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面对国内外前所未有的困难冲击，中国经济也面临了更加复杂的挑战，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持续增大。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内在生命力仍然突出，虽然面临国内外、长短期的负面因素影响，但在2021 年仍然是全球少有的、可能实现正增长的经济体。当然，中国长期内不仅要实现短期内“活下来”，还要争取在“十四五”期间“活得更好”。对此，无论是应对经济潜在增长率下行，还是短期需求波动，都需要更加重视推动数字化转型这一重大历史命题。

一、“巨国模型”与金融数字化改革

整体上看，历经多年改革开放，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极具特色的“巨国模型”，经济与产业规模、市场结构与交易复杂性、经济主体的活跃度、产业链与分工模式的多样化在全球非常突出。但必须承认，现有经济运行效率、资源与收入分配的合理性还有大量不足之处，已经“崭露头角”的互联网经济，与许多传统部门和产业相比，似乎处于“两个世界”。就此而言，打造“数字中国”能够进一步弥补短板，激发“巨国经济体”的效率与潜力。

具体来看，一是将会提升经济透明度与信息准确性，改善产业组织、社会分工、宏观运行，从而为新一轮市场化改革奠定要素基础。二是为了应对危机，公共部门需要进行合理扩张与财务修复，数字化则有助于提升财税政策的精准性。三是货币金融政策除了“提供弹药”和维持市场信心，更重要的是修复价格形成机制，这离不开对传导机制的数字化改良。四是企业部门需要摆脱危机并增加内在活力，自身数字化升级、对外产品与服务的数字化改造，都成为新的业绩增长点。五是内需重振也离不开新基建、新消费，这些都具有相同的“数字”机理和“智能”内核。

归根结底，数字化变革既包括进一步发展和优化新数字经济，也包括推动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改造，全面强化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数字化的制度、规则、文化建设。推动金融数字化改革与创新，既是为了适应经济数字化带来的长期趋势性变化，也是为了应对短期疫情带来的挑战。从金融电子化、金融信息化、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到金融数字化，本质上是通过金融业的“基因优化”全面改善金融服务能力和效率。从供给侧因素来看，技术快速迭代、市场竞争加剧、监管思路转变，共同推动金融数字化进程；而从需求侧因素看，当数字化引致产业与分工模式、企业与消费者偏好发生重大变化，与之相应的金融服务也必然需要改变。

实际上，数字化的冲击已从经济社会向金融领域不断延伸。数字化趋势改变了经济发展模式，进而从需求端影响金融服务的模式，也对金融产业链、金融组织的边界带来重构的可能性，由此产生了大量新兴金融主体、金融服务分工模式等。与此相应，作为金融体系的通道，金融市场基础设施也必然受到深刻影响，货币与支付就是其中最核心的要素之一。

二、数字货币：历史价值与发展前景

从纯理论角度来说，新货币经济学指出了货币消失的可能性，即法定纸币不再是唯一的交易媒介，并最终被产生货币收益、由私营部门发行的金融资产所取代。当然，这一场景更多存在于极端的理论假设中。从现实来看，尽管法定货币的地位仍不可动摇，但历史上也出现过各种局部场景的私营货币，如20 世纪20 年代货币失控的德国曾有过“瓦拉”系统，各国也出现过与互助养老相关的各类“时间货币”。历史上的私营货币由于影响有限，从未得到监管者和学界的重视。但是，当现代密码学的演进伴随匿名数字支付手段的探索，带有“去中心化”特征的加密数字货币，便使得新型私营货币带来的挑战日益突出。

事实上，货币究竟是什么，一直就是货币经济学研究的难题，也是诸多前沿分析希望阐释的理论缺憾。在数字化时代，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而数字化背景下的货币体系建设，则成为“金融新基建”的重要内容。只有厘清相关思路，真正打造出安全、可控、高效的“金融新基建”，才可谓保障金融体系健康运行的“压舱石”、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催化剂”、确保国家金融安全的“隔离墙”。

为了更好地认识数字货币范畴，以及我国在全球的地位，可以从如下几方面加以界定。

一是央行法定数字货币，我们国家正在研发的数字人民币（DCEP），显然是数字化加上狭义的法定货币范畴，亦即央行直接发行的“数字债务”，用于替代部分M0。如英格兰银行在研究中表述，其探讨的CBDC 不排除影响M1，则是数字化带给广义法定货币的影响。而“数字”二字背后的技术，或者是分布式账本技术，或者与之根本没有关系，甚至都不是去中心化的技术。在此方面，由于央行与各方的重视，我国的研究进展在全球都处于前沿位置。二是超主权数字货币，通常是跨央行的、由IMF 等国际货币金融组织推动的相关研究探索。国内学界曾经做了一些相关研究，比如用分布式技术改造SDR 等；现有研究探索更多是国际组织在推动，但由于美国等的积极性有限，实际上也并没有太大进展。三是民间稳定币，顾名思义其价格相对稳定、试图为混乱的数字货币体系创造“中间锚”，通常有基于法定货币、基于加密货币或无抵押的稳定币。其虽属私人数字货币的范畴，却具有一定的“准公共性”。此领域由于法律限制，国内并未有太大发展。四是一般加密数字货币，从比特币开始已经逐渐市场化运作，政府关注的只是投资者保护、交易合规性、反洗钱等。此领域我国近年来则体现出“准地下经济”模式，但华人及其资本在全球数字货币算力中却占据了较大的地位。

三、数字货币的焦点及其对世界金融格局的影响

那么，数字货币领域需解决那些争论或焦点问题？一是共识。如果不能甄别和厘清理论、政策与实践基础，形成概念和路径共识，那么所谓区块链时代的“共识机制”就会成为镜花水月。例如，当我们谈数字货币时，货币—账户（或Token 替代）—支付就是截然不同的概念，但经常被混在一起。二是信用。不管什么样的货币，其背后都是某种特定的信用支撑，代表了某种契约，如果不能解决结算最终性与信用安全性，货币功能也无从谈起。三是功能。货币基本功能是交换媒介、价值尺度、支付手段、价值储藏等，数字货币发展最终需有完备的功能架构。如众多加密数字货币都难以用来交易支付，则货币属性变弱，性质更像是加密数字资产。四是技术。无论是法定还是私人货币，面向数字化的技术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还需满足效率与安全的双重要求，推动标准化建设。

数字货币对世界金融格局的影响是什么？我们可以从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金融市场两个角度来看。一是数字货币对全球货币体系的影响显然仍有限。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显示出其内在的不稳定性和国际货币供给机制的不足，虽然全球货币治理体系进行了一系列变革，区域性的金融一体化探索也纷纷涌现，但是没能取得较大进展，而且当前国际格局下甚至变得更严重。实际上，无论是央行数字货币还是稳定币，或其他私人加密数字货币，在可预见的较长时间内，就规模、结构和功能、应用来看，都无助于解决国际货币体系的这些“短板”。二是数字货币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影响更加深远。我们知道金融市场基本功能包括支付清算、资源配置、风险管理和定价等，各类数字货币尤其是资产属性更强的加密数字货币，深刻影响着金融市场的资产配置结构，对各类功能都带来数字资产的冲击。

可见，虽然在货币经济学的演进中已探讨过未来可能的电子货币冲击与法币替代，但这更多是理论层面的假设，现实中我们不能肆意扩大数字货币的影响，需客观认识其发展状况以及应用范围。

四、我国发展数字货币的未来路径

如何认识我国发展数字货币的未来路径？有几个方面值得重点关注。

一是央行法定数字人民币显然具有一定特殊性，更多是通过部分M0 替代，为我国零售支付体系提供冗余性，并且通过切入支付信息流量入口，强化央行的交易信息把控和反洗钱能力。未来在跨境零售支付方面，也能起到一定作用。考虑到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是大额跨境支付、金融市场交易与外汇储备，显然短期内跟人民币国际化关系并没有那么大。所谓探索去中心化的、替代存款货币的、公私合营的创新型法定数字货币，显然短期内也不现实。

二是积极推动国际化的、央行间的数字货币替代物建设，为将来可能的超主权数字货币奠定初步基础。例如，真正在现有IMF 的SDR 基础上，打造新技术支撑、多方参与的ESDR 或DSDR，进一步缓解货币互换、储备方面的压力。对此，或可在美国不积极参与的情况下，争取尽量协调好国际组织、其他央行间的利益与矛盾；或者引入美元，共同面对全球央行与私人部门（算法）在货币发行权上的矛盾与冲突。当然，这种积极参与对我国更意味着责任与付出，而非“抢先占便宜”。

三是适当支持私人部门参与国际民间稳定币探索。虽然全球稳定币市场鱼龙混杂，许多稳定币包括其充足储备在内的承诺也被证明是镜花水月，但Facebook 的Libra，即便可能失败，也代表了私人数字货币的契约从“不可置信”到走向“准公共性”的

尝试。在合规、合理的前提下，可以允许合格的国内机构参与这种民间探索。

四是对于众多的加密数字货币，重点是以金融消费者保护为抓手，引导市场健康发展，实现“良币驱逐劣币”，尤其是打击非法金融活动。

五是无论是从大额支付清算、证券清算结算等领域所考虑的问题，还是关注对于货币政策、金融稳定的影响，似乎仍可以回到原来的货币电子化、数字化研究轨道上。

总之，数字化时代必然带来数字金融模式的转变，进而需要数字化的金融基础设施变革，货币是最重要的基础设施要素之一。数字货币发展的大趋势不可逆转，但当前却不应过于“狂热”，尤其不能为发展而发展，更不应在其中嵌入所谓国家金融权力的兴衰更迭，这些观点都贻害无穷。事实上，一国货币不管是否数字化，其国内价值都是更好地承担货币功能、稳定价格信号、优化资源配置、服务实体经济等；而能否成为国际货币，关键并不在于其是否进行数字化改造，而是取决于背后的国家信用、市场接受程度与安全性预期、国际政治规则与一国涉外法律约束能力等。

一、从宏观经济视角看金融科技安全

对于金融科技安全问题，首先需要从宏观经济视角进行探讨。因为金融科技发展中的问题归根到底离不开整个金融体系遇到的挑战，而这些挑战除了来自金融体系的内在因素以外，还来自经济社会发展中一些重大的、周期性影响因素。

虽然从短期来看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但从更长的周期来看，全球经济在前几年就已经处于内生增长动力弱化的局面，也处于长债务周期的顶部、创新周期的萧条期，以往创新活动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在减弱，各部门的杠杆率也处于历史高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只依靠宽松政策刺激，实际上难以维系之前的经济增速。如何寻找新的经济蓝海、新经济红利，成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如果金融科技的创新与变革以及相应金融领域的创新和变革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未来就会遇到障碍或出现问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什么要提“全要素生产率”这个概念？20世纪后期，海外曾经出现一个研究与实践的悖论，而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悖论近年来在我国重现了，这就是“索洛悖论”。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一个疑问：为什么计算机产业、IDC(互联网数据中心)产业投资不断增长的作用并没有真正体现在生产率的改进方面？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很多经济学家都试图对这一悖论进行解释分析，后来一度由于改善了分析路径，似乎悖论的疑问有所缓解。然而，进入21世纪，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又重新面临这一困局。这些年来，我们面临的是互联网经济的突飞猛进发展，感受到数字化程度在很多方面都有所提升，但是为什么还迫切需要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纯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度？这是因为前些年全要素生产率不升反降。那么，我们这些年所追求的快速发展的互联网经济和数字经济究竟有没有真正地体现在生产效率的改进上？能否带来中期的内生增长动力？对此，研究和实践中都是存疑的。由此衍生出我们要如何打破“索洛悖论”的问题。

过去中国经济的增长从根本上说依靠的是要素推动。所谓的“要素”，一方面是人口红利，另一方面是高储蓄率环境下的高资本转化率。而现在这两方面都遭遇了历史性的转折，如我国人口红利在减少，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同时快速进入老龄化阶段。这些在金融方面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比如，随着老龄化程度提高，投资者对金融产品的风险偏好可能越来越低。对于这些趋势性影响，有一些可通过金融科技创新活动得以缓解，有一些可能是难以逆转和对冲的。

二、从金融系统视角看金融科技安全

从金融系统视角看金融科技安全问题，首先要看当前整个金融系统最大的风险在哪里。如果出了系统性问题，金融科技创新活动很有可能也会“折戟沉沙”。当前，金融系统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金融结构失衡。这种失衡首先体现在银行体系的集中性风险越来越突出，而且这些风险最终还是不得不由政府兜底。我们希望通过金融结构优化、发展直接金融来解决现有的矛盾。然而，要使直接金融真正地发展起来，需要有较好的法治环境、优良的信用保障，因为这些对交易参与各方的相关约束是真正按照市场化原则进行的。近几年频繁发生的债券违约事件可以说明这一点：一方面，随着刚兑被打破，投资者承担风险；但另一方面，无论从债务资金使用的透明度来看，还是从处理违约债务的过程来看，依托市场化原则进行的协调和沟通都不太够，导致直接金融的效率难以真正体现出来。

在这种情况下，金融科技创新可以产生哪些影响、发挥怎样的作用，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比如，过去我们在探讨金融系统性风险时，其实关注的是“大而不倒”问题，重点关注那些大型金融机构会不会出问题，因为一旦它们出了问题，则会迅速地对整个金融系统产生非常深远的负面影响。在互联网和数字化时代，各国监管部门开始关注“网而不倒”问题。新型、大型网络平台进入金融行业后，其覆盖面可能非常广，涉及大量的“长尾人群”，即便其整体规模相对来说还没有达到系统性冲击的程度，但是一旦出现潜在风险，会不会产生网络传导效应，带来另外的非稳定性冲击，这是一个全新的问题。

再比如，金融科技与金融系统性风险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是增加了系统性风险还是减少了风险？如果简单地认为金融科技创新活动减少了金融系统性风险，其实从实证和理论的角度来说都是难以站住脚的。笔者通过研究认为，金融科技创新活动改变了夏普比率，它使得创新主体在承担同样风险的情况下可以获得更多的收益。从这个角度来解读金融科技与风险的关系可能会更清晰一些，即金融科技并不是直接减少了金融系统性风险，而是使承担每单位风险所获得的收益更多。对金融科技创新活动的风险还可以作进一步甄别，如创新能否有效地规避流动性错配风险、信用风险等各种微观层面的风险。

同时，金融科技创新活动风险的产生还会受到一些外部因素的影响。我们对这一问题不能泛泛而谈，也不能谈风险色变，因为没有风险可能就没有任何创新，金融的核心就是有效地管理风险，科技应该带来“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效果。如何更理性地看待这一问题，离不开学术上、理论上的梳理。在我们所关注的各种金融科技创新活动中，全面、深入地梳理具体的风险及其特征是一个重要的切入视角。

从数据要素运用的视角看金融科技安全

事实上，数据要素是金融科技创新活动最重要的要素，也是社会生产方面最重要、全新的生产要素之一。谈数据要素运用的效率与安全问题，归根到底是要处理好这个“跷跷板”的度。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需要从以下两个角度入手。

第一个角度是数据要素的运用效率问题，说到底是要从系统层面推动数字化变革，使它可以在中长期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从战略视角看，还要保障运用方向与路径的合理性、正确性，这也是最大的数据安全问题。从研究的角度来说，过去在谈要素投入时，往往是指单一的要素投入，而现在谈数据要素投入时，实际上强调的是它的投入改善了生产函数，改变了生产关系，对其他要素投入的效率都产生了深刻影响。数据要素运用改变经济社会发展的模式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透明化，这是其最大的价值所在。信息透明、信息传输的准确性提高，是解决一切低效率问题的根本。我们可以通过数字化、数据要素的运用来治理大量灰色、低效的领域。二是规范化。如果许多领域都依靠非标准化的信息传递，那么将会出现大量信息扭曲现象，所以我们要提升信息的规范化水平。三是标准化。无论在经济还是金融领域，产品与服务从非标准化到标准化是大势所趋。四是平等化。数据要素运用真正要解决的是中国经济社会的短板问题。过去几年，诸多机构的金融科技产品主要服务于“长尾人群”，即月收入在2000～5000元的这部分群体，他们中间多多少少还有一些商业机会可拓展。但是正如李克强总理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上提到的，中国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们平均每个月的收入在1000元左右。这部分人与现在我们所说的数字化完全处在两个世界。如果解决不了这一“木桶理论”的短板问题，中国经济增速将很难上去，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实际上，数据要素的最终使用既体现为数字经济模式，也体现在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改造上，还有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即新基建。可以看到，近两年政府层面和市场各方都越来越关注后两个部分，即传统产业如何提升数字化能力以及新基建如何跟上的问题。

第二个角度是数据要素的安全运用。近两年与大数据有关的技术发展突飞猛进，无论是从监管层面还是行业层面来看，现在都已经到了需不断提升数据要素功能的重要转折点，对于金融领域来说也是重要的数据窗口期。在这一过程中，安全问题将面临更多的挑战。与数据运用有关的安全问题，可以分为技术安全问题和业务安全问题。技术安全问题主要是针对金融服务行业的新型数据攻击。而业务安全问题则在于一方面利用数据的过程要打破数据孤岛，使数据可以被更充分、更有效地利用，但另一方面又需要加强隐私保护。这里面的风险和挑战都很突出。如何把握好这个度？如何更好地保证业务的连续性？这些都是数据要素安全、可持续运用所面临的挑战。

归根到底，数字化变革会带来经济的数字化、金融的数字化，而金融数字化的核心就是更开放。进一步开放的过程首先将带来效率提升，其次是将面临更多的风险与不确定性，这些问题值得研究者和行业共同关注。

一、金融科技的发展和变革

金融科技不仅要从金融自身来谈，更重要的是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大环境，了解因素的变化、周期的变化。我国近两年也面临经济转型的重要挑战,经济增长的源泉主要包括要素积累和技术进步。数字化转型成为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着力点。

数字化变革体现了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方面，全新的数字经济模式。自电子商务发展以来,新经济模式不断涌现,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在疫情的冲击下，基于线上的经济发展模式进一步展现出生命力。

第二方面，传统产业存在巨大的数字化改造空间，这同样代表了未来中国经济进行体制改造的重要动力。

第三方面,数字化给基础设施建设带来众多新压力、新挑战。数字化的基础设施和经济基础设施、社会基础设施一样，决定了未来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究竟有多大。

与经济社会的数字化同步,金融呈现出数字化转型与变革的大趋势。近年来从互联网金融到金融科技,人们经历了一轮挑战和尝试,金融科技的创新逐渐步入正轨。

当前，首先是鼓励并支持持牌金融机构的金融科技创新和发展。除此之外，如何更好地规范发展 BigTech 类企业，怎样促使新技术企业与持牌金融机构有效合作,都是值得关注的重点。

目前是金融科技发展的重要窗口期，既要避免互联网金融重蹈覆辙，又要抓住重大历史发展机遇。有9个要点值得进一步思考:

二、金融科技应用新领域

新冠肺炎疫情给我国经济社会带来较大的冲击,对金融服务模式也会产生深远影响。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未来经济金融体系会呈现出三个值得关注的变革趋势：

第一，更加重视数据优化与标准化，运用大数据方法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为数字化时代积累重要的生产要素奠定基础。

第二，金融业将进一步拥抱人工智能、区块链新技术,推动产品与服务的线上化、移动化、智能化。

第三，新技术难以单兵突进,它的发展离不开合理、透明、规范的制度规则。

从中观角度进一步聚焦，金融科技从技术端到业务端的中间环节的联动性正在逐步提升。

另外，金融科技的创新离不开供给端与需求端两大要素的影响。供给端要素包括技术与监管。需求端的要素是企业与消费者偏好。

进一步具象化来看，金融机构的金融科技创新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业务、产品与服务、主体与组织架构、风控与安全、合作模式与生态、在技术与金融基础设施上的投入。

经过疫情的压力测试，中长期来看，判断哪些领域可以进一步往前探索不只是监管面临的挑战。行业要全面提升技术能力、规范性、认知水平、综合能力来应对政策给予的短期空间所带来的挑战，具体体现在如下方面：第一，非接触与零接触服务；第二，支持中小微企业、第三，服务供给的多渠道、多视角协同、第四，更重视 B 端业务、第五，全新的风控压力、第六，对金融行业数字化能力的进一步提升造成压力、第七，非融资性服务的创新不断加速、第八，单独聚焦监管因素。

三、金融科技助力机构数字化转型

以银行为例，中小银行在快速利用金融科技创新业务方面，空间将有所增大。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离不开战略层面四个方面的目标：

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转型离不开对发展目标、战略重点、基本保障等要素的把握，从而实现理性、健康、高效、可持续的转型探索。具体来看，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明确数字化转型的战略定位；第二，构建适应数字化转型的组织架构；第三，保障数字化转型的安全原则与边界；第四，发掘大数据的内在价值,提升数据的质量；第五，充分利用新一代技术与系统；第六，全面推动以客户为中心的场景创新；第七，打造合作共赢的数字化新生态；第八，完善数字化时代的责任与文化。

我国银行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面临许多难点，必须理性看待。（1）如何构建支持银行数字化转型的监管协调机制。（2）如何结合自身特点实施差异化的银行数字化转型策略。（3）如何确定银行内部持续推动的动力机制。（4）如何避免数字化被滥用和变为运动式推进。（5）如何加强银行数字化转型的理论支撑。

当前，科技与金融的深度融合已经到了一个重要的发展窗口期。以科技为动力，各金融机构对开放式金融进行探索，这种探索既体现在不同金融业态上，也体现在各种金融功能和金融产品上。尤其是随着开放银行的发展，在金融领域，从技术到业务、从制度到监管的理念都发生着变革，并且逐渐延伸出开放金融的创新理念。本文作者从开放银行出发，对我国开放金融的背景、场景应用、实践路径加以分析。

一、开放金融的背景与界定

伴随着现代银行业的发展，新技术在商业银行各个层面发挥着越来越突出的作用，并且深刻影响着银行的内部架构与外部环境。从技术和业务两方面出发，越来越多的银行开始关注战略与细节层面的开放合作问题。

在发展早期，开放银行更多是从数据开放视角出发，因为在大数据时代，银行数据被公认为极具价值、但开发严重不足的重要“生产要素”。如何通过合理的规则与手段，使银行拥有的数据财富被第三方所使用，成为金融科技时代的重要命题。因此，初期的开放银行本质上是对银行数据的共享，同时以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作为实现相关目标的前沿技术手段。

随着理论、监管与实践的深入，开放银行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Gartner咨询公司将开放银行定义为：“开放银行是一种平台化商业模式，通过与商业生态系统共享数据、算法、交易、流程和其他业务功能，为商业生态系统的客户、员工、第三方开发者、金融科技公司、供应商和其他合作伙伴提供服务，使银行创造出新的价值，构建新的核心能力。”

自2018年起，我国新金融发展开始更加关注主流金融机构的变革。在“后互联网金融”和“前金融科技”的交汇时期，先是浦发银行推出API Bank无界开放银行，之后，工商银行、招商银行和建设银行等对外明确释放了打造开放银行的信号。与此同时，相关监管部门也明确表示，正在探索完善相关制度，努力建立健全开放银行业务规则与监管框架。

随着开放银行的发展，在金融领域，从技术到业务、从制度到监管的理念都发生着变革，并且逐渐延伸出开放金融的创新理念。

2020年，新冠疫情给我国经济社会带来较大冲击，也对开放金融服务模式产生深远影响。综合来看，未来经济金融体系或许呈现出三个方面的变革趋势：一是更重视数据优化与标准化，运用大数据方法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为数字化时代积累重要的生产要素；二是金融业将进一步拥抱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推动产品与服务的线上化、移动化、智能化；三是新技术难以“单兵突进”，需要制度规则的合理、透明、规范。

在此背景下，金融机构在客户需求、市场、技术的作用下，在数字化时代不断顺应趋势推动“自我赋能”。同时，监管部门也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有效提升了“非接触金融服务”的动力与能力，从而更好地应对短期与中长期挑战。虽然许多政策属于短期措施，但却为开放式金融创新、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压力测试”和实验场景，为下一步的创新与发展奠定重要基础。可以预计，在长期趋势与短期疫情的影响下，开放金融、金融数字化、金融科技等将成为金融行业未来几年改革与发展的“主题词”。

二、开放金融的场景与应用

开放金融是场景金融的延伸，更多体现为数字化时代金融服务提供模式的转变。如果单从场景和应用的角度讲，开放金融的应用场景与互联网金融以及金融科技实际上并无二致。

伴随着金融科技的迅猛发展、新型机构的兴起以及传统机构的转型，数字化金融创新日益从传统的供给侧驱动转向需求侧驱动，其背后最主要的两个动力在于制度的包容和技术的进步：从制度角度讲，各国监管部门都在试图提升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服务能力，给本国企业和居民提供更具“包容性”的金融服务；从技术角度讲，科技与金融的深入融合为增强“包容性”提供了可能。在此背景下，全面推动以客户为中心的场景创新成为数字化时代金融创新的主要方向。

深入探讨场景金融的创新发展趋势，需要我们对其特征进行更加深入的观察。结合金融理论和创新理论，我们归纳出场景金融创新的四点特征：

第一，以客户为中心、以需求为导向的潜在金融场景十分广泛。

第二，场景金融创新的实现需要试错的过程，鉴于金融愈发普惠的特征，有时试错成本可能比较高昂。

第三，构建良好的场景金融需要持续不断的创新，以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

第四，金融场景的构建需要考虑客户的个性化需求，并将金融功能植入客户的综合服务场景之中。

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在场景金融时代，与传统金融机构相比，科技企业、互联网企业等其他市场主体的广泛参与对金融场景的建设和完善更为重要。

三、我国开放金融的实践路径

我们可以从银行、证券、保险等不同角度来加以分析。

第一，开放银行创新。开放银行作为银行与外部互联互通的“连接器”和“放大器”，通过丰富渠道和扩充场景能有效提升金融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延伸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对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供给体系有着重要意义。与证券、保险、信托等行业相比，银行业在开放金融模式的探索和建设上走在了前列。当前，与以数据开放为主的欧美国家不同，我国银行业主要以技术开放和业务开放模式为主。中国银行业协会调研结果显示，多数已实施或正在实施开放银行模式的银行现阶段开放API对应的金融产品不超过20个，其业务主要集中在网络移动支付以及消费贷场景中。作为开放银行模式落地的方式之一，银行向第三方开放API主要是为了获取其线上流量用户，虽然银行产品的用户流量有所提升，但互联网用户转化为银行客户的比例仍不理想，多数都在20%以下，提高转化比例是开放银行今后努力的方向。当然，目前银行面临的困难也是客观存在的，短期投入过大、变现不确定或机会成本较大是银行的主要顾虑，同时，银行普遍认为欺诈风险、法律合规风险、数据泄露风险和科技安全风险是开放银行面临的比较大的挑战。展望未来，在国家政策的引导及客户需求的刺激下，我国开放银行的发展前景总体仍比较乐观。

宏观来看，发展开放银行有助于深化银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金融供给体系，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而从银行角度来看，实施开放银行战略是用户多元化需求、激烈的市场竞争、外部科技冲击以及监管层态度等的应对之策。

第二，开放证券创新。我国证券业的开放式创新可以追溯到被称为“中国互联网金融元年”的2013年，在其后的实践中，证券业金融机构和互联网企业等第三方进行过不同类型的跨界创新尝试，经历了曲折，也收获了经验。

实际上，证券业代表的直接融资体系，就其本质而言，正是一种开放式金融体系。证券业各类机构之间的开放式创新，其前提是机构自身的数字化转型，其目的在于提升机构分工协作的效率，更好地建立证券业行业标准，增强头部机构的实力并赋能中小机构。当前，我国证券业机构与国外头部同业机构相比，规模和实力差距较为显著，科技投入比例整体偏低，多数机构处在数字化转型的初期，面临系统架构的重构和组织架构的相应改变。此外，由于我国证券业起步较晚，而且在发展之初正逢信息技术产业革命的兴起，在短时间内实现行业信息化的要求，使得大多数证券业机构将信息系统的开发工作外包给第三方科技公司。这导致第三方科技公司在我国证券业机构实施开放式创新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三，开放保险创新。参照开放银行的定义，结合保险自身的特点，可以将开放保险定义为：开放保险是一种创新的平台化商业模式，通过利用API等技术，与商业生态合作伙伴共享数据、算法、交易、流程和其他业务功能，为客户、科技公司、第三方开发者、供应商和其他合作伙伴提供服务，实现保险产品与服务的“即插即用”，共同构建开放的泛保险生态系统。

开放保险积极倡导开放共享的经营理念。在具体实施层面，开放保险逐步形成了以产品和服务为基础、以API技术为手段、以商业生态为目标的三层架构。最底层是保险企业按照生态场景需求提供的保险产品和服务，具有按需供应、高度数字化、可灵活配置等特点，是开放保险的基础。中间的API层作为开放保险的超级连接器和能力供应平台，可以实现保险与生态合作伙伴以及客户的快速连接，并为生态中各种场景、创新产品和服务需求的实现提供支持，按需输出保险产品和服务，甚至对外输出数据、算法、业务流程等，实现保险服务触点的有效延伸。处于最上层的生态层是开放保险的商业生态场景平台，依托自身或第三方的业务和技术实力，保险公司联合其他商业生态伙伴，积极构建商业生态圈，深化场景融合，基于泛生态中客户的生活、经营场景和需求，按需提供新型的跨界保险组合产品和服务，有效拓展业务成长空间，满足不同类型客户的深层次保险需求。

展望2020年，中国金融科技创新正面临“向左走、向右走”的抉择。中国的金融科技创新要真正成为全球金融变革中的“常青树”，除了已有优势，更需激发两方面驱动力：一是真正强化科技创新能力，提升技术对于金融活动的正效应；二是改善技术所伴随的金融制度规则，使之更公开、透明、高效、安全、便捷、共赢。

金融科技的使命，也是为了改变金融发展中的各种扭曲，实现新金融技术与制度的优化组合。其根本作用是通过使金融“走下神坛”，以开放、融合、共赢，改变金融资源配置方式与产业分工模式。虽然它是一把“双刃剑”，但在有效引导下，完全能为解决原有难题提供全新路径。

一方面，不管对金融科技的内涵有多少争议，其确实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需要考虑潜在不确定性与新风险来源；

另一方面，也不要夸大其对于金融稳定与安全的负面冲击，毕竟最大的风险来源还是在原有的金融部门“主干”上。整体上看，金融科技浪潮肯定会带来更多的积极因素与进步效果。当然，最终衡量金融科技变革成功与否的标准，不是让谁赚了多少钱、也不是无原则地降低门槛，而是能否弥补短板、改进社会福利、增加就业等现代化社会发展目标。

无论货币的表现形态如何，其本质与核心功能不变。

无论一个国家的货币怎么变，其总量需与财富规模相对应。

事实上呢？这两个“无论”基本被颠覆，人们似乎遗忘了货币的本源逻辑。

自2009年初比特币推出开始，“数字货币”话题此起彼伏，目前更是在全球范围内升温。2019年6月，Facebook发布其计划于2020年推出数字货币”Libra”的白皮书后，中国央行紧随Facebook祭出系列动作，央行数字货币似乎“呼之欲出”。

但何为数字货币？业界至今逻辑不清，认知混乱。人们所说的数字货币包括多种类型，且无明确定义和统一口径；其结果，市场大量充斥着望文生义，似是而非的说法——这些标新立异之说很容易形成轰动效应，混淆视听，乃至资本盲目跟风；甚至影响国家政策层面的判断，恐令其对货币发展的把握出现偏差。

如何准确把握货币的本质，已迫在眉捷。

“混乱”

现象而言，目前多种“数字货币”并存且带来混乱。

关于数字货币的说法，主要包括四类：

A. 去中心化的网络内生的“数字加密货币”，如比特币、以太币等。

B. 与一种法定货币等值挂钩的“稳定币”，如USDT、USDC、GUSD、JPMC等。

C. 与一篮子法定货币按比例挂钩的“稳定币”，如已发布白皮书，尚未推出的Libra等。

D. 中央银行可能运用新的信息技术推出的，适用于网络运行的数字货币，被称为“央行（法定）数字货币”。

问题是，以上几类数字货币存在本质上的差别，它们都是数字货币吗？或者说，这些所谓的“数字货币”，真的是货币吗？

进一步的问题是，当今社会的货币，已经不再是实物货币，而是信用货币。但很多人对货币的认知还停留在实物货币阶段，现在亟需明确：到底什么是信用货币，为什么会发展成信用货币，其“信用”到底是谁的信用，信用货币是如何投放出来的，应该如何管理？

再进一步，到底什么是央行数字货币？如果央行数字货币仅仅是替代现金（现钞），属于法定货币的非现金化、数字化，那么，这一动作早就开始了，当今社会货币总量中，流通中现金（M0）的比重不断降低，大量货币表现为银行存款或电子钱包的余额。那么，银行存款、电子钱包里的钱就不是法定数字货币吗？如果不是，那法定数字货币又有什么特殊含义，必须运用区块链技术点对点运行才是法定数字货币？央行要推出的数字货币，如果是仅仅替代M0，其意义或投入产出的实际效果到底如何？央行是要推出“数字货币”，还是要推动货币数字化支付工具或支付方式的变革？

如果对此不能加以清晰的区分并达成一致的看法，笼统说“数字货币”及其可能带来的冲击或挑战，能够说得清楚吗？！

货币逻辑

这得从什么是货币（信用货币）说起。

比如，其一，信用货币因何而来、谁的信用。

货币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其表现形态不断变化，现在已从实物货币发展成信用货币，甚至从有形货币越来越迈向无形货币（数字货币）。但由于种种原因，这其中一些深刻的变化并没有得到准确的认知与把握，现在对“什么是货币”，特别是“什么是信用货币”，理论与实务界几乎都没有准确一致的说法，引发诸多新的论断与货币理论，以及花样百出的“数字货币创新”，但很多严重偏离货币本质。

纵观货币发展史，比较清晰的路线图就是：货币是基于商品交换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变化的；货币本质属性与核心功能是价值尺度和交换媒介，基本功能是支付手段与价值储藏；货币从最初的商品实物货币，发展到国家规制化的金属货币，再发展到金属本位制的纸币，进一步发展到完全脱离商品实物的纯粹信用货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裂变）；信用货币又从有形的纸币与硬币，发展到无形的银行存款或数字货币，货币非现金化、数字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现在，世界各国的货币基本上都属于信用货币，不再是实物货币。在讨论货币时，依然停留在实物货币阶段，而不是针对信用货币而言，是脱离实际的、根本不现实的。

那么，为什么货币会从实物货币发展到信用货币？信用货币的“信用”到底是谁的信用？信用货币是如何投放出来的，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如何有效管控货币？

实际上，随着货币不断发展变化，特别是出现纸币之后，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货币将越来越重要，功能越来越丰富，其表现形态可能不断变化，但其作为价值尺度的本质定位与核心功能，以及其支付手段、价值储藏的基本功能不会改变。而要发挥好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的核心功能，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保持货币币值的基本（相对）稳定。

而要维持货币币值的基本稳定，理论上就必须使一国的货币总量与该国主权范围内、可以用法律保护的、需要货币化（可交易）的社会财富总量相对应。这样，货币必须从社会财富中脱离出来，成为社会财富的价值对应物或表征物，货币成为纯粹的价值单位或价值符号。相应的，黄金、白银等曾经充当货币的实物，则必须退出货币舞台，回归其社会财富的本源（实践证明，以财富实物作为货币，由于其实际供应量往往与社会财富规模变化严重偏离，很容易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难以保持货币币值的基本稳定）。

这里所谓信用货币的“信用”，不是发行货币的机构（如央行）自身的信用，也不是政府或财政自身的信用，而是整个国家的信用，是建立在整个国家可交换的社会财富基础上的国家信用。是国家将发行和管理货币的权利赋予了货币当局。所以，央行发行货币，并不是央行的债务，央行根本没有向持币人兑付任何财物的承诺；货币也不是以政府税收作为支撑的，税收只能是政府债务的支撑，根本无法支撑整个货币（政府信用只能是对政府债务的支撑，而不可能是对整个货币总量的支撑）。政府接受纳税人以货币缴税，只是增强了货币的流动性和信誉。

为使一个国家的货币总量与其财富规模保持基本对应，就必须将货币的总量控制权上收到国家层面统一掌控，并以国家主权和法律进行保护，而不可能分散到民间组织自行掌控。所以，信用货币也就成为“主权货币”或“法定货币”。“货币的非国家化“难以满足信用货币的要求，不符合货币发展的规律和逻辑。

由于社会财富种类繁多、具体价值的度量与总体价值的准确计算非常不容易，所以，人们进一步设计出一个“社会物价总指数”的概念与体系，从社会财富中挑选出一些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典型品种，根据其重要程度赋予其价格一定的份额，形成社会物价总指数，进而通过观察物价总指数的变动，近似地反映和控制货币币值的变化。只要社会物价总指数保持基本稳定，就认为货币币值基本稳定。

其二，信用货币如何投放、怎么管理。

当货币不再是具体的财富实物，货币又是如何投放出来的？如何让人们认可和接受其作为货币？

信用货币的投放主要包括两个渠道：

一是货币当局（央行）通过购买货币储备物投放货币。

货币储备物主要是社会最认可其价值的物品，如黄金、白银等曾经充当货币的贵金属，以及国际上广泛接受的硬通货，如美元等。央行通过购买货币储备物，一方面找到货币价值尺度的基本标准，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增强人们对货币的信任。由此投放的货币，属于最严格意义上的“基础货币“。

但作为信用货币，央行通过购买储备物投放的规模不应当太大，否则，就会冻结太多储备物，造成货币总量与可交易财富无法对应，甚至可能使货币回归金属本位制。所以，信用货币还必须开拓出新的投放渠道。

二是通过金融机构发放贷款等间接融资方式派生货币。

在基础货币难以满足社会货币需求的情况下，在人们需要货币时，一个重要选择就是去融资。这又包括两种方式：

一种是：需要货币（资金）的人（包括法人）直接向拥有资金的人获得借款等债务资金，或者投资类股权资金等，减少资金融出方的货币持有量，相应增加资金融入方的货币持有量。这属于直接融资，不会增加全社会的货币总量。

另一种是：拥有多余货币的人，将货币存放在金融机构；需要货币的人，则从金融机构融入资金；金融机构成为社会资金融通的中介，但金融机构在融出资金时，并不对应减少存款人的存款（货币），而是直接增加融入方的存款（货币）。这种融资方式就属于间接融资，会相应增加全社会的货币总量。

间接融资投放的货币，属于基础货币之外的“派生货币”。“基础货币+派生货币”构成货币总量，货币总量与基础货币相比的倍数即“货币乘数”。

在信用货币体系下，间接融资就成为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必然会大幅度提升全社会的负债率或杠杆率，并使得货币投放能够更好地满足社会需求，增强货币总量调控的主动性和能动性，从而形成货币政策，并与财政政策一道，成为当今社会最重要的两大宏观政策工具。

在间接融资方式下，金融机构看似可以无中生有，凭空以贷款或购买债券等方式投放货币，并因此获得利差收益，但这背后是有基本原理的：借款人是以其现有资产或未来可获得资产作为抵押向金融机构融资获取货币的，要保证到期归还借款本息。这样，就通过全社会以借款方式对社会财富规模进行判断，并相应投放货币，从而促使货币总量与财富规模的基本对应。

当然，这其中就存在一个问题，即如果借款人和投放人对借款人的资产价值高估，造成货币过度投放怎么办？这是一个必须高度关注和有效应对的重大风险。

应对的措施就是，必须确保借款人能够按时足额归还借款本息，即必须确保社会债务的质量。如果借款人资不抵债，就要破产清盘，同时，借出资金的金融机构也要承担由此可能带来的损失甚至破产清盘。由此，消除因不良债务投放的货币。

为此，需要形成一整套严密有效的管理制度和监管体系，包括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相区分，严格控制中央银行直接面向社会，特别是政府提供信用投放，以强化信用投放的财务约束；银行发放贷款等，需要建立科学的质量评价标准和严格的拨备计提标准，以及不良贷款处置办法等，及时暴露与处置不良资产。同时，要强化银行资本充足率、流动性比率、资产不良率、拨备覆盖率等方面的监管；政府和央行既不要干预金融监管贷款等货币投放，也不要一味追求金融稳定而对金融机构过度支持，使其逃避破产清盘风险，变成隐形央行。

五大判断

而明确了货币的本质属性和根本要求后，就不难对数字货币等热点问题得出清晰的判断：

A、“货币的非国家化”难以实现

在国家依然存在、主权独立难以消除的情况下，缺乏国家主权和法律保护的财富相对应，试图替代国家主权货币，推动“货币的非国家化”（哈耶克极力推动），违反了货币发展规律，不是进步而是退步，必然是无法落地实现的。

B、“网络加密币”难以成为货币

比照黄金的原理进行设计，严格限定总量及阶段性供应量，缺乏国家主权和法律保护的财富相对应的网络加密币（如比特币、以太币等），违背信用货币的基本逻辑，其币值难以保持基本稳定，很容易大起大落，因而很难成为流通货币，只能成为一种特殊的数字资产，可以被用于投机炒作，或作为网络社区（商圈）专用币，但不可能取代或颠覆国家主权（法定）货币而成为超主权货币！从事这种数字资产的投机炒作，面临的风险也将非常突出！以这种网络加密币为标的开展公开的期货及衍生品交易、资金的公募私募等，必须符合相关方面的金融监管和法律法规。

这类网络加密币过于强调隐私保护，难以满足金融监管要求，很容易被用于非法交易，必须严格监控使用法定货币买卖这类加密币的合规性，特别要强调投资人使用法定货币买卖加密币过程中的“原名、原币、原账户进出”的“三原”规则，防止将买卖加密币作为逃汇套汇、转移资产、商业贿赂、恐怖输送等的中介和手段。

C、与某种法定货币等值挂钩难以摆脱“代币”定位

需要明确，在一国只允许流通唯一的法定货币情况下，不代表不允许一定范围内使用被赋予特殊权利义务的“代币”的存在，比如娱乐场所的“游戏币”、一些单位食堂的饭菜票（卡）、一些商场的购物券（卡）、电子商务平台的积分或“token”等。但这种代币必须在指定的范围内使用，而且只能原币进出，对其转让、赠送也要有所控制，防止其成为商业贿赂、贪污受贿的工具。

即使运用区块链等新的信息技术推出与单一货币等值挂钩的稳定币，无论其表现形态和运行方式有何变化，同样只能是其挂钩货币的“代币”，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货币，不可能取代或颠覆法定货币，必须接受代币的基本监管！

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各种与法定货币等值挂钩的数字代币，除主要用于各种网络加密币的交易外，并没有发挥出其发行者宣传的那种颠覆性作用，实际应用场景有限，与法定货币相比，并没有表现出什么优势，很多寿命并不长。

D、与多种法定货币一篮子挂钩的超主权货币很难成功

由于去中心封闭化的网络加密币以及只与一种法定货币等值挂钩的稳定币，难以成为真正的货币，难以颠覆或取代法定货币，于是有人开始设想以一篮子法定货币作为支撑，既希望获得法定货币的信用（价值）支持，又试图摆脱对单一货币的依赖，推出超国家主权的无国界货币，并抢占由此可能带来的颠覆性效果和巨大利益。

需要明确的是，只与单一货币等值挂钩的“稳定币”跟与一篮子货币挂钩的“稳定币”存在根本性不同：前者实际上就是其挂钩货币的“代币”，后者则不再是代币，而完全是一种新的货币！作为以一篮子货币作为储备的无国界货币，没有独立而严格的监控，将是非常可怕的！

这种与一篮子货币挂钩的思路可能起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SDR。上世纪60年代末期爆发美元危机时，IMF就设想推出与一篮子货币挂钩的SDR，取代美元作为新的国际中心货币。但由于存在极其复杂的技术挑战并缺乏足够的法律保护，特别是在美国的反对之下，SDR最后只能成为一种使用范围极其狭窄、规模非常有限的政府间特殊储备，难以成为一种全球流通的真正货币。其根本原因就是，这种设想超越了时代发展的阶段：世界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国家主权独立，需要依靠综合实力与国际影响力赢得国际话语权，包括国际中心货币地位的发展阶段，远没形成全球统一（地球村）治理的格局和机制。在这种情况下，要推出与主要国家货币一篮子挂钩的超主权货币，并与篮子货币同时并存，甚至反过来挑战乃至取代最主要国家货币的国际中心货币地位，势必受到最主要国家的坚决反对，是很难真正推出和有效运行的。

近年来，随着网络加密币以及稳定币的不断升温，IMF打造超主权世界货币的热情再次被激发，屡次发声要利用新的信息科技推出与一篮子货币挂钩的eSDR，并使其成为超主权世界货币。这也激发了更多机构推动超主权货币的热情。

Facebook宣称将联合100家左右大型公司作为初始会员单位，成立独立的管理协会，推出与美元、欧元、日元、英镑、新加坡元按比例挂钩的无国界货币——Libra（天秤币），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巨大轰动效应。很多人认为，依托其协会成员单位超过30亿人庞大用户群，Libra将成为全世界用户群最大、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强的货币，将给法定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格局带来颠覆性影响，很多弱小国家的货币可能会被取代。

但实际上，Facebook宣称的Libra“将为十几亿没有银行账户的人服务，让汇款像发短信一样容易和安全”，是一种脱离现实的夸张说法，只有收付款双方都是Libra注册用户且相互之间直接收付Libra才有可能。如果汇款人拥有的是非Libra的篮子货币，则需要首先将其所持货币兑换成Libra，然后才能通过Libra体系汇出；如果收款人所在国不能直接使用Libra，收款人还需要将Libra兑换成其所在国家的法定货币。这样，整体看，可能效率和费用完全不一样。更重要的是，作为货币，跨境汇款的规模一般都无法与国内支付的规模相比，而在境内直接使用本国货币进行收付，远比使用国际货币更便捷。因此，对于一些致力于打造国际清算体系的机构而言，即使要运行自己的数字货币，可能分别推出与各国货币等值挂钩的“代币”，并主要在该国使用，比直接推出与一篮子货币按比例综合挂钩统一的无国界货币更具可行性。

可见，即使eSDR以及Libra可能在技术和运行方式上所有创新，其本质上与SDR并没有多少不同，不仅其架构设计与实际运行面临非常复杂的难题与风险挑战，本身就很难落地运行，而且依然缺乏足够的法律保护，并会面临美国的坚决反对，都是很难成功的！美联储主席曾说不会对libra进行监管，是根本不可能的。实际上美国国会已经连续在召开听证会举行辩论，甚至连欧盟多国央行都表示要严格控制。6月18日Libra白皮书发布时列明的27家初始会员中，在10月15日管理协会成立之前，Paypal、Visa、MasterCard、Ebay等支付及电商巨头已经宣布退出，也是有这方面原因的。

必须指出的是，这并不像有人认为的那样，纳入Libra货币篮子，会增强这些货币的国际影响力；一篮子货币中以美元为主，就会维持甚至强化美元的霸主地位，就会得到美国的大力支持。事实是，如果这种超主权货币真能全球流通，势必取代美元的国际中心货币地位，对美国的影响将是极其深刻的。否则，SDR早就可以成为成功了！

可以借鉴的是，即使是得到最强势国家坚定支持的欧元，也必须得到欧元区国家的法律认可与保护，并完全取代欧元区原有的国家货币，成为新的唯一的区域货币，欧元不可能与原有国家货币并存共同运行！

E、央行数字货币只能是法定货币的数字化，难以成为新的货币

在网络加密币和稳定币不断升温的过程中，不少国家的中央银行也纷纷宣布要推出央行主导的数字货币或法定数字货币，一些弱小国家，特别是受到美国制裁、缺少国际通货的国家，更加积极，致力于抢占数字货币的先机。

但问题是，央行（法定）数字货币到底是法定货币的数字化，还是像比特币、以太币一样全新的网络加密币？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清晰，实际上，很多都是设想比照比特币、以太币那样的网络加密币研发央行（法定）数字货币。

但是，比特币、以太币等网络加密币特别强调“去中心”，这本身就与央行主导存在明显的逻辑矛盾和冲突。同时，数字货币没有现金，而现实社会中要完全消除现金短时期是不可能的，这就意味着即使能够比照比特币、以太币推出央行数字货币，那也将使得央行要长时期保持两套货币体系同时运行，这同样是非常困难与危险的！

因此，尽管2018年委内瑞拉就宣布采用以太坊技术成功发行了全世界第一个由主权国家发行并用石油作为支撑的“加密数字货币”——石油币，并一度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不小的轰动效应，但实际上并没有发挥任何实际的积极作用，一年后，委内瑞拉石油币几乎已经被世界彻底淡忘！

随着比特币、以太币等网络加密币存在问题的暴露，其难以成为真正的货币（信用货币），比照比特币、以太币等打造央行（法定）数字货币实际上是走上了歧途的真相越来越被广泛认知，很多国家和央行对数字货币的冲动已经弱化，原来非常积极的央行不少已经宣布停止数字货币研究计划。

但是，不能比照比特币、以太币等打造法定数字货币，不代表不能利用信息技术进一步推动货币的数字化及其运行的智能化，不断提高运行效率、降低成本、严密监控。

当然，即使是央行推出法定数字货币，其具体使用也需要配套解决好投放与运行方式（一层模式、二层模式）、信息载体（如智能手机、卡片及刷脸支付等）、清算方式（连线实时清算与离线适时清算）、管理规则（包括账户或钱包分类等级与存款限额、每笔及每日支付限额、备付金的托管等）、监管分工与风险控制等诸多问题，平衡好安全性与便捷性，实现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严密风控的目标。

其中，需要进一步明确的问题是：央行要推出的数字货币，是仅仅替代M0，还是会覆盖更广泛的M1、M2？仅仅替代M0，其意义或投入产出的实际效果到底如何？央行是要推出数字货币，还是要推动货币数字化支付工具或支付方式的变革？

总之，面对影响极其广泛而深刻的货币金融，需要充满敬畏与谨慎，即使面对信息技术革命和货币数字化风口，也要保持必要的冷静与克制，要准确把握货币的本质定位与核心功能、本质属性和根本要求。其中，货币的表现形态可以不断变化，但本质定位与核心功能不能改变，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宗旨不能改变；货币形态的改变必须有利于提高其运行效率，降低其运行成本，强化其风险监控。金融监管部门则必须准确把握货币金融的本质属性与根本要求，及时准确地进行合理监管，避免出现“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局面。

相信任何偏离货币本质属性与根本要求，标新立异、抢占“领先”地位，急功近利地推出新的货币概念、货币理论、货币体系、金融创新等，均难以成功。

央行数据显示，2019年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13.2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3.18万亿元。6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213.26万亿元，同比增长10.9%，增速比上年末提高1.1个百分点。6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26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7705亿元。

从上半年社融新增速度看，同比增长接近11%，似乎社会融资规模已经恢复到比较合理水平了，但实际上这还需要仔细分析。

从社会融资分项指标看，6月末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为144.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2%；对实体经济发放的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增加97亿元，同比多增222亿元。余额为2.21万亿元，同比下降12.4%；委托贷款减少4933亿元，同比少减3070亿元。余额为11.89万亿元，同比下降9.9%；信托贷款增加928亿元，同比多增2815亿元。余额为7.88万亿元，同比下降4.9%；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减少389亿元，同比少减2327亿元。余额为3.77万亿元，同比下降9.6%；企业债券净融资1.46万亿元，同比多4382亿元。余额为21.28万亿元，同比增长11.2%；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净融资1.19万亿元，同比多8258亿元。余额为8.45万亿元，同比增长44.7%；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1205亿元，同比少1306亿元。余额为7.13万亿元，同比增长3.3%。

从上述数据看，2019年上半年社融增速提升较快的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的增速偏低，仅为9.8%，拉低了比较基数。

实际上，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并将其列为三大攻坚战之首，其后，金融去杠杆、严监管的力度明显增强，特别是资管新规的正式实施，推动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未贴现承兑汇票等同比大幅减少，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长随之快速收缩，到2018年6月社融增速即下降到创纪录的9.8%并基本上维持到年底，增速比2017年末降低2.2个百分点。2018年6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仅为1.18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5902亿元。

另外，2019年上半年社融规模中，除人民币贷款同比增长13.2%、企业债券融资余额同比增长11.2%、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余额同比增长44.7%之外，外汇贷款、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未贴现承兑汇票同比仍是下降的，尚未恢复到上年同期水平。

更重要的是，在今年上半年的社融规模中，增长最突出的是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余额，同比增长44.7%。相比而言，上半年住户部门本外币贷款增长7.85%，企业和机关团体本外币贷款增长7.03%，增速比常年一般水平都是明显偏低的。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投放可能更多集中于上半年，下半年增长空间有多大，值得关注。同时，考虑到5月24日包商银行被接管之后，金融机构的风险溢价明显分化，非银行金融机构流动性受到不小的冲击，基金和理财产品爆仓事件频发，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进一步显现，其影响的消化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接下来社融的增长并不容乐观。

从GDP增长情况看，2019年上半年同比增长6.3%。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长6.4%，二季度同比增长6.2%，二季度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

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5.8%，比一季度回落0.5个百分点；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10.9%，增速比一季度回落0.9个百分点；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3.9%，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2个百分点，但6月份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3.2%，增速明显回落。

国家统计局在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相关数据时指出：总的来看，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延续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发展态势。但也要看到，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较突出，经济面临新的下行压力。

从GDP二季度同比增速6.2%的情况看，如果经济仍面临新的下行压力，意味着可能接下来经济增长还将低于6.2%的水平，甚至可能使全年经济增长低于6.2%。这将进一步威胁到2020年经济总量比2010年翻一番战略目标的实现。

尽管年初国家确定的经济增长目标是6%-6.5%，但考虑到2020年经济翻一番战略目标的实现，今明两年平均增速不能低于6.3%。因此，为争取实现战略目标，恐怕宏观政策还需进一步发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需加快推进，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速或需进一步提高。

十年黄金期，文化金融发展的成绩与不足

十年的时间，值得总结回头。金巍认为，2009年至2019年，是文化金融飞速发展的阶段，他称为“成长期”，这个阶段的各个指标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十年来，中国的文化金融发展已经卓有成绩。其中分为四个方面。第一，从政策看，已经形成了文化金融政策体系雏形；第二，从产品、机构看，银行等金融机构进入了文化金融的初步专业化服时期 ；第三。从多层面多元化资本市场看，我国文化企业已经涉及了大多数的资本市场；第四，从文化产业的融资规模看，实现了高速增长，文化金融市场的培育极大推动了文化产业发展。

但发展过程中，文化金融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金巍认为，有五个方面：第一，文化企业融资难问题依然严重，资本供给有待进一步提高；第二，文化金融存在结构及区域间不平衡发展问题 ；第三，文化金融产品、机构创新数量仍显不足，服务创新质量不高 ；第四，文化金融相关基础设施薄弱；第五，相关部门在对文化产业和文化金融的认识上存在较大的误区 。

如何在新经济金融服务体系构建视角下的文化金融发展？

在金巍的观察下，他用一个矩阵，两个支柱，三个动力结构框架下的文化金融动力机制，基本观点来理解文化金融的发展。所谓一个矩阵，是由金融和文化两个维度构成的；两个支柱是指文化资产评估体系和文化产业信用管理体系；三元动力结构是指文化产业发展种的文化、科技、金融三种重要驱动力；四个基本观点是：文化金融要服务文化生产、文化金融的基本形态是产业金融形态、文化金融要以文化资产为核心、文化金融具有独特生态系统。

文化金融是为文化生产和文化产业服务的，是为文化实体经济服务的，十年来既有成绩也暴露了很多问题，未来如何发展，需要找到新的办法。从新经济的金融服务体系构建看文化金融问题就是一个较好的认识角度。

金巍认为，新经济金融服务体系构建与文化金融的关系是个新命题，需要正视几个问题。金巍提出，第一，文化产业是否属于新经济，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属于新经济？国家提出“三新经济”，也有专门的统计，可以从侧面反映这个问题。除了数字文化产业部分，其实还有很大部分不被认为是新经济，这是错误的理解。第二，新经济是否需要新的金融服务体系？什么样的新体系？当然是需要的，但从科技金融的发展历程中可以发现，金融创新实际上是落后于新经济发展的步伐的，是僵化保守的，亟需构建基于新经济的金融服务体系。第三是如何在新经济金融服务体系构建视角下发展文化金融？ 文化金融已经进入成长期的中期阶段，在2020年这个特殊的时点上看未来，文化金融需要在新经济金融服务体系构建中找到新的发展路径。当然，这其中要借助多种手段进行新经济下的变革，包括技术变革、制度变革、思想变革等。

谢谢曾教授的主持！刚才几位嘉宾从不同的视角谈了相关的看法和观点，我的题目叫《金融科技时代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一方面，从宏观上简单谈一下金融科技发展当中的要点和看法，最后两页PPT更多聚焦在两件事：学科建设、人才培养。这两个我觉得是密切联系在一起不可分割的，今天在讨论过程中，更多的是就一些似乎存在模糊性、似是而非的概念尽可能形成一些共识。

当前谈金融科技大的历史背景是数字化时代带来的挑战，无论就新经济、数字化大家说得很多。从经济学理论上来讲，数字化究竟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归根结底它是对于这个社会生产方式、分工模式、产业组织边界带来非常深刻的影响。从宏观、微观跟中观层面对原有经济社会组织的方式、主要的细胞都产生解构的作用，这可能是数字化带来最大的影响。

今天无论讨论经济问题、金融问题都离不开这种挑战。这种挑战无论在理论、实践中已经带来非常深刻的影响。从金融角度，这种影响是两条路径：一方面数字化的经济必然伴随着金融支持模式，变得更加灵活多样。因为重工业时代对应的是大资本的支持，新经济、数字经济时代对应服务模式会发生一些变化；另一方面，新技术对金融产业链也会带来解读的作用。

由此我们回到对于金融科技的讨论当中，我们也知道，整个现代金融业就是一个科技发展史。所以并不是说当前我们要针对所谓金融科技是不是一个全新现象来加强全新的教育跟培训，而是每个时代的金融都与新技术密切融合。这个时代有这个时代更加突出的技术特征，因为金融天然就是信息处理的一个行业。只是结合当前的信息技术特征，有当前教育培训、人才教育的新特征。在历史上每个时代技术的进步都带来金融科技新的变革。当年美国证券交易所成为区域性乃至国际化的交易所，电报的产生肯定给那个时代带来重大影响。如果那个时代的人不懂电报、不会电报，很难利用新兴的数字化手段做经纪人、参与交易、给客户做服务。这在每个历史时代都是可以理解的。

在这样一个大的环境下，过去几年，我们知道互联网金融时代经历了很多的混乱现象。为什么会混乱呢？也是因为没有理论基础、没有共识、没有顶层设计、没有非常健全的学科体系与人才教育体系。乃至于互联网金融时代出了大量的一哄而上的豆腐渣工程，现在我们要反思。反思过程中，一方面刚才我说来自于经济、金融内在的规律性，导致了我们需要深刻地理解金融与科技的融合；另一方面，当前央行金融科技规划，也改变了过去互联网金融时代没有顶层设计可以依据的局面。

新的央行金融科技规划不仅仅是央行的事，而且是多部门共同来推的事，也是我们国家金融科技第一份科学、全面的规划。大家可以看到，全文我建议所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多读一下。里面提到“发展”全文出现82次，“风险”全文出现70次。始终围绕风险与安全，监管与创新这个翘翘板二者之间的权衡。与此同时像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都是出现比较多的字眼。比如区块链虽然没有出现这三个字，但是用了分布式数据库，开放银行虽然也没有出现，因为前期也有很多争议和讨论，但是用了开放的API、开放的SDK这些具体的技术理念。

总而言之，当前讨论金融科技，确实面临天时、地利、人和的状况。在其中重点有六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其中一个任务是涉及到整个金融科技的总体战略部署问题。里面提到要从长远视角加强顶层设计、做好规划，做好体制机制优化、做好人才队伍建设。所以人才队伍建设就是各方公认共识的一个重中之重。

无论从院校、各种行业联盟、应用企业、金融机构的角度，还是从政府、相关部门的角度，都深刻认识到发展金融科技靠的是什么呢？归根结底三个大的要素：一是技术要素，技术背后是人才，人到哪里技术到哪里；二是数据要素；三是制度跟规则。大家仔细想想归根结底就这三方面。很多人说最浮现于表面的是技术跟数据，其实技术背后就是人才，这是我们为什么当前要充分考虑人才的重中之重。

但是，虽然无论就顶层设计还是市场规律，还是学界的学科建设都已经到了这个阶段，那么在未来进一步落地央行金融科技规划的过程中，我个人觉得特别要注意节奏的问题。因为央行的金融科技规划，归根结底未来推动各种各样的备案和认证。备案首先是金融科技产品的备案，支付相关规则已经推出，信息化协会来做。长远来看类似于人才进入长远的备案和认证角度。各个行业组织除了早期推动之外，未来都要慢慢在整个规划的条件下进一步统筹。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强调的一点，避免追求“过快”，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产生一些过犹不及。为什么呢？因为长期我也从事教学和科研也对金融科技领域关注，我们国家金融科技、人才培育出现过度追求快，一种非常焦虑的感觉，金融科技产品恨不得几天导流、几天迅速占领市场，恨不得三天变成人才，快速填鸭式能够推出去马上在市场上卖上好价格，这在金融科技时代需要充分考虑把握好节奏，避免追求过快导致过犹不及。因为长期关注支付领域，特别强调无感支付，我个人对这个概念有保留，如果追求金融到了效率极致有时带来过犹不及的矛盾。假设我有朋友研究推荐脑电波支付，未来走在大街上突然灵机一动买什么东西，手机没动，钱已经花出去了。特别在座男士要防住你夫人的脑电波。金融人才的培育不是快速的填鸭式。

金融学科建设和交叉学科建设二者相辅相成，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种种概念混杂在一起。背后没有大家讨论问题有时能够形成的共识。首先人才建设，刚才高首席一开始讲的背后依托的是稳定的教学框架，是一些成熟的教材，是足够的师资力量，是大家能够形成共识的这样一套体系。这套体系就是广义的学科建设的概念。

学科建设是重中之重，而学科建设跟金融科技相关，我觉得又是两个视角。一个是基于金融的视角来考虑相关的问题，另外一个视角是基于金融之外其他学科怎样来考虑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有时候看起来简单，交叉学科，但是每个院校不同的专业、不同的院系，从不同角度进行界定讨论这个问题是截然不同的，否则很简单。金融系跑到技术专业旁听就行，技术专业到金融系旁听就行，要什么学科交叉呢？不同视角讨论问题是不一样的。金融学科现在面临一个问题，没讨论金融科技之前，新技术已经对金融领域产生深刻的冲击和影响。

无论在宏观层面、货币经济学层面，货币微观基础已经在遭受巨大的挑战。曾经是昙花一现新货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现在又找到了新的探讨基础。在微观层面，无论是风险定价还是其他一些对于金融消费者投资者行为的分析，也拥有了新的、大数据时代支撑的基础，以至于他们有可能从过去的边缘走向主流的分析范式。从金融领域，不管是否叫金融科技，实际已经在发生重大的变革。

然后到了所谓交叉学科的领域。到交叉学科的领域，从金融的视角交叉了哪些东西？大家首先知道，交叉最多的就是数学、数理，由此带来金融工程的不断兴起。还有从哪些方面交叉？比如交叉跟法律有关，法律经济学。再比如演化成行为金融学等。交叉了地理出了金融地理学，交叉了物理出现金融物理学。大量交叉领域对原有的金融活动都带来深刻的冲击和影响。这里面遇到最大问题是学科建设不稳定，因为它是属于新兴的、不断变的，后面人才培养之所以遇到问题，就是因为学科交叉不稳定。

举一个例子，金融地理学本世纪初非常热门，我有几个朋友试图在金融地理学方面有所成就发一线的paper。突然发现金融地理学不是必然，大家喊金融地理学已死，一下对地理学产生巨大影响。其他领域都面临这个问题，从金融往外交叉时，这个交叉学科有时不稳定。反过来其他学科也需要向金融交叉，怎么交叉？学大数据的怎么交叉？学AI的怎么交叉？学区块链的怎么交叉？不同的人界定的角度也是截然不同的。未来最重要就是学科建设的交叉问题。

但是需要注意的一点，所谓人才培养其实要分开，一个是属于基础学科与基础的人才培养，一个是偏应用的学科与应用的人才培养，这两方面如果纠缠在一起肯定会造成问题。因为所谓基础学科是有趣而无用的，不是马上有用的，是培养基础能力、基础素质的，而应用学科是马上要引用的，要区分开来。

最后一页简单说一下与这个学科相对应的，我认为理解金融科技人才的一些理解要素，当然这是务虚的讨论。这个理解要素务虚基础上将人才特点稍微甄别一下。从特性上来讲，可以举一些不同的特征，比如你是什么人才，是科研型人才？是应用型人才？是管理型人才？技术型人才？还是业务型人才？这对金融科技时代的人才界定是不一样的。换句话说，与其说金融科技时代的人才培养不如说新金融时代或者新时代金融人才培养，就是因为新时代面临的特征不一样了。首先，人才特性上是要有区分的，这里面临一个复合型人才的悖论。我个人认为复合型人才只是在人才特性里面，少数里面才是比较适应的，比如管理型人才。多数的人才其实是更加细分的、更加聚焦的、更加微观的。复合型人才要搞成大杂烩、万金油多数领域不太现实，不是人才的选择。这叫人才特性。

第二，人才具体的类型，未来可能分为行业型人才，你做哪个领域，哪个具体产品哪个具体方向需要进一步聚焦。比如做保险就是这个方面行业专业人才，有的可能是通用型人才，各个行业、各个金融领域面对通用技术、通用业务、通用管理等等。第三类，辅助型人才，起到补充、辅助、帮助的功能。

第三，高端、中端与普通，不用“低端”不太好听。高端是高管，中端是中层管理人员，相对普通人员如何适应新技术的变化不一样。有一个分层。

还有人才素质问题，人才素质特别强调三个层面：社会责任这是整个现在金融领域人才培养都面临巨大提升和挑战；第二个最缺乏的是道德伦理，这是我们特别缺乏的。现在所有的培养体系就是培养赚钱，就是培养上升。为什么有这种感受？有人采访当年德国第一个曾经用比特币进行交易的程序员，这个程序员号称用当前价值一亿人民币左右的比特币买了一个匹萨，过了几天又买了一个匹萨，是历史上最早以比特币做商品交易的人，因为有地址追溯，后来有人找到这个人采访他，说有什么感受。他说很开心，我是历史上第一个给比特币定价交易的人。我长期观察海外技术极客，上个世纪80年代做密码交付的人有一些人有道德底线的。跟我接触国内99%的人都是想发财的，金融道德伦理是重中之重；最后是职业道德，专业水平不要多高，职业做好。

最后，人才能力，专业性谈得比较多，实战性，国际性、开放性，未来面临开放金融时代的挑战，敏捷性、可塑性、合作性，每一个都可以作为一个主题词。当今是一个大的时代，对人才面临挑战，需要学科建设到人才培养形成共识，需要各类组织机构共同推进，在这个过程中千万避免拔苗助长，过于求快。以上作一个粗浅的发言。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