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印发了《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年）》（下称《规划》）。这是继2019年8月发布《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年）》之后，我国出台的第二轮金融科技发展规划。第一轮规划确立了我国金融科技发展的基本架构，开启了“立柱架梁”工作，第二轮规划则致力于推动我国金融科技从“立柱架梁”全面迈入“积厚成势”新阶段。

《规划》牢牢把握“稳妥发展金融科技”总基调，抓住服务实体经济这一初心使命，坚持“数字驱动、智慧为民、绿色低碳、公平普惠”原则，提出了“以加强金融数据要素应用为基础，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目标，以加快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强化金融科技审慎监管为主线”的金融科技发展总体思路。这一思路的核心要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以加强金融数据要素应用为基础，意味着要将数据作为与劳动、资本、技术等同样重要的生产要素，将数据资源作为推动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将数字元素注入金融服务全流程，将数字思维贯穿业务运营全链条，注重金融创新的科技驱动和数据赋能，将金融科技的稳妥发展建立在高效安全应用金融数据要素这一基础之上。

其次，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目标，意味着要将提升金融服务的供给质量和供给效率作为金融科技发展的主要目标，通过金融科技的应用来激发数据要素的潜能，优化金融资源配置，进而提升实体经济中的资源配置效率，助力高质量发展。

最后，加快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强化金融科技审慎监管为主线，意味着要正确理解“稳妥发展”的内涵，把握好创新发展与防控风险之间的平衡。既注重“发展”，鼓励金融机构运用新技术、新要素重塑金融机构，全面激活其数字化经营新动能，提升其服务实体经济和满足人民群众金融需求的能力；又强调“稳妥”，着力为金融科技创新创造安全可靠、风险可控的生态环境，对金融科技创新实施穿透式监管，筑牢金融与科技的风险防火墙，构建现代化金融科技治理体系。

在上述总体思路指引下，《规划》还提出八个方面的重点任务，涵盖强化金融科技治理、全面加强数据能力建设、建设绿色高可用数据中心、深化数字技术金融应用、健全安全高效的金融科技创新体系、深化金融服务智慧再造、加快监管科技的全方位应用和扎实做好金融科技人才培养等方面。

经过长期努力，我国金融科技已经跻身世界先进行列。《规划》的发布与实施将为我国金融科技国际竞争力的进一步提升提供新动力，护航我国金融科技行稳致远。

2021年我国疫情得到有力控制，经济运行比较平稳，金融风险可控，“十四五”开局之年的中国经济保持了全球领先地位。2022年，我们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把稳定宏观经济放在突出位置，从需求、供给、预期三个方面入手，三管齐下，标本兼治，打破三重下行因素相互强化的循环，实现5%-6%的必要增长速度。

一、2021：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

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态势持续演化，一些国家和地区疫情多次反弹。在疫情带来的供需两端负向冲击之下，世界经济复苏整体乏力：自2020年第四季度到2021年第三季度，全球GDP环比增速持续下行；由于发达经济体和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预测增速放缓，2021年12月最新出炉的IMF《世界经济展望》将2021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测值从此前的6%调低至5.9%。在经济增长疲软的同时，通胀压力加大、公共债务风险高企和地缘政治冲突升温等问题又带来新的冲击，使得全球经济运行充满不确定性。剧烈且持久的外部冲击效应与国内结构调整阵痛期、增长速度换挡期相叠加，对中国经济的平稳运行构成严峻挑战。

面对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国以“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为政策取向，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以经济高质量发展来化解重大风险，致力于稳住经济基本盘，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和风险总体可控。

在疫情防控方面，我国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方针，健全常态化防控机制，有效处置局部地区聚集性疫情，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有力地缓解了疫情造成的供给侧冲击，为恢复经济运行秩序创造了重要前提条件。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我国宏观调控注重在稳增长和防风险之间保持平衡。从稳增长角度看，我国宏观调控保持了必要支持力度，货币供应量增速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建立了常态化财政资金直达机制并扩大范围，促进经济在合理区间平稳运行。2021年上半年，中国经济保持了平稳恢复的态势，GDP同比增长12.7%。

值得注意的是，进入三季度，国内外风险挑战有所增多。在全球疫情反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国际海运紧张、国内自然灾害较多和关键零部件供应短缺等多重冲击的影响之下，2021年第三季度，我国经济增速已跌破5%，仅为4.9%。这表明，目前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当然也要看到，我国前三季度失业率、CPI等主要宏观经济指标仍在合理区间运行，而各主要国际组织也纷纷预测2021年中国经济仍然能够实现8%左右的较高增速，这个速度不仅高于全球平均增速，也高于全球各主要经济体的增速。

从防风险角度看，我国宏观政策保持了战略定力，预留了一定的政策空间和余地，宏观杠杆率稳中有降。根据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测算，截至2021年三季度，宏观杠杆率为264.8%，已经从2020年三季度末的最高点271.2%，连续四个季度下降，降幅达6.4个百分点。我国货币政策保持定力、回归常态，是宏观杠杆率稳中有降的主要原因。从债务增速来看，三季度实体经济债务环比增速为2.1%，略低于二季度，也低于过去几年三季度的环比增长水平；债务同比增速为9.7%，也是本世纪以来的最低点。这表明，当前我国宏观金融风险态势较为平稳。当然，对于我国经济下行期的重大风险隐患，我们也要有清醒认识。一要警惕房地产行业出现连锁性、集体性违约风险，二要关注专项债提速带来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三要关注中小银行的风险外溢效应。

二、2022：三重压力交织，机遇与挑战并存

2022年，预计世界经济复苏动能依然不足，通胀压力抬头趋势难以逆转，发达经济体宏观政策转向概率提高，断裂的产业链供应链亦不可能在短期内修复。在诸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的制约下，全球经济要恢复常态化运行仍需时日。在国内，经济转型与体制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各种矛盾、困难交织在一起，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构成冲击挑战。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这是党中央对上述各种下行压力的精当概括。在此，我们重点关注并分析国内外三个方面的冲击对我国需求、供给和预期带来的挑战：

一是新冠肺炎疫情是最大的不确定性，疫情的扩散蔓延使得世界经济难以在短期内走出长期停滞泥沼。当前新冠病毒加速变异，同时疫苗接种情况出现严重分化。后者主要表现为欧美发达经济体接种进度领先，且陆续宣布重新开放边境计划，但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疫苗接种率仅在10%左右。总体上看，2022年疫情走势尚难以预料，既从需求侧和供给侧影响经济增长，也深刻地改变人们的预期，构成全球经济复苏的最大不确定性。

二是全球性供给调整持续演化，加上前期“放水”带来的需求膨胀，导致美国等发达经济体通胀压力加大，美联储加息概率随之增大。2021年11月，美国CPI同比涨幅达到6.8%，创1982年6月以来新高。除了前期美联储为应对疫情实施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总需求膨胀之外，来自供给面的冲击是推高美国通胀率的另一重要因素。疫情暴发后，全球供应链中断，货物和原材料供给短缺；民众的工作意愿下降，劳动力供给不足；再加上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导致人们担忧美国可能形成物价和工资螺旋上升的恶性循环。虽然目前这种恶性循环尚未出现，但是美联储已经高度警惕通胀走势，11月份已经逐渐缩减对国债和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购买量。一旦疫情继续恶化，通胀率的涨幅超出预期，美联储2022年提前退出QE，采取加息政策的可能性将非常大。一旦加息，全球市场流动性预期将发生逆转，中美利差必然扩大，推动资金流向美国，对人民币构成贬值压力。这对于我国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和跨境资本流动的平稳都将构成冲击挑战。

三是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叠加，导致我国经济的预期转弱问题凸显。一方面，我国经济的减速导致企业经营绩效下滑，甚至资不抵债，一些长期积累的风险点逐渐“水落石出”，导致重大风险隐患暴露，使得民众的预期趋于谨慎、疲弱。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银行等领域的风险均与经济周期变化有关。另一方面，在疫情冲击复杂多变、全球变局加速演进等新变化的影响下，各种非经济因素也在冲击着社会心理，改变着市场预期。因此，各地各部门在贯彻落实中央政策时，要深刻理解社会心理特点，了解市场关心什么、担心什么；要全面、完整、准确理解中央政策，加强预期引导，提高政策制定水平，切实稳住市场预期。

需要进一步指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三个方面的因素并非彼此独立，而是会相互影响的。从机制上分析，需求收缩意味着经济增长速度继续下滑，投资和消费不振，这将使得预期更加疲弱，市场主体信心不足，人们的创新活力和创造潜力无法被充分激发，从而导致供给侧的约束堵点难以畅通，阻碍潜在增长率的提升和高水平自立自强的实现，经济下行压力必然进一步加大。如果不能打破上述循环，以上三重压力可能交互影响、自我强化，导致稳增长任务更加艰巨。

在客观分析下行压力的同时，也要有“风物长宜放眼量”的战略眼光。需要充分认识到，我国经济韧性强，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一是我国拥有超大规模国内市场，而且不同区域之间形成了层次分明的梯度，有利于形成有效的分工体系和国内市场格局；二是我国知识密集型劳动力供给充裕，人力资本“性价比”很高；三是我国储蓄率长期保持在40%-50%的高位，资金供给较为充裕；四是我国产业体系完备，主要产业部门的生产能力在疫情冲击下总体仍较为稳健且富有弹性；五是我国基础设施完善，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对外资的吸引力不断增强。

如果我们能够用好上述优势，扩大投资，增加消费，稳住2022年的经济增长速度，那么需求、供给与预期之间的循环逻辑将发生逆转：随着内需不足问题的缓解，市场预期也会止跌回升，市场主体的活力将持续恢复、积累，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动能，中国经济将可望进入需求、供给、预期三者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轨道。

三、三管齐下 开创改革发展新局面

在开启第二个百年征程的新阶段，发展依然是硬道理。保持必要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仅是我们解决就业和民生问题，扩大国内需求的必然要求，也是进一步增强综合国力，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和根本所在。在美国经济初现企稳回升迹象的情况之下，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高低将直接影响中美之间的经济实力对比，事关我国现代化建设战略全局。

在确保经济速度企稳这个大前提之下，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深化改革激发市场活力和发展内生动力，以供给侧的强大动能穿透国民经济循环中的堵点断点，以国民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促进经济发展质量的稳步提升，以经济高质量发展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断巩固经济恢复向好势头，开创我国经济改革发展新局面。

一要把扩大内需、稳定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在当前市场主体投资意愿不足，且政策空间较充裕的情况下，我们要坚定地实施扩张性的宏观政策，增加政府投资。这既可以拉动内需，稳定增长，又能够优化供给结构，增强发展后劲。要加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联动，扩大财政支出，增发国债，同时降低利率，压低国债收益率，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从而稳住增长，稳住预期。

二要从供给侧持续发力，提高发展自主性。要用好新型举国体制，加快攻克重要领域“卡脖子”技术，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以结构政策突破供给约束堵点，促进国民经济畅通循环，从容应对外部供给冲击，走向高水平自立自强。

三要以深化改革促预期稳定。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基本取向，加大产权保护力度，弘扬企业家精神，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营造各类所有制企业竞相发展的良好环境。同时着力加强预期引导，提高政策制定水平，做好政策评估和与市场沟通，通过稳定预期来稳住内需基本盘，让市场主体的创造力源源不断地涌流。

本文发表于《经济》杂志-经济网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健全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就业、产业、投资、消费、环保、区域等政策紧密配合，目标优化、分工合理、高效协同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为我国宏观政策框架体系的调整优化指明了方向。本文拟围绕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中的几个重要问题进行初步探讨，并围绕加强宏观政策协调配合问题提出若干政策思路和建议。

一、概念界说：从“宏观调控”到“宏观经济治理”

需要注意，“十四五”规划纲要使用了“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新提法来指代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框架。而此前党和国家重要文件中通常使用人们耳熟能详的“宏观调控体系”或“宏观调控制度体系”提法。这一变化之中蕴含的深意需要仔细体会。

众所周知，经济政策总是首先诉诸政策文件中的语言词汇，然后再落实到政策操作层面。因此，文件中重要提法的变化是政策变化的重要标志。在我国，这一特点更为鲜明。党和国家重要文件一般都有文字数量限制，文风特点是不解释原因，一句话一层含义。这种高度凝练的文风意味着，政策文献中的重要概念和提法是决策层深入研究和精心推敲的产物，提法的变化往往代表着决策者思想理念的变化。因此，从“宏观调控”到“宏观经济治理”，这一提法的转变必然蕴含着丰富的政策含义。

在“宏观调控体系”提法当中，关键词是“调控”。“宏观调控”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中产生的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术语，用于指代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活动。一个“调”字，突出了通过间接手段进行宏观管理的长期政策取向，从而与微观改革的市场化方向相适应。一个“控”字，强调在市场机制发育尚不完善的情况下，政府还应使用包括直接的行政手段在内的多种政策工具，对整个国民经济体系进行有效管理。这既体现了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的中国特色，也增强了短期内宏观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可见，使用“调”与“控”二字，意在描述两类政策工具的特性和功能。“宏观调控”提法强调政府应根据实际情况相机抉择，逆风向操作，综合运用多种类型的政策工具来保持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

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提法当中，关键词是“治理”。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威廉姆森的界说，经济治理是“对良好制度和可行安排的研究”，聚焦于那些与经济交易相关的制度和组织。据此分析，使用“宏观经济治理”提法代替“宏观调控”，意在将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活动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其纳入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轨道，推动宏观经济政策框架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总之，“宏观调控”提法侧重于刻画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箱中各类工具的特性与功能，关注这些工具在熨平经济波动中的作用。相较之下，“宏观经济治理”提法则侧重于刻画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制度特征，将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全局当中加以系统谋划。这标志着构建中国特色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的实践探索，已由问题导向、以打造多样化的“工具箱”为主线的早期阶段，转向了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结合、以构建完善的制度结构为主线的新阶段。

二、宏观经济治理的中国特色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调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推动着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四十余年的高速平稳增长。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建设取得了新突破：一方面，继续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宏观调控制度体系和政策操作当中的中国特色更加鲜明；另一方面，更加注重汲取发达经济体政策实践当中的经验和教训，宏观调控的视野更为开阔。从政策的目标、工具、体系、取向等方面看，我国宏观经济治理均呈现出既独立自主、又充分借鉴人类文明有益成果的鲜明特色。

1.宏观调控目标多元化

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努力实现三者有机统一”的经济治理新思路，将宏观、微观和社会政策视为一个有机整体，统筹考虑，协同分工，并将经济稳定作为宏观政策的首要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影响，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稳定市场预期，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保持总量平衡，维护宏观稳定，注重预期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在这些方面，中国宏观调控与国际主流的宏观经济管理理念是一致的。这是“宏观调控要稳”的具体表现。

但也要看到，中国面临经济发展和体制转轨双重任务，所谓中国“宏观”经济问题，不只包含经济波动问题，而是涵盖改革发展各个方面。因此，发达国家宏观政策当局高度关注的总供求关系失衡及其导致的周期性波动问题，仅仅是中国宏观调控的中心问题之一，而非全部。体制改革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宏观调控体系的构成、长期发展与短期稳定的关系等问题在中国宏观调控中同样占据重要的位置。因此，中国宏观调控目标是多元化的，涵盖稳增长、防风险、调结构、谋发展、促改革、惠民生等各个方面，最终目标是实现高质量发展。

2.宏观调控工具多样化

以上多重目标之间既有一致性亦有冲突或掣肘之处，宏观调控部门的任务是权衡取舍，把握好多重目标之间的动态平衡。而根据丁伯根法则，一项政策工具只能解决一个问题。目标增加，就意味着政策工具箱里要储备更多的工具。

作为一个发展任务繁重，结构变迁剧烈的发展中国家，体制改革和系统性风险防范化解等方面又面临很多冲击与挑战，多一些备用的、可供选择的政策工具对于中国而言很有必要。至于在具体施策过程中采用何种政策工具，应当以有效地达到宏观调控目标为基本原则来确定。我们既不能简单照搬西方国家的宏观调控工具，也不能固定不变地使用一套既定的宏观调控工具。

在实践中，随着经济体制的变革、发展阶段的变迁和外部环境的变化，中国的宏观调控工具不断拓展和丰富，以提升宏观调控政策的针对性、有效性。从20世纪80年代以行政性调控工具为主，到20世纪90年代借鉴国际经验、锻造现代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工具，再到当前就业、产业、投资、消费、环保、区域等政策工具逐步成型，我国宏观调控工具已经日臻完善。

3.从“三位一体”宏观调控体系到“新三位一体”宏观经济治理体系

随着宏观调控工具的日渐丰富，明确各类政策工具之间的关系，构建分工合理、协同发力的宏观调控体系变得愈加重要。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要“建立计划、金融、财政之间相互配合和制约的机制，加强对经济运行的综合协调”。这表明我国宏观调控体系是计划、金融和财政“三位一体”的组合，三者之间要加强协调配合，优势互补。在政策操作中，国家计委、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是主要的宏观调控机构，不仅有传统上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而且有专管长期的战略规划。这就实现了远近结合、短期与中长期衔接。相较之下，以财政与货币政策为最主要工具的西方稳定化政策，主要是以熨平短期波动为调控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三位一体”宏观调控体系的基础上，我国逐步构建起一套由三层架构组成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根据“十四五”规划纲要的表述，第一层是作为战略导向的国家发展规划，第二层是作为主要手段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第三层是作为必要政策工具的就业、产业、投资、消费、环保、区域等政策。前两个层次是计划、金融、财政“三位一体”宏观调控体系的“升级版”，即发展规划、财政、货币“新三位一体”组合。新增加的第三个层次则将那些在我国宏观调控中发挥实际作用的其他政策工具明确纳入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使得政策“工具箱”的功能更加强大。

4.宏观经济治理取向：“宏观调控有度”

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这表明，在履行稳定经济这一首要职能时，宏观调控要把握好度。

从调控方向上说，要相机抉择，逆风向而动，要雪中送炭，不要雪上加霜。从调控力度上说，要把握好分寸，用好预调、微调和区间调控等手段，既避免过犹不及，也不要意犹未尽。从调控机制上说，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政府不可越俎代庖，也要厘清宏观政策与微观政策之间的边界，宏观调控不可包打天下。

三、以完善宏观政策协调机制为抓手，推进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现代化

宏观政策的目标多元化和工具多样化对于转型与发展进程中的中国而言确有必要，但这也凸显了加强各种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配合机制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如果缺乏有效的协调配合机制，面对经济波动，就可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各种政策频频出台，各个部门一起来，各类工具一起上，甚至会以情况特殊为借口突破常规限制。这样一来，不仅导致调控效果不佳，影响经济平稳运行，而且可能导致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法治化进程停滞，宏观调控的相机抉择色彩过重、随意性过强。因此，加强宏观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配合，应当成为当前健全宏观经济治理机制的关键环节。

完善宏观政策协调机制，一要搞清楚什么样的政策工具能够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实现哪一类的政策目标；二要明确各类政策工具的分工；三要完善各类政策之间的沟通、协调与配合机制，既发挥政策合力，提高政策效能，又避免政策的叠加效应。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基本成型的今天，我们对各种政策工具的特性和功能已有初步认识，在施策过程中也已有了相对明确的分工。但政策之间的沟通、协调与配合，仍存在诸多短板和不足。补齐这些短板，形成协同效应，是当前我国宏观政策协调机制建设的重中之重。

围绕完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这一关键任务，需要着力推进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加强和完善党对宏观调控的集中统一领导。党是领导一切的，在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作用。党对宏观调控等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大优势。

要充分发挥党中央在宏观调控决策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加强制度化建设，提高决策科学化水平，健全决策咨询机制，完善信息发布制度，不断提高党在宏观调控等经济工作中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从而使宏观调控的决策、施策与评估过程能够超越部门局限，协调各方利益，统筹各项目标，形成调控合力。

第二，加快推进宏观调控法治化进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五条明确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推进政府宏观经济管理活动的法治化，依法实施宏观调控，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是我们坚持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

纵观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体系的规范化、制度化进程，宏观调控领域的立法工作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美国的《1946年就业法》（EmploymentActof1946）用法律的形式明确了联邦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三个主要目标，即“促进最大限度的就业、生产和购买力”，《1978年充分就业和平衡增长法》（FullEmploymentandBalancedGrowthActof1978）进一步明确了政府经济政策的重大优先领域和具体定量目标制订方法，并提出了总统、国会与美联储之间开展经济政策协调沟通的新机制、新程序。德国1967年颁布的《经济稳定与增长促进法》围绕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等政策目标，规定了各级政府的职责、权力与义务，规定了各类经济政策协调配合的机制，并设立国家经济平衡发展委员会来统筹协调宏观经济管理活动。

我国在宏观调控立法方面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要在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前提下，充分借鉴国际经验，科学界定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内涵与外延，明确宏观经济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战略定位，加快推进宏观调控的法治化进程，积极探索制定一部符合我国国情的综合性、全局性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和可行路径。这是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我国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第三，在发展规划、财政、货币“新三位一体”架构基础上，完善“2+3”宏观调控协调机制。党的十九大之后，为强化决策和统筹协调职责，党中央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改为中央财经委员会，负责经济领域重大工作的顶层设计、总体布局、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中央财经委员会的设立，体现了党管经济原则，而坚持这一原则为建立高效的宏观调控协调机制，进一步创新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提供了根本的制度保障。与此同时，为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要求，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成立，作为国务院统筹协调金融稳定和改革发展重大问题的议事协调机构。

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可考虑以“两委（中央财经委员会、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三部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民银行）”为基础，完善“2+3”的宏观调控协调机制。首先，将宏观调控政策协调作为中央财经委员会决策与协调的重要议题，研究解决宏观调控政策出台和执行过程中的重大问题。其次，发挥好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作用，在国务院层面统筹协调货币政策与金融政策重大事项，加强货币金融部门与财政、发展改革等部门的协调配合，增强政策的协同效应，从而有效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更好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最后，可考虑建立宏观调控协调部际联席会议机制，发改委、财政部、人民银行以及其他宏观调控部门为其成员单位，研究分析国内外经济形势，评估宏观调控政策效应，提出宏观调控政策建议，协调解决宏观调控中的政策配合、工作衔接等具体问题。

第四，以中长期发展规划引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发展规划是战略导向，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主要手段，因此，发展规划起到的是引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中长期取向，拓宽政策视野，稳定政策预期的作用。要强化国家发展规划的大宏观思维，优化项目审批职能，充分发挥其对公共预算安排、金融资本运用、信贷资源配置的综合协调作用。

一方面，制定中长期规划时，要充分考虑到财政能力及其支出结构，考虑到产出缺口、自然失业率、自然利率水平及其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另一方面，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松紧程度也要与中长期规划目标相适应，从而有效发挥这两个主要政策手段在管理总需求、弥合产出缺口和熨平短期波动方面的作用，为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做出贡献。

第五，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是通过调控全社会的货币资金流动来影响国民经济运行态势的。两者之间存在诸多重要差别：财政政策直接影响实体经济运行，政策时滞较短，既影响总量又影响结构；货币政策通过影响经济主体的资金可得性和资金成本，以间接影响实体经济运行，政策时滞较长，主要影响总量。两者之间存在众多犬牙交错的结合部，如国库现金管理、国债收益率曲线编制、外汇储备管理，等等。两大政策手段之间的功能差异和千丝万缕的联系表明，央行与财政需要更加紧密地合作，以应对现实中的各种挑战。

进一步分析，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财政收支缺口增加的现实背景下，政府赤字和国债管理，是财政货币两大部门协调配合的关键所在。将外汇储备的增减与货币发行分离，同时积极发展国债市场，将其建设成为“核心金融市场”，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以国债作为准备资产的货币发行机制。这既可以使货币政策摆脱各类资产的微观束缚，聚焦于调节货币、利率与经济运行的关系，又可以使政府通过发债为财政支出融资，减少对税收的依赖。

第六，加强财政、货币政策与其他政策工具的协调配合。就业、产业、投资、消费、环保、区域等政策的实施，离不开国家发展战略规划的宏观引导，也离不开财政资金和金融资源的支持。无论是产业发展、生态环保，还是区域协调、消费扩张，都要通过具体项目来推进，而项目往往是与预算安排、信贷支持直接挂钩的。

反过来，各种非常规政策工具也会影响财政与货币政策。例如，产业政策直接牵涉到财政政策的预算安排与税收优惠，环保政策的变化也往往会影响信贷投向和货币政策立场。因此，主要手段与其他政策这两层结构之间的协调配合同样直接影响宏观经济治理的效果。

可考虑在发展规划这一战略导向指引下，通过宏观调控协调部际联席会议机制，来协调财政、货币政策与其他政策，加强各类宏观调控政策出台前和执行中的协同性、系统性和有效性。

2020年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做出了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的重大战略判断和战略抉择，为我们开启第二个百年征程指明了方向和路径。其中，加快构建以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此次全会提出的一项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是应对新发展阶段机遇和挑战、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战略选择，需要从全局高度准确把握和积极推进。《读懂中国经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一本深入阐释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对构建新发展格局进程中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深度剖析的新作。

在前言中，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张晓晶分析了新发展格局的内涵、背景与基本遵循，点明了全书的主旨。在他看来，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有三个要点：一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即“国内优先”；二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让世界各国在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红利中获 得发展新动能；三是开放的循环，要在国内统一大市场基础上形成大循环，而不是自我小循环。张晓晶认为，我国发展环境的变化和全球化逻辑的变化是新发展格局提出的现实背景。新形势下，市场与效率原则有所弱化，而分配与安全原则有所加强，发达经济体在维护本国供应链安全方面已经开始布局。因此，我国在新发展阶段，也要统筹好发展与安全，这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本遵循。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一级巡视员刘培林在第一章“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着力点”中表示，构建内循环主体地位，需要实现“供需匹配转起来，供需同步涨上去，供需协调好起来”三个目标，主要着力点是促进技术进步，挖掘设备投资潜力，壮大中等收入群体。而要畅通内外循环，关键是秉持大国间技术能力均势的技术安全观，表明自己不会凭借新型举国体制占据全球前沿，从而缓解产业断链风险。

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陈劲等人在第二章“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中分析了我国科技创新体系面临的三大突出问题：创新政策体系集成度和联动性不足，区域创新体系整合程度低，企业创新面临的关键技术“卡脖子”问 题严重。针对上述问题，我们要以“底线开放思维+全面自主创新”为战略指针，以新型举国体制引领重大原创性科技成果攻关，以未来产业引领产业发展新生态的构建，以整合式创新战略打造世界一流企业。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主任冯鹏志则强调要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切实推进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全面提升。

高水平自立自强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在第三章“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中，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顾学明等人认为，当前全球供应链收缩趋势加剧，趋向于本地化、多元化发展态势；我国供应链面临加速转移、供给中断、环节割裂和链路失控四大风险。要厚植产业集群发展根基以增强供应链竞争力，发挥数字经济竞争优势以培育供应链创新力，加强与亚洲其他经济体合作以巩固供应链控制力，推动全球供应链合作以提升供应链黏着力，建立供应链安全防控体系以提升供应链安全保障力。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的文章聚焦我国产业基础能力薄弱问题，提出要从四个方面着手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邮件有利于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创新生态；充分发挥竞争政策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水平上的基础作用；深入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逐步探索适合不同企业的、向高附加值环节拓展的产业链水平提升路径。

在第四章“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中，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院长 张杰等人回顾了我国扩大内需政策的演进轨迹，分析了我国全面进入内需主导型发展阶段的驱动因素，讨论了转型面临的体制机制障碍，并且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微等人探讨了以强大国内市场促进国内大循环的政策思路，一是要提高居民特别是中等收入群体消费能力；二是要建立适应消费升级和产业转型的多元化供给体系；三是要加强基础设施系统化和智能化建设；四是要营造宽松开放、激励有效的发展环境；五是要加快建设竞争有序的统一大市场；六是要提高国内国际市场的接轨程度；七是要完善市场治理的基础性制度。

第五章“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包括改革与开放两个部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曙光等人聚焦要素市场化改革，提出双循环战略下实现要素市场化的三个重要方向，一是有序引导和促进产业转移，打通区域之间的壁垒，实现要素快速流动。二是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和跨区域土地交易 体制改革，畅通区域联系。三是通过消除行业垄断，实现全行业均衡发展。为保障这些改革落地，需要保持竞争中性，完善交易机制，健全产权制度，促进行业开放，激活民间资本。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叶辅靖回顾了我国对外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阐述了“十四五”时期我国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提出了六大主攻方向：全面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势，积极参与构建新型全球生产分工网络，推动深化改革和扩大开发在更高层次上的有机统一，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以积极参与世贸组织（WTO）改革引领高标准自贸区战略，以自贸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为重点提升开放平台功能。

第六章“解决好种子和耕地问题”包括粮食安全和耕地保护两部分内容。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党委书记杜志雄等人分析了供给侧生产端和进口端变化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全方位多层次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增加粮食供给的五点建议：合理协调“保产量”“优结构”与“提品质”的关系，通过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提升粮食生产能力与效率，多举措提高农户种粮与地方政府抓粮食生产的积极性，优化收储调控机制以增强风险应对能力，统筹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中国农业大学土地学院教授孔祥斌精炼地分析了我国耕地保护面临的若干突出问题及其成因，并提出创新国家耕地保护与治理协同政策体系，建立国家耕地后备资源保护性开发储备制度，实施中低产田改造和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协调国家、地方和农民利益等政策建议。

“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是 2020 年底之后的一个热点话题。如何弘扬企业家精神，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平衡好创新与风险，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在第七章中，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陈富良等人对数字经济反垄断规制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回溯，强调要推动数字经济反垄断理论分析范式的转型，科学确定政策目标，合理设定规则限度，退税规制模式的融合创新。中国证监会科技监管局局长姚前探讨了数字税问题，认为加强数字税的研究和国际规则建设是加强数字经济治理的必要措施。我国要积极跟踪进展，加强研究，参与规则制定。

 “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大经济社会问题。在第八章中，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田莉等人基于15个国际都市租赁住房发展的历史进程和经验教训，着重谈了对我国的三点启示：一是要从二元化体制向多元化体制转型；二要培育专业租赁机构，增加租赁住房供应；三要完善租赁市场立法与管理制度，保护租住群体权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邵挺认为，我国住房租赁市场面临热点城市租赁房源供给短缺，住房品质较差，机构化比重不高，租赁群体需求分化，租赁金融乱象较多，租房租赁立法和监管不健全等困境，应以盘活存量为主增加供给，完善金融、税收、监管等配套政策，完善相关法律以保障双方合法 权益，着力落实租购同权的机制建设与配套措施。

“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是事关我国经济中长期转型的大事。在第九章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田慧芳对国际碳中和的进展与趋势进行了梳理，并针对我国现状提出了加速“去煤化”，推动交通电气化，加快建筑绿色和智能化，促进消费低碳化，加快金融绿色化布局，完善碳定价机制等六条建议。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研究员陈迎和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巢清尘系统阐述了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路径，建议做好顶层设计，以推动煤炭消费尽早达峰为能源转型的先行目标，发挥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减排与增汇并重，持续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稳步前进。

《读懂中国经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既有提纲挈领的理论分析，也有扎实系统的对策分析，研究范围不求面面俱到，但直击新发展格局构建的关键点，是研究新发展格局的一部上乘之作。

金融科技发展是“十四五”时期我国金融改革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和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要“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提升金融科技水平，增强金融普惠性。”这一表述意味着，我国在“十四五”时期将要把金融科技水平的提升视为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和增强金融体系普惠性的重要工具。

2021年3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2021—2025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则进一步强调，要“稳妥发展金融科技，加快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

这表明，我国“十四五”时期的金融科技发展将以“稳”为先，稳中求进，在守住不发生重大风险这一底线的前提下，积极进取，实现金融体系的数字化转型，进而提升我国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鉴于我国在金融科技发展上目前处于世界第一方阵，所以，稳妥推进金融科技发展，将可为我国赢得核心竞争力。

在此，我将围绕实施“稳妥发展金融科技”这一战略任务的重点难点，简要分析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稳妥发展金融科技，要以理性看待金融科技的作用为前提。

在科技创新成为发展全局的核心，数字经济迎来大发展机遇的新形势下，我们要冷静分析金融科技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从而理性看待金融科技产业的发展前景，避免投资过度、供求失衡和产能过剩现象引发新的风险。

总体而言，发展金融科技有可能通过如下几个机制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一是助于破解信息不对称这一困扰金融发展的难题，为金融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提供更可靠的信用基础；二是准确地提供各种要素的流转轨迹，并使得各类市场主体充分显示自己的偏好，为金融资源配置提供有效的参数；三是降低金融服务成本，让金融资源有效对接普罗大众和小微企业。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提供金融服务的主体是金融企业家，科技本身并不会提供金融服务，切忌盲目夸大金融科技的作用。

例如，金融科技不能决定资金成本，它是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再如，金融科技同样不能提高借款人的道德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因此无法显著改善借款人的风险水平。

因此，科技企业和金融机构更要按照金融科技总体规划，瞄准核心技术及其应用场景，有序有度推进新型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各级政府要客观分析本地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制定本地区金融业和金融科技发展规划，从覆盖面、渗透率、用户体验等不同维度考察信息技术设施建设的经济社会效应，使得新基建能够发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释放数据红利的作用，推动本地区金融科技持续健康发展。

第二，稳妥发展金融科技，要以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重大风险为基础。

稳定是发展的前提，当前要密切跟踪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加强金融科技风险点的监测，防止死灰复燃，精准打击各类金融科技领域风险。

要做好防范化解互联网资产管理、虚拟货币投机炒作等“灰犀牛”领域风险的工 作预案。要全力打击那些利用互联网手段和数字货币媒介进行的违法犯罪活动，盯住电信网络新型违法、反洗钱、个人信息保护等重点领域，严守资金安全底线。

要继续推进网络借贷等领域的存量风险化解工作，特别是做好后续处置工作，依法有序推进相关机构实现转型发展。要坚决遏制第三方支付领域的违规行为屡禁不止，违规获利数额不断攀升的势头，维护支付市场平稳运行。

第三，稳妥发展金融科技，要以关键技术的自立自强为核心。

“十四五”时期，我们要密切跟踪分析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和国际组织在金融科技竞争力提升和竞争规则优化方面的新动向，在此基础上客观分析全球金融科技竞争力演变趋势，梳理我国在金融科技领域的“卡脖子”环节，相应地，我们要把核心和关键技术创新置于现代化金融体系建设的核心，用好科技创新领域的“揭榜挂帅”等新机制，在底层技术方面支持我国金融科技企业的研发，以及它们与发达国家金融科技企业进行联合研发，统筹金融科技发展与金融安全的关系，致力于实现金融科技发展的自立自强，通过科技硬实力的提升来增强我国金融基础设施和金融科技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第四，稳妥发展金融科技，要以完善市场制度和监管制度为根本保障。

要建立充分有效的市场竞争机制，解除金融压抑，放开市场准入，“挤干净”我国金融领域因过度管制所形成的“租”。同时，继续贯彻落实“金融业务一定要持牌经营”的总体要求，探索建立大型科技企业的监管长效机制。

此外还要通过法律法规的完善，明确平台企业垄断认定、消费者权益保护等领域的基本规则，坚决破除垄断，为企业家精神的涌流和“创造性破坏”的实现提供制度保障。

在此基础上发展金融科技，金融企业家才不会走上“寻租”之歧途，才会向科技要竞争优势，向科技要金融供给效率。

第五，稳妥发展金融科技，要以数据要素的产权界定和有效利用为新动力。

202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提出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可见数据已被视为与劳动、资本、技术并列的生产要素，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大型科技公司实际上拥有大量数据的实际控制权，但现行法律尚不能准确界定数据财产权益的归属。这一状况导致客户数据被过度采集，客户隐私受到侵犯，表明数据资源的产权界定和保护工作难以适应数字经济大发展的需要。近期，欧美数字经济领域新规频出，旨在为全球数字经济竞争确立新标准，在规则层面构筑竞争优势，以防我国在该领域“弯道超车”。

在新形势下，应按照“十四五”规划的要求，做好如下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统筹数据开发利用、隐私保护和公共安全，加快建立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跨境传输和安全保护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

二是建立健全数据产权交易和行业自律机制，培育规范的数据交易平台和市场主体，发展数据资产评估、登记结算、交易撮合、争议仲裁等市场运营体系。

三是加强涉及国家利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数据保护，加快推进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等领域基础性立法，强化数据资源全生命周期安全保护。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取得令全球瞩目的奇迹。在1979—2019年期间，中国经济实现了年均9.4％的高速增长，这是同期世界上最快的增长速度。而纵观全球经济发展的其他历史时期也未有过在如此长的时间里以如此快的速度增长的先例。中国经济在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还实现了经济波动的平稳化，形成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孜孜以求而不可得的“高位－平稳”增长态势。持续４０年的快速稳定增长带来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经济发展奇迹，中国GDP总量从1978年的世界第11位跃升为2010年以来的世界第２位，人均GDP从1978年的115美元增至2019年的１万美元。

宏观经济政策是决定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波动幅度的重要因素。中西方经济增长绩效的差异促使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对本国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与政策框架进行反思，中国宏观调控当中的成功经验也逐渐进入西方经济学家的视野。例如，摩根士丹利前首席经济学家罗奇明确提出发达经济体应向中国学习宏观调控的经验。

把握宏观调控的大逻辑，讲清楚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体系的演变脉络、运行机理和显著优势，并在此基础上积极推进我国宏观调控理论创新，不仅有助于我国理论界准确回答上述重大问题，也将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一、宏观调控理论创新的政治经济学意义

恩格斯指出:“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这一论断表明，政治经济学有明显的国家主体性和鲜明的时代特色，必须紧密联系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创新问题。

（一）国家主体性视角

西方经济学界普遍认为，世界上只有一种主流经济学，即以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为主体、以最大化行为、偏好稳定和市场均衡为理论内核的经济学。这种看法既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也否定了后发国家基于自身经验，构建具有国别特色的经济学的可能性。这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霸权主义在经济学中的具体表现。尽管西方人士已经看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也承认中国的成功并非偶然，但在他们看来，经济发展的成功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国之所以成功，无非是走出了一条有自身特色的资本主义道路。为了打破这一错误的思维定式深刻揭示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中国学者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指导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提炼中国事实、总结中国经验、构建中国理论。这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大意义所在。

如前所述，中国的宏观调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成功的密钥绝不是照搬照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恰恰相反，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具体国情，以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和改善民生为根本目的，持续进行改革创新的产物。我国经济理论工作者需要准确把握中国宏观调控的演变脉络、全面梳理相关基本事实、深入探究其运行机理，进而推动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理论创新，一套基于中国经验的、逻辑自洽的宏观调控理论体系，能够展示宏观经济管理的中国特色，彰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从而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体性”。

不仅如此，随着中国经济在全球地位的持续提升，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都将成为影响世界的重要经济现象。把中国的宏观调控机理、特色与成就讲清楚，就等于成功解释了世界上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这将有助于理论界深化对宏观经济管理一般规律的认识为世界经济学的发展作出贡献。

（二）时代特色视角

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而言，任何一个发展阶段的政治经济学，都应当是对这一时期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全面总结和自洽阐释。20世纪50年代初由斯大林组织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专家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就被当时的理论界视为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以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以这部教科书的体系为基础，形成了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占据主流地位的“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当然，受时代背景和社会实践的限制，苏联范式存在着僵化封闭和教条主义等弊病。1960年毛泽东同志在读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后曾指出:“现在就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

如果说20世纪中叶的中国，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积累的经验还很有限，那么时至今日，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提供了丰厚的实践土壤。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时代，党中央成功驾驭了我国经济发展大局，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以宏观调控为例，党中央坚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完善宏观调控及时调整宏观调控思路，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宏观调控思路的新调整和新变化构成我国近年来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良好态势的决定性因素。可见，新时代我国宏观调控理念的创新和宏观调控政策的优化为理论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提供了新的宝贵素材。

令人遗憾的是，我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尚落后于波澜壮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现有的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尚不能系统完整地揭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机理，对我国宏观调控体系的制度优势亦缺乏精准提炼和深刻分析。有鉴于此，从我国宏观经济管理实践活动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应当成为推进我国宏观调控理论创新的主要着力点。

总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新时代的现实背景下，经济理论工作者要致力于总结我国宏观调控的实践经验并在此基础上着力构建体现时代潮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体系。正如恩格斯所言:“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科学的理论总结不仅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宏观调控基本经验的系统概括，反过来也可构成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征途上的理论先导。

二、“宏观调控”: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概念的演变脉络

需要特别指出，人们耳熟能详的“宏观调控”提法既不是西学东渐大潮中的舶来品，亦非中华传统思想体系中的经典概念，而是在我国改革开放时期产生的一个新术语。

具体而言，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都没有出现过“宏观调控”提法。另一方面，西方经济学家一般使用“宏观经济政策”或“宏观经济管理”来指代熨平经济波动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并不使用“宏观调控”。此外，我们的文献检索亦表明，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我国的政策文件和学术文献均没有使用过这一提法可见“宏观调控”一词是一个富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概念，其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伟大进程中持续推进理论创新的产物。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的进程中，我们首先要清晰地梳理宏观调控提法的来龙去脉，这是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基础性工作。

（一）党和国家重要文献中的“宏观调控”提法

自新中国成立起，党和国家重要文献就经常论述经济发展和经济波动问题。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为例，1954年报告中分析了“供应和需要之间的不平衡”问题，1978年报告中提出要切实搞好综合平衡，1981年报告提出要实现稳定经济的目标，1984年报告提出要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等等。虽然这些提法与宏观调控政策力图实现的经济平稳健康运行总目标高度一致，但文献中并没有使用“宏观”或“调控”来刻画这些经济现象或政策取向。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越是搞活经济越要重视宏观调节”。这是“宏观”提法在党和国家重要文献中的首次出现。1985年3月，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出现了“宏观经济”提法并与“控制”“调节”或“管理”组合在一起。具体表述为要“切实加强和完善宏观经济的有效控制和管理”“加强中国人民银行对宏观经济的控制和调节职能”。1985年9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强调要“把计划和市场、微观搞活和宏观控制有机地结合起来”还要努力提高“决策的科学水平和宏观控制调节能力”。

1986—1987年“宏观控制”和“宏观管理”仍频繁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但“宏观调节”没有再出现。在198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发挥中央银行“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重要作用”。至此“宏观调控”提法在党和国家重要文献中正式出现。

此后，在我国的政策文件中“宏观调控”逐渐取代了“宏观控制”“宏观管理”和“宏观调节”占据了主导地位。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到2017年党的十九大，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要对今后五年的宏观调控体系建设方略和政策框架设计思路作出总体部署。从1989年到2019年“宏观调控”成为在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反复出现的高频词，历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必谈宏观调控。

（二）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性日渐凸显

在1978年之前，中国经济管理机制的调整是在计划经济的大框架下开展的。中央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是直接干预和控制，也无需对宏观问题和微观问题进行区分。改革开放之初，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是，在坚持计划经济体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强化市场调节方式的辅助作用。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的提法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因此，对经济运行的直接控制仍然是政府经济管理活动的主要方式。

此间，伴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启动国民经济开始活跃起来，但市场竞争也带来经济过热的压力:投资和消费过度膨胀，货币超发助推通胀率持续攀升。简单沿用以往的以指令性计划为主要标志的办法难以有效熨平经济波动。由于宏观经济管理经验不足，微观放活以后，经济运行出现了许多漏洞宏观管理的低效率可能导致信贷失控和螺旋式通胀，反过来给微观领域的经济体制改革增加新的困难。因此，解决宏观经济过热问题的重要性开始凸显。我们需要探索在微观经济开始放活的新条件下有效实施宏观经济管理的途径。

这正是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强调“越是搞活经济，越要重视宏观调节”的现实背景这次全会提出使用“宏观调节”新提法，旨在强调要“综合运用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对宏观经济运行进行力度比较轻微的间接调整，改变以往对整个经济体系进行全面严格管控的做法”。这次全会«决定»提出的包括“宏观调节”在内的一系列新思路、新提法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高度评价被认为“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有些是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

（三）“宏观调节”与“宏观控制”的关系

到了1985年初，投资与消费持续膨胀导致通货膨胀压力继续加大。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花了大量篇幅讨论应对经济过热的政策措施在具体表述中出现了“控制”和“调节”两种提法。在这一时期党和政府重要文献中“宏观控制”的使用频率比“宏观调节”更高，这就意味着政府仍需使用必要的行政手段对经济运行态势进行直接管理。这与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相契合，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通行做法有很大差别。

就基本制度层面而言，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由资本积聚和集中所形成的垄断资本和金融资本不仅可以在市场中恣意妄为，并且还会迫使国家屈从于私人资本的意志。因此，资本主义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必然把维护私人资本的利益放在核心地位。如布罗代尔所言:“资本主义拥戴统治阶级统治阶级在维护资本主义的同时也就维护了自己”。

相较之下在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群众是社会生产、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的主体正如列宁所说:“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因此，无论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还是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活动都必须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彰显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国家的宏观经济理论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经济理论之间存在本质的差异。

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表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也会反作用于生产力。可见经济体制如果超越了生产力发展水平，就会反过来阻碍生产力发展。实践证明，对于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而言，以单一公有制和指令性计划管理为主要特征的命令经济是过于超前的经济体制框架，未能充分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必要用改革的办法加以调整。1978年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一基本框架之下，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在施策时理应尊重市场规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优势，促进生产力发展。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中汲取智慧，不能听任市场自行其是、自发调节，而要致力于克服市场与生俱来的一系列弱点，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具体而言，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充分借助市场中的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相应地，宏观经济管理部门也需要注重运用市场化取向的间接管理手段来影响微观主体的行为。从而有效管理总需求，避免经济的剧烈波动。因此，运用“调节”方式稳定经济确有必要。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通过发展规划或计划等手段，运用国家的力量，发挥公有制经济的优势“由社会预见指导社会生产”克服市场的自发性、盲目性、投机性等弱点，抑制私人资本权力的过度膨胀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协调各方利益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因此，“控制”方式亦有其重要作用。

就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经济的现实状况而言，从长期看，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的确是逐渐减少行政手段，由直接控制为主转向由间接调节为主。但从短期看，在新旧体制更替过程中，市场化的调控手段尚不具备充分发挥作用的体制基础，微观经营主体还难以对价格等间接调节信号做出及时灵敏的反应。因此，政府仍必须主要依靠行政手段来控制经济，确保经济社会正常运行，为改革创造适宜的宏观环境。

总之，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情况均表明，在改革开放时期，我国宏观经济管理活动中的“调”与“控”两类工具、两种方式应当有机结合起来不可顾此失彼。

（四）“宏观调控”:“调节”与“控制”的融合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理论界对宏观调节与宏观控制问题进行了探索和讨论在“宏观调控”提法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今后必须加强宏观经济的间接管理来应对经济过热。其核心是有效控制总需求的合理增长，并相应建立和完善各种间接管理的手段和体制，创造出能够促使企业对宏观经济间接调节手段做出灵敏反应的各种内外部条件。

与此同时，也有不少学者意识到市场绝不是万能的，为了克服市场的不足，计划还要起必要的指导作用。单纯使用计划手段或市场手段，都可能失败。计划的含义有两种：一是直接的行政控制。这是与市场相对立的指令性计划；二是市场中的非指令性计划。重在探索中长期经济发展的各种可能性、协调各个方面的利益、为政府决策做准备。后者与市场机制并不冲突，可促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包容性、协调性。我国应当把上述两种计划方法结合起来，在改革进程中加强计划工作，保持必要的直接行政控制，弥补市场不足，防止市场机制的消极后果。

党中央参考吸收了学术界的讨论成果，在重要文献中开始使用熔“调”和“控”于一炉的“宏观调控”提法。1985年９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指出：要努力提高“决策的科学水平和宏观控制调节能力”。“控制”与“调节”作为宏观经济管理的两大工具体系，并列出现在中央重要文件当中，这标志着作为一种宏观经济管理新理念的“宏观调控”实际上已经成为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

从1986年起，国内的经济学文献中开始大量出现“宏观调控”提法。1988年《政府工作报告》将理论界的探讨转化为党和政府的权威表述，正式采用“宏观调控”新提法。此后“宏观调控”成为决策者和学术界刻画中国政府宏观经济管理活动的特定术语。一个“调”字，突出了通过间接手段进行宏观经济管理的长期取向，从而与微观经济改革的市场化方向相适应。一个“控”字，强调政府要对整个国民经济体系进行有效的管理。既凸显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属性，突出了中国特色，也增强了短期内宏观政策的有效性，为改革创造出稳定的宏观环境。

从以上历史回顾中不难发现“宏观调控”一词是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诞生的新提法。它的出现绝非偶然，是党和政府在探索宏观经济管理新框架的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相结合，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而形成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结晶。

三、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体系的构建

（一）中国宏观调控体系演进的历史逻辑

在准确把握宏观调控提法的来龙去脉之后，如下问题随之而来:在中国宏观调控体系的发展进程中，是否存在着一条贯通全过程的主线索?换言之，中国宏观调控体系演进的历史逻辑是什么?

中国经济的变迁是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统一的历史进程，探究中国宏观调控的历史逻辑不可就调控论调控，而要跳出调控政策本身，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高度加以分析提炼。

第一，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决定了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只有通过解放和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逐步实现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超越，才能真正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因此，发展是硬道理发展社会生产力是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问题的关键。评价一项宏观调控政策的成败，关键要看它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深化改革是解放生产力的根本途径，也是提升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和改善宏观调控质量的决定性因素，体现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就必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起完备有效的、“调节”与“控制”协同发力的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体系。这是保障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的重要支撑。

第三，与其他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一样，中国宏观调控要设法有效应对来自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各类冲击。弥合产出缺口、熨平经济波动、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稳定是改革的前提，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可以为体制改革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简言之，发展是国家的核心战略任务，改革是促进发展的主要手段，稳定是改革顺利推进的前提。中国宏观调控的重要性和特殊性，集中体现在它是党和政府推动生产力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政策工具。可以认为，宏观调控始终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关系的重要抓手、构成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有力支点。这就是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历史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党和政府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指导，把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的发展是新与旧的交替和质与量的统一的观点，以及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的观点贯穿宏观调控全过程，用辩证思维和历史眼光认识宏观经济运行规律，把握宏观调控施策方向，取得了良好效果。这一方法论具体表现为中央政府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持续推动政策创新、工具创新和体系变革，用深化改革的办法稳定经济运行。而经济形势的稳定反过来又为体制改革创造出有利条件，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宏观调控体系的完善极大地解放了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实现了持续４０多年的“高位－平稳”增长奇迹。

中国宏观调控的上述历史逻辑和成功经验构成了中国改革发展的鲜明特色，可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丰富和发展提供宝贵的事实依据和理论创新源泉。

（二）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体系的形成过程

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探索阶段之后，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也对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体系建设做出了全面部署。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同时也要看到市场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根据上述判断，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要坚持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原则，既要注重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市场化调控手段来熨平经济波动，也要注重运用国家计划指导手段来克服市场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把改革、发展与稳定有机统一起来。因此，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指出：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初步搭建起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体系的基本架构。全会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有健全的宏观调控体系”“宏观调控主要采取经济办法近期要在财税、金融、投资和计划体制的改革方面迈出重大步伐，建立计划、金融、财政之间相互配合和制约的机制”。至此，由国家计划部门、中央银行和财政部门组成的三位一体宏观调控体系的基本架构初步成型。从1993年起，我国经济出现新一轮过热、高投资膨胀、高工业增长、高货币发行和信贷投放、高物价上涨等现象同时出现，我国政府坚持及时削峰、适度从紧、适时微调、抓住主线的施策方针，注重用改革的办法消除通货膨胀反复出现的微观基础，提高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到1996年，经济过热势头得到有力遏制，同时继续保持了经济较快增长态势，成功实现了经济软着陆，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体系的优势得到充分显现。1996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新的宏观调控体系的框架初步建立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取得明显成效。

1997年之后，中国经济运行格局出现了从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的根本性变化。此前，宏观经济波动的典型形态是需求增长快于供给增长、导致供不应求，进而使得商品短缺、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现象反复出现。而在买方市场条件下，宏观经济波动的主要成因是供给增长快于需求增长，导致供大于求，物价下跌、通货紧缩和产能过剩成为困扰中国经济的新问题。

为了破解上述困局，199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扩大国内需求、开拓国内市场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1999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宏观调控的任务是“扩大内需，开拓城乡市场，增加就业，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防止经济增长的大幅度波动，为国有企业发展创造有利的宏观经济环境”。扩大内需是中国宏观调控的基本立足点，是实现宏观调控目标的主要途径。我国宏观调控目标具有多重性，既要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又要维护经济稳定，还要助力国有企业改革，体现出宏观调控在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中发挥的关键作用。

2002年，党的十六大在强调要坚持扩大国内需求方针的同时，也明确提出要根据形势需要实施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这一时期，中国已经加入WTO，外部冲击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明显增大，对经济形势的准确判断因此变得更为重要。务必要搞清楚经济波动的冲击源来自何方、特征是什么、强度如何、呈现何种变化趋势、有无可持续性。在此基础上，我们要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体系用高水平的宏观调控来应对经济波动。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发挥国家发展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提高宏观调控水平”。再次强调了直接的行政手段和结构性调控工具在宏观调控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地位，体现了“控”在宏观调控中不容低估的作用。

从2002年到2012年，我国中央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下积累了丰富的宏观调控操作经验，对市场经济与宏观调控关系的认识趋于系统化、稳定化。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健全的市场机制，有效的宏观调控，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场作用多一些还是政府作用多一些，必须相机抉择。这就意味着，一旦市场机制出现扭曲、失灵等情况政府就必须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避免经济大起大落。

四、新时代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体系建设的新突破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是一个与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时期不同的新阶段。与之相对应，中国宏观调控也步入新阶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宏观调控必须适应发展阶段性特征和经济形势变化，该扩大需求时要扩大需求，该调整供给时要调整供给，相机抉择开准药方。

在上述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指引下，我国政府紧紧围绕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这个大局将科学的宏观调控作为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用全面深化改革的办法健全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体系，充分运用发展规划、财政、货币等多种政策工具，从供给和需求两端分别施策。坚持不懈地在实现宏观稳定的同时推动经济发展提质增效升级，力求调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致力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新时代中国宏观调控体系已经呈现在我们面前。

总体而言，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贯穿宏观调控全过程，坚持底线思维和创新思维、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坚持稳中求进，力图把改革发展稳定有机统一起来，以经济发展新常态为大逻辑、以高质量发展为根本要求、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要稳”和“有度”为施策原则，实现了宏观调控体系建设和宏观调控理念的新突破。

（一）新常态: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2012年前后，中国经济从年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区间转入6％—7％的中高速增长区间，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2014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新常态之“新”首先在于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与以往30余年不同的若干新变化，在诸多宏观经济变量当中，经济增长速度的明显放缓是最为显著的变化。经济增长的长周期规律显示，任何一国的经济增长都不可能以恒定的高速度永久地持续下去，中国已经在短短30余年时间内实现了从低收入阶段到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起飞，并已进入由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的新阶段，以经济增长减速为主要特征之一的新常态是这一历史性转变的必然结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经济发展面临速度换挡节点，如同一个人10岁至18岁期间个子猛长18岁之后长个子的速度就慢下来了”。我们要尊重经济规律，按照新常态的内在逻辑要求，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破除制约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从而实现中国经济的“浴火重生”。

新常态之“新”还表现为新的制度条件。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引领新常态的根本途径。2013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方略强调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体现了市场与政府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分工配合、协调共进的制度设计理念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内容。这就要求宏观调控部门务必用好“调”与“控”两类政策工具。一方面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使得市场化调节手段更加有效地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发挥好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的导向作用，用必要的行政性控制手段弥补市场化调节手段的不足。

（二）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始终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并没有改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一国际地位，一定要牢牢抓住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动摇”。在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我们不能再把发展简单化为增加生产总值，而要追求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归根到底就是要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实现。

“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我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面对增速换挡、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的冲击挑战，我国宏观调控决策者摆脱“速度情结”和“换挡焦虑”。充分认清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客观现实，冷静看待宏观经济指标的短期波动，保持战略定力，对宏观调控的目标和任务进行再思考、再定位，追求速度略低、但质量与效益稳步提升的经济发展目标。2013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影响，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稳定市场预期，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可见，快速的经济增长不再是宏观调控追求的主要目标，“稳中求进”成为基本取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是总量平衡、波动平缓、风险可控、预期稳定，而结构协调与布局优化事关经济长期发展的效率和潜力。稳定、协调与优化都是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为了完成上述目标任务，中央政府不断推动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的创新与完善、2019年召开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健全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就业、产业、投资、消费、区域等政策协同发力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这是对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形成的三位一体宏观调控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首先，这一体系中既有管理短期波动的财政与货币政策，还包括主攻中长期发展的战略规划。长短兼顾，调控并重，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其次，这一体系中还有就业、产业、区域等一系列非常规政策工具，为了实现高质量发展中国宏观调控的目标比西方国家更为多样化，把总供求均衡、经济增长、结构优化和民生改善等方面都涵盖在内。一项政策工具通常只能解决一个问题，目标增加，就意味着政策工具箱里要储备更多类型的工具，这就可以使政府在面临各种类型的问题时都有适用的“武器”。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时代宏观调控的主线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新常态下，劳动力等要素成本提高、技术上的后发优势缩小、国民储蓄率下降、生态环境约束增强。这些来自供给侧的结构性因素导致的潜在产出下降是我国经济减速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在生活水平总体达到小康后，我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需求更高更广泛，并呈现出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而我国目前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尚不能充分满足人民的需要。存在着供需结构不匹配问题。可见，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结构性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

在新形势下，党中央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及时调整宏观调控思路。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宏观调控的主线，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是宏观调控的主攻方向，要用深化改革的办法来推进结构调整，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促进经济增长新机制的形成，并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当然，供给与需求之间是一种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在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的现实背景下，我们仍要综合运用各种短期的总量调节工具来适度扩大总需求，使得实际产出尽可能地与潜在总供给持续保持一致，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稳定的经济环境，进而为供给效率与质量的提升作出特殊贡献。

作为一项新的宏观调控理念，“区间调控”体现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新特征，彰显出党和政府的战略定力。所谓区间调控，就是设定一个区间范围，而非一个特定的数值。作为宏观调控的目标“宏观调控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使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经济增长率、就业水平等不滑出‘下限’物价涨幅等不超出‘上限’”。只要宏观经济指标处于合理区间之内政府就不再为速度而纠结，不为某个宏观指标的短期波动所困，转而把主要精力放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来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只有当经济运行逼近区间的上下限时，政府才将宏观调控的重心放在总需求管理上，将稳增长、防通胀、稳预期等短期政策与调结构、促改革等中长期政策结合起来，使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

（四）“要稳”与“有度”:新时代宏观调控的施策原则

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努力实现三者有机统一”的经济治理新思路。宏观、微观、社会政策是一个有机整体，将经济稳定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市场主体的预期就不会被经济波动所影响，也不会出现短期化的扭曲行为。微观政策放活，可以增强市场主体内生动力和创新创业活力；而新创意新动能的成长反过来也有利于高质量发展和稳定增长；有社会政策托底，就可以缓解社会压力，守住防范重大风险底线为宏观经济的“稳”和微观经济的“活”创造条件。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这表明，在履行稳定经济这一首要职能时，宏观调控要把握好度。从调控方向上说，要相机抉择逆风向而动，要雪中送炭，不要雪上加霜；从调控力度上说，要把握好分寸既避免过犹不及，也不要意犹未尽；从调控机制上说，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厘清宏观政策与微观政策的边界，政府不可越俎代庖。

五、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这一重要论断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我国理论界要按照上述要求，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努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创新。

（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深刻、宽广、辩证、开放的理论体系。具有以狭窄、封闭、细致、精密为主要特征的西方新古典经济学说所无法比拟的巨大优势，它既从立场和方法论上给我们以指导也揭示了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原理及内在发展规律。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依然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明显的理论优势。

第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的根本立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创新，必须政治导向明确，根本立场旗帜鲜明，服务于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致力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力图透过经济现象，着力分析基本经济因素，探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直击事物本质。这一经济分析过程力求搭建起基本关系与经济现象或经济运行机制之间的桥梁，其理论的深刻性远胜于分析市场配置资源具体机制的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研究宏观调控问题最终要“见物也见人”要探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是必然选择。

第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格外重视经济利益矛盾的分析，强调经济利益矛盾的发展演变是决定经济关系变化趋势的直接原因，实事求是地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各种经济利益矛盾及其作用。研判各种经济利益矛盾的发展趋势及其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的影响，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的重要精神实质。

第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重视研究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性作用，也重视研究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构建过程中，必须秉持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理论立场，将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经济运行与经济发展)的研究与对生产关系(宏观调控制度框架与政策体系)的研究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既要注重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要不断健全和完善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用改革的办法解放生产力。

（二）总结和提炼我国宏观调控实践经验

我国宏观调控取得了巨大成就，科学有效的宏观调控构成了中国40年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源泉，其中的许多宝贵经验值得理论界系统总结。

第一，加强党对宏观调控的集中统一领导。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的领导在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作用。党对宏观调控等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大优势。改革开放以来，党在宏观调控等经济工作中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持续增强。这有利于形成共识、统一方向，增强了宏观调控的战略性、协调性和权威性，避免了宏观调控的碎片化，减少了不同政策间相互冲突，以及部门或地方执行不力等情况。

第二，把宏观调控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重要抓手。中国的宏观调控是经济政策总体框架的一部分，需要服从于经济工作的总体安排与思路。从本质上说，中国经济变迁的历程是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统一的进程，而宏观调控则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关系的重要抓手尽管三者统筹的办法在短期内会牺牲一些增长速度、付出一些改革成本，但最终却实现了长达40多年的持续稳定增长。

第三，形成“发展规划、财政、货币”三位一体的宏观调控体系。其中，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主要用于熨平短期经济波动，发展规划着眼中长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济结构调整、发展动力转换、民生改善等战略性、全局性目标；致力于凝聚社会共识，稳定各方预期，调动各类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为实现中长期发展目标而努力三者协调配合；有利于短期政策与中长期战略规划的衔接与配合，拓展了宏观调控的视野，也更充分地代表了全体人民的利益。

第四，“调”与“控”两类工具协同发力，致力于实现多元化的宏观调控目标。数十年来，市场化调节与行政性控制在宏观调控中协同配合，形成了中国宏观调控的又一特色。宏观调控部门的产业政策、资本管制、金融监管、砍投资、砍项目等行政化控制手段在稳定经济运行中发挥了独特作用。两类政策工具协同发力，致力于解决国民经济中的诸多战略性、全局性、紧迫性、普遍性的重大问题。譬如熨平经济波动、实现金融稳定、加快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改善民生等。

第五，在繁荣期进行适度调控。我国在应对经济过热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在经济步入繁荣期之初，宏观调控部门就注重适时适度、有节奏的多次小步微调，并给每次调控以一定的消化、吸收过程，繁荣期的适度调控避免了大泡沫的出现，有效地维护了宏观稳定。

（三）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相当长时期内，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还必须同生产力更发达的资本主义长期合作和斗争，还必须认真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创造的有益文明成果”。自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出版以来，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与实践力图修补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维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正常运转。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认真研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近百年来走过的宏观经济管理历程，总结其理论逻辑和经验教训，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资本主义宏观经济管理活动的基本规律、准确把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最新发展动向、在国际宏观政策协调配合中获得有利位势。此外，在具体的政策设计和工具创新层面上，我们也可借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有益经验，同时避免再走他们走过的弯路。

因此，在构建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理论体系过程中，我们要始终注意分析、研究并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中那些有益的成分，但决不能离开中国具体实际而照搬或滥用。需要牢记，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进行长期艰辛探索的产物。

近年来，金融科技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产业竞争的焦点领域，未来大国之间的金融竞争将更多体现为金融科技要素竞争。如同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2017年1月发布的《金融科技框架》白皮书所言，金融科技所代表的企业家精神能够把新理念、新创意转化为现实，通过建立新企业，带来新投资，创造高收入的就业机会，推动经济繁荣发展。

因此，政府决策者、监管者要与私人部门通力合作，培育金融科技领域的创新活动。各国政府纷纷出台政策，力图通过放松对金融科技的监管来培育适合创新的政策环境，为提升金融领域的国家竞争优势提供制度保障。

在激烈的竞争中，中国金融科技发展成就令人瞩目。伴随着各类行业主体的充分竞争和分工合作，我国金融体系与科技的融合持续深化。从技术企业一端看，互联网企业和其他新兴技术企业不断将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技术、分布式技术和安全技术应用到金融服务领域，涵盖支付清算、财富管理、资源配置、风险管理等主要功能，催生了一批新的金融业态。

从传统金融机构一端看，各大金融企业也纷纷利用新技术降成本、补短板，开发新的产品，探索新的商业模式，提升金融服务的质量。

目前，我国在全球金融科技发展格局中已经处于第一方阵。2019年，中国金融科技产业营业收入达1.44万亿元，较2018年增长了48.1%；中国金融科技融资共计285笔，占全球的24.4%；金融科技融资额为656亿元，占全球25%。

2019年10月发布的《2019胡润全球独角兽榜》显示，中国上榜的金融科技类独角兽企业达22家，占上榜的全球金融科技独角兽企业总数的39%。中国金融科技独角兽的总估值为2620亿美元，占上榜的全球金融科技独角兽企业总估值的近70%。在2019年全球八大金融科技中心城市中，中国占据四席，其中北京高居榜首，上海名列第四，深圳与杭州并列第六。

面向未来，金融科技仍将是补齐我国金融体系“短板”的重要抓手。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以高质量发展为特征的新时代；因此，理应依托新技术支持，破解金融服务难点，促使金融更加“脱虚向实”，从而实现金融体系的高质量发展。

有鉴于此，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要“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提升金融科技水平，增强金融普惠性”。

可见，金融科技是“十四五”时期我国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和扩展金融服务可得性的根本动力。贯彻落实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用好金融科技这一动力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客观理性分析中国金融科技发展中的优势与短板。

国际清算银行2020年2月发布的研究报告《对金融科技的政策响应：一个跨国概览》提出了“金融科技树”的概念，为我们分析中国金融科技的优势与不足提供了一个适用的框架。

该报告把金融科技发展比作一株大树的成长：公共政策和制度框架是树根，对金融科技发展有着引领作用；核心技术是树干，决定着金融科技发展的高度和潜力；具体的金融科技市场行为是树梢，直接影响金融科技的发展绩效。

根据上述框架，我们可以从市场供求、技术和制度三个视角来观察分析一国金融科技发展的状况。总体而言，当前全球金融科技已初步形成三类主要的发展模式：以市场需求拉动为主要特征的中国模式、以核心技术驱动为主要特征的美国模式和以制度框架建设为主要特征的英国模式。中国金融科技之树的生长特点是树梢成长很快，树干和树根的支撑引领力度不足。

中国金融科技的主要发展路径是将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技术、分布式技术及安全技术等前沿技术不断应用于金融领域，通过建设各类移动金融服务平台，构建起政务、医疗、交通、旅游等众多便民生活场景，并围绕实体经济和人民群众的多层次金融服务需求，逐渐形成移动支付、信用、理财、消费金融、互联网保险等诸多数字金融服务业态。

这些业态以人力资本投资为主，重在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对金融服务业实施流程创新，研发周期比较短，有利于我国企业实现“弯道超车”。

进一步分析，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人口基数，由此形成超大规模国内金融市场。长期以来，我国拥有一个以大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结构，它在动员金融资源、助力经济赶超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毋庸讳言，此类金融结构在金融服务普惠性、适应性和竞争力等方面亦存在明显短板，导致金融服务供给不平衡不充分。换言之，超大规模市场中的庞大金融服务需求并没有得到有效满足，我国金融服务消费者对新型金融服务模式的接受程度远高于发达经济体。

这就为新一代信息技术在金融服务供给方面的大规模应用和金融科技企业的高速成长提供了重大战略机遇。总体而言，市场需求的强力拉动是中国金融科技发展的主要优势所在。

与此同时也要看到，中国金融科技发展存在两块明显的短板：核心技术创新未能领先；基础制度建设有待健全。

中国金融科技发展中的核心技术创新仍明显落后于发达经济体。迄今为止，金融科技领域中的大多数新概念，如人工智能、哈希加密算法、云计算等均发源于美国，一批大型科技企业推动了美国底层基础技术的持续创新，推动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

相较之下，中国金融科技领域的基础研发投入严重不足，人才供给亦难以满足需要，导致核心技术的创新速度较为缓慢。以人工智能为例：近年来，我国人工智能行业的融资事件及融资规模虽然持续走高，但资本主要流入各种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以追逐短期经济收益，研发所需的长期资金存在瓶颈；此外，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供应严重短缺，相关学科的高级人才培养，特别是基础理论人才培养也才刚刚起步。

未来要把核心和关键技术创新置于现代化金融体系建设的核心，致力于实现金融科技发展的自立自强。这是我国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之本。

与英国等发达经济体相比，我国在制度建设方面还有一定差距。特别是我国长期存在着金融压抑，市场竞争尚不充分，从而形成明显的制度性利差和高额的“租金”，导致企业家利用各种办法去钻制度的空子，寻求监管套利，分享垄断利润。可见，消除金融压抑，放宽市场准入是推动我国金融科技持续健康发展的又一重要前提。

一、后危机时代美国经济运行态势概览

危机爆发之初的六七年间，美国经济受到危机带来的周期性拖累，经济增速急速下降，经济停滞的迹象非常明显。不过，在美联储的量化宽松和前瞻指引等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刺激下，自2014年起，美国经济运行当中的积极因素逐渐增多，从2016年到2018年，美国经济增速持续回升，2018年GDP增速接近3%，美国经济似乎已经摆脱了“长期停滞”阴影的困扰。

但是，美国经济的复苏步伐并没有持续下去，进入2019年之后，美国经济下行风险持续加大。从短期波动视角看，有两个指标的变化值得高度关注：一是美国国债收益率曲线。2019年3月22日美国10年期与3个月期的国债收益率之间出现了自2006年以来的首次倒挂，同年8月，10年期和2年期国债收益率之间也一度倒挂。2020年1月31日，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与3个月期国债收益率又一次出现倒挂。20世纪70年代以来，从出现收益率曲线倒挂到出现衰退之间的平均时间间隔是12个月。从这一典型化事实推断，近期美国经济出现衰退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二是失业率。美国的失业率从2017年年初开始，已连续两年多低于自然失业率。根据近40年来的基本事实，失业率长期处于自然失业率之下意味着经济运行偏离了均衡点，出现了过热迹象，预示着经济或早或晚将面临衰退的威胁。

正因如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20年1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预测，美国经济增速将从2019年的2.3%放缓至2020年的2%，2021年进一步下降至1.7%。对2020年的预测值比2019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的预测降低了0.1个百分点。增速放缓的预测表明，美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趋紧对经济增长将产生抑制作用。

如果放眼全球，引发美国经济下行的风险点更多，包括贸易紧张局势升级、债务问题积重难返、地缘政治形势动荡，等等。这些因素会导致各类市场主体的预期变动不居，从而引起金融市场震荡，并导致投资和贸易增长乏力，总需求扩张速度亦相应放缓。

新近公布的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纪要表达了与IMF不尽相同的观点。美联储官员总体认为，目前美国经济持续扩张，失业率处于历史低位，工资同比增长，就业机会也不断增加。展望未来，有宽松的货币和金融环境的支持，加上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定签署带来的利好因素，2020年的美国经济仍将以温和速度增长。

不过，这些因素虽然有利于总需求的企稳和就业的增长，但并不足以使得美国经济真正走出“长期停滞”阴影。

首先，美国经济前景面临的下行风险依然突出。譬如，与贸易相关的不确定性仍然偏高，金融市场股票债券估值过高可能影响金融稳定，全球增长企稳迹象可能会消退，与中东有关的地缘政治风险依然存在，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与贸易的冲击也值得密切关注。这些不确定因素都可能对总需求的稳定增长造成负面冲击。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认识到，走出危机与实现复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当下的美国虽然早已通过扩张性宏观政策摆脱了危机，避免了失业率高企和经济深度衰退等最坏结果，但其长期存在的自然利率过低、技术进步缓慢、劳动参与率低等从供给侧制约经济长期增长的顽疾并未真正消除。此外，美国过高的医疗福利支出挤占了国内储蓄、抑制了投资，且增加了财政负担；而过于严苛的政府监管则扼杀了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和创新活力。

在诸多结构性、制度性、长期性因素作用之下，美国企业投资依然疲弱，制造业持续萎缩，企业债务负担处于历史高位，企业活力的下降导致长期增长潜力下滑。如果不能从供给侧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则难以预测美国经济持续稳定复苏的动力何时能够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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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年规划：理解中国发展的一把“密钥”

《金融时报》记者：在中国的经济政策框架体系中，既有常规的财政与货币政策，还有着眼中长期发展的五年规划，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您如何看待五年规划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董昀：相较于西方国家而言，这种制度安排更有利于短期政策与中长期战略规划的衔接与配合，拓宽了宏观调控政策的视野。更进一步说，五年规划等中长期规划是理解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把“密钥”。

从经济政策学角度看，发展规划的本质是一种有效的预期管理方法。自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起，预期管理进入了西方经济学家的视野，旨在通过决策机制、政策发布和信息沟通等方式的调整优化来有效引导、协调和稳定预期，使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可被市场主体预见，从而减少不确定性，防止经济剧烈波动。西方的预期管理集中在短期的货币政策领域。

相较而言，中国的五年规划战略视线更长，覆盖领域更宽，旨在阐明国家战略意图，明确政府工作重点，引导规范市场主体行为；有利于凝聚社会共识，稳定各方预期，调动微观主体的积极性，为实现中长期发展目标而努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编制实施了8个完整的五年规划（计划）。实践证明，这一中国特色经济治理机制既能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我国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提供了有力支撑。

从全球视野进行动态观察后不难发现，在20世纪中后期，法国、印度、苏联等国家都制定并实施了五年规划，而美国、日本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均推行了着眼于中长期发展的产业政策。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自由化的浪潮席卷全球，这些中长期政策一度淡出，宏观政策聚焦于短期波动问题上，缺乏长期视野。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许多欧美主流经济学家开始深刻反思本国经济政策中的重总量轻结构、重短期轻长期等重大缺陷，并注重从中国的中长期规划政策实践中汲取有益经验。其中一些学者强调，发达经济体应向中国学习宏观调控的经验；还有学者认为，中国的“五年规划”等宏观管理战略值得所有国家学习借鉴。

二、系统把握“十四五”规划的核心要义

《金融时报》记者：2020年，我们克服了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负面冲击，“十三五”规划顺利收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如期完成，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顺利实现。2021年，我们开启了“第二个百年”新征程。您认为“十四五”期间，怎样才能更好地遵循和实施《纲要》？

董昀：在我看来，《纲要》立意高远、体系宏大、内容丰富，体现了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的鲜明特征。其中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核心要义需要认真学习领会。

第一，明确一个主题：推动高质量发展。经过长期的不懈奋斗，我国已摆脱绝对贫困陷阱，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但同时也要看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可见，发展仍然是硬道理，仍然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也始终是应对前进中的各种风险与挑战，化解经济社会运行中的各类矛盾的治本之策。因此，《纲要》强调，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

需要注意，新阶段的发展，必须是高质量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表明，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集中表现为发展质量和效益不能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两会期间指出：“高质量发展不只是一个经济要求，而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要求；不是只对经济发达地区的要求，而是所有地区发展都必须贯彻的要求；不是一时一事的要求，而是必须长期坚持的要求”。这表明，各地区、各部门都要把提升发展质量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作为贯穿“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的主题，不能因领域、地域、时域的差异而有所动摇。

第二，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回顾历史，晚清时期国人常说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指在外部力量的剧烈冲击下，我国不得不被动承受和勉力应对的危局。它与今天所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着迥然不同的含义。

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阔步向前，我国已于2010年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已达到美国的70%以上。因此，中国的崛起所驱动的“东升西降”趋势，即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发达经济体陷入长期停滞的现象愈发明显，从而导致国家竞争和制度竞争日趋激烈，这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主要成因。可以认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主动引领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便是“两个大局”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

在大变局之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将长期共存、长期竞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充分估计到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方面长期占据优势的客观现实，认真做好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合作和斗争的各方面准备。”“十四五”时期，世界已经进入动荡变革期，疫情冲击下的“大封锁”助推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各国经济陷入长期停滞泥潭，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非经济因素而面临冲击，未来很长一个时期内，我们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以往40年间中西双方以互利合作为主基调的竞合关系或将难以延续。预计国家间的博弈和冲突将趋于长期化、广泛化和正面化，双方关系当中的竞争对抗成分将明显增加，竞争总体大于合作，总体趋势可谓危机并存、危中有机。

“十四五”时期，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大竞争压力和阻遏措施下展开，而且，逆风逆水的国际环境，已经大大压缩了我国的“试错”空间。

同时也要看到，在构建新发展格局和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进程中，时与势在我们一边：中国经济仍有较高的潜在增长率，具有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且经济韧性强劲。只要中国能够保持战略定力，并保持稳定健康的发展态势，实现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快的增长，就能够形成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让世界分享中国发展的红利，进而引领新一轮全球化。这正是我们的底气所在。

可见，“十四五”时期乃至更长一个时期内最重要的，还是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不断壮大综合国力，继续改善人民的生活，建设比资本主义更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从而为我们应对变局，实现伟大复兴打下坚实的基础。据此，《纲要》中特别强调，要“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保持战略定力，办好自己的事”。

进一步地看，《纲要》在谋划“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时强调，“在质量效益明显提升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增长潜力充分发挥”。虽然考虑到未来发展进程中的不确定性，《纲要》没有提出明确的经济增长率预期目标，但也要求“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各年度视情提出，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这一政策目标的设计将提高发展质量与保持必要的增长速度有机统一起来了。

第三，把握三个“新”：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纲要》明确指出，“十四五”时期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三个“新”是“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纲”。其中，把握新发展阶段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依据，贯彻新发展理念为把握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行动指南，构建新发展格局则是应对新发展阶段机遇和挑战、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战略选择。

需要着重分析的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之要义。

首先，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意味着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特征会更加明显，国民经济循环中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都将更多依托国内市场；相应地，我们将减少对海外市场和技术的依赖，改变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原有格局。

《纲要》提出，必须坚定不移推进改革，破除制约经济循环的制度障碍，推动生产要素循环流转和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有机衔接。这表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途径是深化改革，通过改革，要建立更自由、更统一的全国市场来促进资金、人才、产品、物质资本、技术和信息的自由流动，增强供应链韧性和市场的弹性，应对可能出现的技术封锁和经济部分脱钩等局面。

其次，新发展格局绝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开放系统具有一般性，其存在是绝对的；而封闭系统则应被视为开放的特例，其存在是相对的。在逆全球化浪潮中，我们要清醒地看到，国际经济联通和交往仍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经济全球化可以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和民众福利改善，推动各国分工合作、互利共赢。

《纲要》提出，必须坚定不移扩大开放，持续深化要素流动型开放，稳步拓展制度型开放，依托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形成对全球要素资源的强大引力场。这就意味着，我们要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让世界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红利；而绝不会走闭关锁国、自给自足的道路。总体而言，国际循环将作为国内循环的补充和支撑，并助力国内大循环效率和水平的提升，从而得到持续深入和扩展。

三、全面理解“十四五”时期的金融改革发展战略

《金融时报》记者：《纲要》围绕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布局，进行了全方位的战略部署。您对《纲要》中的金融改革发展战略部署是如何分析和理解的？

董昀：经过几十年的运行，我国的金融体系既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也积累了一些风险与问题，在满足实体经济和人民群众需要方面还存在不少短板和不足，在适应性、竞争力和普惠性等方面距离现代金融体系还有一定差距。未来要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促进血脉畅通，激发肌体活力，《纲要》将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十四五”时期我国金融发展的主线，统筹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关系，通过深化金融改革来有力推动新发展格局的构建。

一是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纲要》提出，要健全实体经济中长期资金供给制度安排，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增强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功能。特别是围绕创新发展与科技自立自强要求，提出要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鼓励金融机构发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科技保险等科技金融产品，开展科技成果转化贷款风险补偿试点，畅通科技型企业国内上市融资渠道。

二是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纲要》提出，要完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稳妥推进数字货币研发，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完善央行政策利率体系，更好发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基准作用。

三是优化金融结构。围绕健全由商业性金融、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构成的金融机构体系，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和稳妥发展金融科技等政策目标，《纲要》对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了系统部署，旨在补齐金融服务供给的短板，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的金融服务需要。

四是持续扩大金融开放。其中既包括稳妥推进银行、证券、保险、基金、期货等金融领域开放，深化境内外资本市场互联互通，健全合格境外投资者制度；也包括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坚持市场驱动和企业自主选择，营造以人民币自由使用为基础的新型互利合作关系。

五是实施金融安全战略。《纲要》将金融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为前提，对宏观杠杆率、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和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债务风险管理、跨境资本流动管理、金融基础设施安全等问题进行了全面部署，致力于实现金融改革、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的动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