妥发展金融科技，实现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的有效联动。既弘扬企业家精神，将科技创新作为推动金融服务供给结构变革和提升我国金融业国际竞争力的根本动力，又用法治化、制度化的办法做好金融科技领域反垄断和平台经济治理工作，使新技术的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一致起来，促进科技向善。

六是在扩大金融开放的进程中统筹发展与安全。金融安全是金融发展的底线，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战略性考量。近期俄乌冲突中出现的各种“金融武器化”现象进一步凸显了金融安全的重要性。要防范跨境资本异常流动风险，维护金融基础设施安全，争夺在金融产品定价、数据治理、金融标准化等方面的国际话语权，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七是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促进各类资本良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必然会有各种形态的资本。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因此，促进资本良性发展，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题中应有之义。要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监管执法，全面提升资本治理效能，防止资本野蛮生长。

八是推动中国特色金融理论创新发展，构建中国自主的金融学知识体系。我国金融理论工作者要坚持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坚持问题导向，体现中国特色，直面中国金融改革发展中的重要现象，以更好地解释中国金融发展的伟大成就与关键性问题为立足点，用中国视角、中国逻辑和中国框架讲述金融改革发展的中国故事，加快推进金融学的“中国化”。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2022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提出“宏观政策要稳健有效”“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协调联动，跨周期和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要有机结合”。《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在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经济建设成就时强调，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在总结和继承已有经验的基础上，立足新发展阶段，聚焦高质量发展，深入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找准完善宏观经济治理的发力点，对做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经济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一、科学认识“宏观调控”与“宏观经济治理”

“宏观调控”和“宏观经济治理”，这两个重要概念和提法中蕴含的深意需要仔细体会。

“宏观调控”的关键词是“调控”。一个“调”字，突出了通过间接手段进行宏观管理的长期政策取向。一个“控”字，强调在市场机制发育尚不完善的情况下，还应综合使用多种政策工具对整个国民经济体系进行有效管理。可见，使用“调”与“控”二字，意在描述政策工具的特性和功能。“宏观调控”的提法强调政府应根据实际情况相机抉择，综合运用多种类型的政策工具来保持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

“宏观经济治理”的关键词是“治理”。使用“宏观经济治理”，意味着将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活动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其纳入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轨道，推动宏观经济政策框架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综合来看，“宏观调控”的提法侧重于刻画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箱中各类工具的特性与功能，关注这些工具在熨平经济波动中的作用。相较之下，“宏观经济治理”的提法则侧重于刻画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制度特征，将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局中加以系统谋划。

改革开放以来，宏观调控在推动经济实现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建设取得了新突破，宏观调控的视野也不断拓宽，宏观调控的科学性、系统性得到进一步提升。

从宏观调控目标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努力实现三者有机统一”，将宏观政策、微观政策和社会政策视为一个有机整体，统筹考虑。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影响，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稳定市场预期，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保持总量平衡，维护宏观稳定，注重预期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是“宏观调控要稳”的具体表现。但也要看到，我国宏观经济问题不只包含经济波动问题，而且涵盖改革发展多个方面。如体制改革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宏观调控体系的构成、长期发展与短期稳定的关系等问题，在宏观调控中同样占据重要的位置。因此可以说，我国宏观调控目标涵盖稳增长、防风险、调结构、谋发展、促改革、惠民生等各个方面，最终目标是实现高质量发展。

从宏观调控工具看，多重目标就意味着政策工具箱里要储备更多的工具。我国是一个改革发展任务艰巨繁重的发展中大国，在体制改革和系统性风险防范化解等方面还面临较多挑战，多一些备用的、可供选择的政策工具很有必要。至于在具体施策过程中采用何种政策工具，则应当以有效地达到宏观调控目标为基本原则来确定。在实践中，随着经济体制的变革、发展阶段的变迁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宏观调控工具也必须不断拓展和丰富，以提升宏观调控政策的针对性、有效性。“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健全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就业、产业、投资、消费、环保、区域等政策紧密配合，目标优化、分工合理、高效协同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由此可见，我国宏观政策工具箱的功能将更加强大、更趋完备。随着宏观调控工具的日渐丰富，明确各类政策工具之间的关系，构建分工合理、协同发力的宏观调控体系变得愈加重要。

从宏观经济治理取向看，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这表明，在履行稳定宏观经济这一重要职能时，宏观调控要把握好度。从调控方向上说，要相机抉择，做到雪中送炭。从调控力度上说，要把握好分寸，用好预调、微调和区间调控等手段。从调控机制上说，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二、以加强宏观政策协调为抓手完善宏观经济治理

宏观调控目标多元化和工具多样化，凸显了加强各种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配合机制建设的重要性。如果缺乏有效的协调配合机制，面对经济波动，就可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如果各种政策频频出台，各个部门一起来，各类工具一起上，也可能会导致调控效果不佳，影响经济平稳运行。因此，加强宏观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配合，应当成为当前完善宏观经济治理的关键环节。

完善宏观政策协调机制，既要搞清楚什么样的政策工具能够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实现哪一类的政策目标，也要明确各类政策工具的分工，还要完善各类政策之间的沟通、协调与配合机制。如此，才能发挥政策合力，提高政策效能，实现政策目标。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已经基本成型，我们对各种政策工具的特性和功能已有初步认识，在施策过程中也已有了相对明确的分工。但还要看到，政策之间的沟通、协调与配合仍存在短板和不足。补齐这些短板，形成协同效应，是当前我国宏观政策协调机制建设的重中之重。为此，需在以下几方面发力。

第一，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要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加强制度化建设，提高决策科学化水平，健全决策咨询机制，完善信息发布制度，不断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从而使宏观调控的决策、施策与评估过程能够超越部门局限，协调各方利益，统筹各项目标，形成调控合力。

第二，以中长期发展规划引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发展规划是战略导向，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主要手段，发展规划起到的是引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中长期取向、拓宽政策视野、稳定政策预期的作用。应强化发展规划的宏观思维，优化项目审批职能，充分发挥其对公共预算安排、金融资本运用、信贷资源配置的综合协调作用。

第三，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是通过调控全社会的货币资金流动来影响国民经济运行态势的。两者之间存在诸多重要差别：财政政策直接影响实体经济运行，既影响总量又影响结构；货币政策通过影响经济主体的资金可得性和资金成本来间接影响实体经济运行，主要影响总量。上述功能差异表明，财政和货币两大政策手段需要更加紧密地合作，更好发挥各自特点和优势，形成“1+1>2”的政策合力，以应对现实中的各种挑战。

第四，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其他政策工具的协调配合。就业、产业、投资、消费、环保、区域等政策的实施，离不开国家发展规划的宏观引导，也离不开财政资金和金融资源的支持。无论是产业发展、生态环保，还是区域协调、扩大消费，都要通过具体项目来推进，而项目往往是与预算安排、信贷支持直接挂钩的。反过来，其他政策工具也会影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比如，产业政策直接牵涉到财政政策的预算安排与税收优惠，环保政策的变化也往往会影响信贷投向和货币政策立场。因此，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其他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配合同样会影响宏观经济治理的效果。

同时，还要不断提高法治化规范化水平，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加强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配合，增强各类调控政策出台前和执行中的协同性、系统性和有效性。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系统总结了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经济建设和维护国家安全取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对于我们在第二个百年征程中统筹发展和安全，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本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简要回顾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工作中正确处理发展和安全关系、推动安全发展的求索历程，梳理其时代特征与演进脉络，并从中提炼若干经验启示。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革命与生产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

《决议》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这一时期我们党在军事和政治领域的辉煌成就已广为人知。在此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发展经济方面的成就同样巨大，根据地的经济发展为维护政权安全和夺取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这一时期，为了配合革命斗争的顺利开展，我们党充分调动广大劳动人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先后探索实施了土地改革、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发展工商业等经济政策，并坚决开展对敌经济斗争、货币斗争，加强贸易管理，在旧中国十分薄弱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创造出支撑革命胜利的经济力量，形成了革命与生产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这是我们党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早期成功探索。

以抗日战争时期为例，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之后，我们党面临敌顽前后夹击、经济封锁加剧的严酷局面。在困境之中，中国共产党人沉着应对，冷静思考，正确把握发展与安全的内在关联。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报告中深刻阐述了经济发展与政权安全的关系：“我们不但应该会干政治、会干军事、会干文化，我们也应该会干经济，如果我们样样能干，唯独对于经济无能，那我们就是一批无用之人，就要被敌人打倒，就要陷于灭亡。”这深刻阐明，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如果没有经济发展，政权安全就无法得到保障。进一步分析，在战争年代，我们党必须要保持大规模军队，而保证军队作战的供给需要就必然需要大量物资和经费。然而，在严酷的经济封锁之中，财政赤字高企，物资供给极度短缺；要破解这一难题，从根本上只能依靠自身的经济发展。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财政困难，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

秉持上述理念，中国共产党及时调整经济政策，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作为财经工作的总方针。这一方针旨在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地握在自己手中，以经济实力的壮大和供给能力的提升来解决根据地军民的生存问题，缓解军政经费紧张局面，夯实政权安全的基础。在政策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发展与安全两个目标始终被有机地统一起来。例如，1943年陕甘宁边区财经工作确立了三项原则，一是以精兵简政、统筹统支为主；二是自给自足为辅；三是保障军需。三项政策的实质分别是减轻财政压力、集中财力，促进生产建设、增加物资供给，保证军事斗争，维护政权安全；彼此之间需要统筹兼顾。这些政策原则辩证看待发展与安全，以发展促安全，为抗战胜利提供了有力的物质和经费保障。

总之，中国共产党人把发展生产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把发展与安全有机统一起来，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独立自主建立完整工业体系，成功打破外部经济封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国际环境错综复杂、波谲云诡。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存在尖锐冲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选择了与苏联建立同盟关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了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的战略，切断中国与西方世界的经贸往来。与此同时，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我国的国家安全遭受严重威胁。为了保家卫国，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

严峻的国际形势非但没有压垮我们，反而更加坚定了中国人民独立自主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信念。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建立独立、完备的工业体系，既是我国实现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赶超的关键和基础，也是我们党维护国家安全的必然要求。20世纪50年代，党中央一方面努力稳定宏观经济运行，扩大税基税源，努力保证军队作战的需要，同时提供人民政府巩固政权的经费开支和恢复国民经济的必要投资；另一方面把社会主义工业化作为过渡时期的中心任务，集中力量进行以156项重点项目为核心的工业建设。

“一五”期间，全国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8%，重工业基本建设投资占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的85%。大规模的建设投资很快形成产能，建立起一大批基础工业部门，如汽车、拖拉机、飞机、发电设备、冶金设备、采矿设备等。这表明，我国在以农业部门为主体的基础上，逐步构建起一个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雏形，开启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伟大进程。

这一时期，中国人民既充分借鉴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有益经验，用好来自苏联的外部援助，又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本方针，凡是自己能解决的绝不依赖外援。1958年，毛泽东同志要求全党上下“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这对于我国从容应对国际风云变幻、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具有深远意义。

正当我国积极调整政策，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进一步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之时，苏联政府于1960年突然照会中国，单方面废除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协议。面对变局，全国人民团结一致，迎难而上，将发展与安全有机结合起来协同推进。一方面，我国更加注重科技领域的自力更生，以“两弹一星”的研制为中心，加速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发展，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另一方面，党中央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以调整为中心，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间失衡的比例关系，巩固生产建设取得的成果，充实新兴产业和短缺产品的项目，提高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国民经济计划安排的优先序为：先解决吃穿用，然后加强基础工业，同时兼顾国防和突破尖端，力求集中有限资源办大事，实现发展与安全的协同。

国防尖端科技和国防工业的发展为确立中国大国地位、维护中华民族尊严提供了坚强后盾；而经济结构的全面调整则促进了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和综合国力的提升。通过全党和全国人民不懈的努力奋斗，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打破了外部经济封锁，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发展，实现了基本自给自足，同时有效地维护了国家安全。

三、改革开放时期：紧扣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的中国百业待兴，正处于面临何去何从抉择的重大历史关头。从国内视角看，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办法在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从国际视角看，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经济全球化加速演进，东西方关系逐渐缓和，战争危险减弱。这为我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大战略机遇。换言之，坚持发展这个硬道理，既有必要，也有可能。

邓小平同志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这一重要论断表明，时代的主题已开始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世界和平因素的增长超过战争因素的增长，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是可能的。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发展良机，使得我们有可能争取到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来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

于是，在相对安全、总体有利的国际大环境之中，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推动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提出小康社会目标。在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高度重视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把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和经济稳定作为基础性工作来抓，为改革与发展营造了良好安全环境。反过来，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又为经济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提供了更坚实的物质保障和更有力的制度支撑。

这一时期，党中央沉着应对东欧剧变带来的冲击挑战，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经过持续的改革开放，我国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初步构建起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了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新形势下形成以国际大循环为主导的发展格局，充分利用了我国劳动力成本低、市场规模大等比较优势，极大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改善和社会面貌的深刻变化。总之，改革开放时期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使得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

正如《决议》所说，我们党在改革开放时期从容应对关系我国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一系列风险考验，彰显了党抵御风险和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统筹发展和安全，主动求变构建新发展格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国内生产要素条件、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出路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形成更高效率和质量的投入产出关系，促进国民经济不断实现量的扩大和质的提升。

这一时期的世界格局也发生深刻变化，全球经济版图的“东升西降”导致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保护主义与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明显增多，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则推动这一变局加速演化。《决议》对新时代我国国家安全形势进行了精炼概括：进入新时代，我国面临更为严峻的国家安全形势，外部压力前所未有，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黑天鹅”“灰犀牛”事件时有发生。

这意味着，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国发展面临的内外部风险空前上升。从经济层面看，外部环境和我国发展所具有的要素禀赋的变化，导致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发生局部断裂，直接影响到我国国内经济循环。以上种种现象表明，统筹发展和安全，是新时代我们党面临的重大课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出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经济工作中始终注重把握发展大势，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性布局和先手棋，也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大决策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要在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中，增强我们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不被迟滞甚至中断。

新时代的经济发展必须从战略利益着眼，更加关注风险，强调安全。要努力在扩大开放与独立自主之间寻求平衡。必须要立足自身，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才能有效提升供给质量和效率，穿透循环堵点、消除瓶颈制约，从而把国内大循环畅通起来，实现经济在高水平上的动态平衡。进一步地看，国内大循环的畅通也将为国际循环的畅通提供新的机遇：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将为各国提供广阔的市场机会，中国将成为吸引国际商品和要素资源的巨大引力场，世界各国将在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红利的过程中获得新的发展动力，助力全球经济复苏与繁荣，从而使得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国家安全形势得到改善。

可见，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着眼点和落脚点是安全发展，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一方面，从以发展促安全的角度看，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要在动荡的国际环境中坚定不移地立足国内高质量发展，着力办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全面做强自己，以高水平的自立自强确保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以不断壮大的综合国力为国家安全提供更为雄厚的物质支撑。《决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国内生产总值突破百万亿元大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一万美元，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

另一方面，从以安全促发展的角度看，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前提。党中央强调要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在确保安全前提下扩大开放，参与国际分工。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宏观经济保持总体稳定，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工作取得重大进展，跨境资本异常流动风险得到有效管理，粮食、能源、重要资源等供给安全得到充分保障，经济安全风险预警、防控机制和能力建设快速推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有力维护了国家经济金融稳定和人民财产安全。

总之，新时代我国国家安全得到全面加强，统筹发展和安全取得重大进展，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了有力保证。

五、百年探索的经验启示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是一部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的光辉史诗，其中所蕴含的经验和启示十分丰富。这里仅围绕统筹发展和安全问题谈三点初步认识。

第一，坚持系统观念，辩证看待发展和安全的关系。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事物及事物各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整个世界是相互联系的整体，也是相互作用的系统。我们党在经济工作中，善于从事物的内在联系去把握风险特性，抓住关键，辩证看待发展和安全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二者互为条件、彼此支撑。在百年征途中，我们党既注重运用发展成果夯实国家安全的实力基础，又着力塑造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环境。一方面，我们党一贯强调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原则，这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和历史观的要求。在各种各样的危机挑战面前，我们党始终将发展作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和最可靠的安全保障；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也始终牢记，发展的前提是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没有安全和稳定，一切都无从谈起。

第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人民群众中汲取力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把中国共产党与世界上其他政党区别开来的试金石。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服务人民。在应对经济社会重大风险挑战过程中，党始终把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把发展生产同改善人民生活结合起来，把维护国家安全与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安全感结合起来，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形成维护国家安全、推动国家发展的强大合力。百年来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推动发展和维护安全的力量之源。

第三，增强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牢牢把握主动权。中国共产党人常怀忧患意识，对底线思维有着深刻认识。从最坏的可能性着想，在此基础上建立政策、部署工作，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工作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对错综复杂、快速变化的形势，我们要“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牢牢把握主动权”。回首百年征程，党在工作中始终坚持底线思维，全面认识和正确分析机遇和挑战，未雨绸缪，加强研判，谋定而后动，在保持大局稳定、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稳中求进、稳中有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增强自身实力。这样才能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把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同时办好。这是我们党百年来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工作方法。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印发了《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年）》（下称《规划》）。这是继2019年8月发布《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年）》之后，我国出台的第二轮金融科技发展规划。第一轮规划确立了我国金融科技发展的基本架构，开启了“立柱架梁”工作，第二轮规划则致力于推动我国金融科技从“立柱架梁”全面迈入“积厚成势”新阶段。

《规划》牢牢把握“稳妥发展金融科技”总基调，抓住服务实体经济这一初心使命，坚持“数字驱动、智慧为民、绿色低碳、公平普惠”原则，提出了“以加强金融数据要素应用为基础，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目标，以加快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强化金融科技审慎监管为主线”的金融科技发展总体思路。这一思路的核心要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以加强金融数据要素应用为基础，意味着要将数据作为与劳动、资本、技术等同样重要的生产要素，将数据资源作为推动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将数字元素注入金融服务全流程，将数字思维贯穿业务运营全链条，注重金融创新的科技驱动和数据赋能，将金融科技的稳妥发展建立在高效安全应用金融数据要素这一基础之上。

其次，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目标，意味着要将提升金融服务的供给质量和供给效率作为金融科技发展的主要目标，通过金融科技的应用来激发数据要素的潜能，优化金融资源配置，进而提升实体经济中的资源配置效率，助力高质量发展。

最后，加快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强化金融科技审慎监管为主线，意味着要正确理解“稳妥发展”的内涵，把握好创新发展与防控风险之间的平衡。既注重“发展”，鼓励金融机构运用新技术、新要素重塑金融机构，全面激活其数字化经营新动能，提升其服务实体经济和满足人民群众金融需求的能力；又强调“稳妥”，着力为金融科技创新创造安全可靠、风险可控的生态环境，对金融科技创新实施穿透式监管，筑牢金融与科技的风险防火墙，构建现代化金融科技治理体系。

在上述总体思路指引下，《规划》还提出八个方面的重点任务，涵盖强化金融科技治理、全面加强数据能力建设、建设绿色高可用数据中心、深化数字技术金融应用、健全安全高效的金融科技创新体系、深化金融服务智慧再造、加快监管科技的全方位应用和扎实做好金融科技人才培养等方面。

经过长期努力，我国金融科技已经跻身世界先进行列。《规划》的发布与实施将为我国金融科技国际竞争力的进一步提升提供新动力，护航我国金融科技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