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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为指导,充分利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思想资源,积极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在此基础上致力于解释中国经济发展与转型中的重要现象,发掘其背后的理论逻辑并加以系统化,探索创建“中国经济学”的可行路径。中心近期的研究重点包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企业家精神与创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宏观调控理论与政策等。
组织架构:
中心主任:董昀
成渝地区金融基础设施亟待加速建设
近日,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董昀指出,成渝地区在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仍需加大力度,以适应区域经济金融发展的需要。他强调,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是支撑金融中心建设、促进金融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
成渝地区金融基础设施加速建设势在必行
近日,在成都天府国际基金小镇举办的成都交子金融沙龙上,主题聚焦于“金融活水 聚力向实”。会上,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董昀发表讲话,强调成渝地区作为西部地区金融中心的核心地位,其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在安全、效率和制度层面均显得尤为迫切。
成渝地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紧迫性与重要性
在成都交子金融沙龙上,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董昀强调了金融基础设施的重要性。他指出,随着中国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确保金融安全、防范系统性风险成为首要任务。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不仅需要确保高效安全,还需自主可控,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国际金融环境。
董昀特别提到,成渝地区在中国经济金融版图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资金要素的高效配置对于提升整体实体经济的效率至关重要。然而,目前中国的主要金融基础设施仍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的中心城市,西部地区的投入明显不足,难以满足高质量发展的需求。因此,加强成渝地区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显得尤为迫切。
从安全角度出发,成渝地区作为西部地区重要的金融中心,具备建设战略缓冲区的潜力。通过增加备份中心、业务分中心和研发分中心等设施,可以形成多层次、多屏障的隔离和防范体系,有效维护中国的金融安全。同时,为了提升金融体系的效率,董昀建议加强金融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这包括建立多层次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如信用体系、移动支付平台等,以实现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在双城经济圈的背景下,成都的布局应综合考虑这些因素,以充分发挥成渝地区的金融潜力。
成渝地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多维度探讨
在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过程中,制度层面的问题不容忽视。董昀强调,制度是基石,标准是先导,成渝地区在这方面大有可为。为了与国际接轨并逐步增强我国在标准制定上的国际影响力,我们需要深入思考如何将成渝地区作为金融改革的试验田。具体而言,账户制度作为支付体系的核心基础设施,其改革试点可率先在成渝地区启动。此外,成渝地区还应致力于发展独具特色的综合性、混业性金融产品创新,以充分发挥其地域优势。同时,成都可进一步规划成为“一带一路”金融枢纽的重要环节,打造“一带一路”金融服务中心,以此提升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
在数字化浪潮的推动下,成渝地区金融基础设施的数字化转型也显得尤为迫切。董昀指出,发展数字金融、提升数字化水平已成为成渝地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必经之路。这涵盖了数字人民币的探索、农村金融设施的数字化等多个方面,将为成渝地区的金融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从金融科技企业主导转向以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为主线
2025年1月18日,“2024年度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论坛”暨第七届「司库品牌计划」发布仪式在人民日报社新媒体大厦成功举办。
本次论坛由WEMONEY研究室主办,人民阅读提供媒体支持,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科技研究室、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中国政法大学互联网金融法律研究院给予学术支持。
论坛邀请了来自学界、机构的众多行业精英,共同探讨数字金融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会上,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科技研究室副主任董昀发表了《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的逻辑与前景》的主旨演讲。
董昀表示,“五篇大文章”中,前四篇聚焦实体经济的重大结构性问题,需要金融体系的有力支持。而数字金融作为金融体系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是支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根基,其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
中国数字金融为何能实现高速发展?
近十几年来,中国数字金融从默默无闻到跻身世界前列。但按照西方主流理论和实践标准,中国传统金融和科技并非处于领先地位,那这样的组合为何能造就世界领先的数字金融呢?
董昀表示,从需求端来看,过去我国金融业发展不充分,存在金融压抑和结构扭曲,无法满足市场主体和消费者的金融需求,庞大的人口基数进一步放大了这种需求,为数字金融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在监管层面,我国对金融科技秉持相对包容的态度,没有急于打压新事物,而是允许其在发展过程中逐步规范,为数字金融的成长创造了有利环境。
在供给侧,数字化平台企业在早期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它们拥有大量数据资源,并积极开展流程创新和场景创新。尽管底层技术可能并非完全自主研发,但这些创新很好地契合了本土需求,有力推动了数字金融的发展。因此,中国数字金融的发展模式可以归结为需求拉动型,区别于美国的技术驱动型模式。
不过,在董昀看来,这种发展模式也存在短板。在技术方面,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安全可控水平有待提高,这关系到数字金融发展的根基是否稳固。在制度建设方面,虽然过去包容的监管环境促进了数字金融的发展,但随着技术的广泛应用,需要进一步完善制度,引导技术向善,确保创新活动的收益高于投机、寻租等破坏行为的收益。
数字金融发展进入新阶段如何应对新挑战?
董昀表示,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后,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进入新阶段,面临着诸多新变化和新挑战。
监管环境上,数字金融从野蛮生长走向监管全覆盖,强监管、防风险成为重要任务,在促进发展的同时,必须坚持稳中求进,确保行业健康稳定运行。
供给侧方面,“十四五”时期以来,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成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逐渐取代科技企业和平台企业在数字金融发展中的主导地位。
需求侧也发生了转变。过去数字金融主要服务于市场交易和消费者需求,未来随着供给侧改革深化和大国博弈加剧,生产端的竞争日益激烈,金融科技创新将从依托消费互联网为主转向依托产业互联网为主。
在新的形势下,需求拉动型的发展模式需要重新审视。一方面,虽然未满足的金融服务需求仍然存在,但缺口正在缩小;另一方面,国际上各国加快金融数字化转型,纷纷学习中国的模式,而我国在原创技术上的短板依旧突出,如何提升技术实力,强化数字金融发展的“树干”,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在监管方面,欧美不断出台数字金融监管新规,我国既要防范风险、加强监管,又要适应国际规则变化,推动数字金融“走出去”,其中既有机遇,也有挑战。
董昀表示,面对这些变化,中国数字金融在现阶段有许多重要工作要做。
一是加强数字金融与其他“四篇大文章”的联动,持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助力中小微企业成长。
二是科技企业与金融机构应加强协同配合,通过场景金融创新突破金融科技应用的瓶颈。
三是重视金融科技生态建设,打造开放、多元、智能、融合、共赢、持续、理性的生态环境。
四是以供应链金融为切入点,推动中小微企业抱团融资,优化产业链供应链的金融服务布局。
五是继续探索投贷联动模式,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多金融支持。
六是强化数字金融体系发展的基础要素保障,包括完善行业标准体系建设、建立科学的数据分享机制和商业模式、加强金融科技人才培养等。
董昀总结道,中国数字金融发展前景广阔,但也面临诸多挑战。我们需要充分发挥优势,补齐短板,积极应对变化,推动数字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助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决定中国式现代化成败的关键一招。四十余年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不断变革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之间不相适应的方面,不断推进各领域体制改革,形成和发展符合当代中国国情、充满生机活力的体制机制,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
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的,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开辟广阔前景。在我国已进入新发展阶段,党和人民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历史关口,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以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将推动各方面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从而破除各种障碍,源源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一、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中明确指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仍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锚定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围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个核心问题,《决定》把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摆在突出位置,对经济体制改革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做出部署。《决定》着力强调,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上述新表述新论断深刻揭示了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特征:既“放得活”又“管得住”,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起来,既发挥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就是说,面对市场失灵,我们决不能不克服市场的盲目性,但也不能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而是要在已有基础上努力将市场的作用和政府的作用结合得更好一些,做到收放自如。
一方面,“放得活”的关键在有效市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要遵循市场规律、善用市场机制解决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和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着力清除市场壁垒,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加快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快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激励约束机制。放活的目的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弘扬企业家精神,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形成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提高资源要素的配置效率和经济体系的竞争力。
另一方面,“管得住”的关键在有为政府。发挥政府作用,不是简单下达行政命令,而是要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用改革激发市场活力,用政策引导市场预期,用规划明确投资方向,用法治规范市场行为。管得住,就必须更好发挥政府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的关键作用,在熨平经济波动、提升发展潜力、提供公共服务、实现公平正义、维护国家安全等方面积极作为。所有这些都离不开政府的宏观调控。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到二十届三中全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反复强调,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以来,我们已经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其中,国家发展规划是战略导向,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主要工具,就业、产业、投资、消费、环保、区域等政策是重要组成部分。加强上述各类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配合,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的整体合力,是宏观经济治理体系趋于完善的重要标志。《决定》以“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统筹推进财税、金融等重点领域改革,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为主线,对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等宏观经济治理重大问题进行了系统部署。这意味着,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宏观调控的重点在于以系统观念加强制度建设,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规范性、有效性。
总之,牵住了经济体制改革这个“牛鼻子”,构建起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可以使市场“无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协同发力、形成合力,促进其他领域深层次矛盾的化解,既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创造条件,也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说到底,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过程,就是以改革办法解决发展难题,提高改革综合效能的过程。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成,可使一切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特别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源泉更加充分地涌流,从而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实现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高效联动。
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是构建高水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题中之义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纵观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大国崛起离不开金融体系的关键支撑;而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也构成金融强国建设的重要依托。习近平总书记用下面这段话精辟地概括了经济与金融之间的辩证关系: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
(一)树立经济和金融一盘棋思想,以系统观念来把握二者的关系
具体地看,金融之于经济,显然是第二性的,它发挥的是服务性、支撑性的作用;而经济对于金融则有着决定性作用,是决定其能否兴、能否强的因素,是主导性、基础性的作用。
首先,在经济和金融的循环流转中,实体经济发展是根本,金融服务是支撑,两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统一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之中。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一国的经济是决定金融能否兴旺强盛的第一性、主导性、基础性因素。雄厚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能够为金融强国建设提供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和广阔的市场空间。没有雄厚的实体经济基础和稳定的经济运行作为根基,金融发展便无所依托,就成为无本之木。
在充分认识到经济之于金融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持续不断地把作为国民经济“血液”的货币资金输送到经济“肌体”当中,服务于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体现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服务性、支撑性的作用。
正因为经济与金融之间关系如此紧密,金融对经济发展有着如此重要的支撑作用,金融制度自然构成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性制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表明,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金融提供高质量服务;而金融高质量发展,又需要构建与之相适应的金融体制,以确保金融血脉畅通、经济活力增强。从这个意义上说,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顺应了生产力发展对生产关系变革提出的要求,既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题中之义,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围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这条主线,着眼于实现既“放得活”又“管得住”这一目的
《决定》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稳中求进为工作总基调,对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做出了系统、全面、富有针对性的战略部署。
从“放得活”角度看,《决定》提出了完善民营企业融资支持政策制度,完善促进资本市场规范发展基础制度,健全资本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以期更好发挥市场机制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金融信贷环境,做到“放得活”,以强劲的内生动力持续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
从“管得住”角度看,《决定》把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作为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重要方面,提出了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完善金融机构定位和治理、优化国有金融资本管理体制、建立增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长效机制等重大改革举措,旨在更好发挥金融改革和金融政策在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做到“管得住”,以科学有度的宏观调控实现高水平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
既“放得活”又“管得住”,归根到底是为了实现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以实体经济和金融之间的畅通循环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而有力支撑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三、把握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若干重大原则
《决定》对金融体制改革的部署涉及面广、内容丰富。首先,《决定》的第五部分“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集中讨论了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重大问题,体现了货币金融政策在政府宏观调控工具箱当中的重要地位。其次,在《决定》的其他部分,紧紧围绕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和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等主题,对与金融体制改革相关的重要问题做出谋划部署,体现了金融改革对高质量发展、宏观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支撑作用。
(一)在金融工作中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
我国的经济和金融工作始终是在统筹考虑改革发展稳定中前进的,致力于协同推进体制转型、经济发展和宏观稳定。其中,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稳定是前提。改革是强大动力,只有不断改革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才能冲破思想观念束缚,突破利益固化藩篱,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汇集全体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来推动发展;发展是根本目的,只有依靠发展才能从根本上化解社会主要矛盾,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稳定是基本前提,只有在经济社会平稳运行的前提下谋发展、促改革,才能最大限度凝聚共识、稳定预期、增强信心,把改革发展各项工作切实向前推进。
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最根本的是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决定》在论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时特别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在部署金融改革任务时,《决定》还使用了“促进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建立增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长效机制”“筑牢有效防控系统性风险的金融稳定保障体系”“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稳妥推进数字人民币研发和应用”“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等提法。这些举措都是稳中求进总基调在金融工作中的具体体现。
进一步看,在金融工作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就是要以“稳”定大格局,以“进”定新方位,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稳”是大局和基础,为“进”创造前提条件;“稳”的重点是构建科学稳健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管好货币总闸门,稳定经济金融运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进”是方向和动力,为“稳”提供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进”的重点是深化金融改革开放,推动金融结构调整,更好满足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
(二)坚持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为宗旨,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部署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各项任务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金融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服务。为了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我们要以体制改革为动力,完善金融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激励约束机制,破除束缚金融资源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把金融资源集聚到高质量发展主战场上来。《决定》提出的“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完善金融机构定位和治理,健全服务实体经济的激励约束机制”,“发展多元股权融资,加快多层次债券市场发展,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等战略部署,都是以改革促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决定》还明确提出,要积极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为了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决定》提出了“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这一重要改革战略。
具体地看,发展科技金融,一是要加强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完善长期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支持政策。二是要健全重大技术攻关风险分散机制,建立科技保险政策体系。三是要提高外资在华开展股权投资、风险投资便利性。四是要鼓励和规范发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作用,发展耐心资本。此外,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防风险、强监管,促进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也有助于提高资本市场支持创新发展的能力。归根到底,就是要通过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创新活力,推动实现“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为实现我国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提供可持续的资金支持。
(三)以防风险为永恒主题,不断深化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金融活动面对诸多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利益诱惑大,参与者行为变化快,且风险的隐蔽性、复杂性、突发性、传染性、危害性极强。必须通过加强金融监管筑牢金融安全网,以确保金融体系稳健运行和广大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因此,防控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
针对目前我国金融监管仍然存在的一些问题,《决定》提出,要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纳入监管,强化监管责任和问责制度,加强中央和地方监管协同。建设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统一金融市场登记托管、结算清算规则制度,建立风险早期纠正硬约束制度,筑牢有效防控系统性风险的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健全金融消费者保护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机制,构建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防火墙”。
上述战略部署旨在消除金融监管的空白和盲区,加大金融监管力度,强化金融风险预警、纠正和处置机制,使监管“长牙带刺”、有棱有角,构筑起适应金融强国建设所需要的强大金融监管体系。这些举措的实施,将起到有效防控金融风险和有力保障国家金融安全的作用,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稳定、安全、可预期的货币金融环境。
(四)在市场化法治化轨道上推进金融创新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金融的安全靠制度,活力在市场,秩序靠法治。要建立完善的金融法律和市场规则体系,用市场化和法治化的办法确保金融创新发展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保障金融市场健康运行。市场化意味着要充分调动各类市场主体推动金融创新发展的主动性创造性,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加优质的金融服务。而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金融主要依赖于信用的这一特点,更需要有契约精神和法治作为保障。必须加强金融法治建设,以法治思维提高金融监管效力,为金融业的创新发展保驾护航。
除了前文提到的诸多市场化改革举措之外,《决定》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方面的一个突出亮点是提出要制定金融法。经过长期以来的持续努力,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业已建立,但尚无以金融法命名的单独法律,对于各类金融关系的调整规定散见于各具体部门法中。金融法的制定,将为金融领域提供一部基本法,与其他金融法律法规一道,构成比较完备的金融法律体系,有利于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纳入监管。面向未来,我们还要根据经济、金融以及科技等领域的现实变化,及时推进金融重点领域和新兴领域立法,建立定期修法制度。
(五)统筹金融开放和金融安全
安全是开放的前提条件,开放是安全的必要条件,二者统一于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之中。新时代的金融工作,始终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不动摇,着力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更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构筑我国金融业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不断提高金融发展质量。与此同时,越开放越要重视安全,越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我们要着力增强自身竞争能力、开放监管能力、风险防控能力,炼就金刚不坏之身,实现更为安全的发展。
在金融开放与金融安全方面,《决定》提出了以下重点任务:一是推动金融高水平开放,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这将有利于人民币扩大流通范围,增强国际影响力,为金融强国建设提供信用支持。二是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这将推动上海和香港进一步聚集全球金融资源,为全球提供高效金融服务,成为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枢纽。三是完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支持符合条件的外资机构参与金融业务试点。稳慎拓展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优化合格境外投资者制度。这将有力推动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为外资机构分享中国的改革红利和增长红利、深度融入中国市场提供新机遇,推动新型全球化向纵深推进。四是建设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推进自主可控的跨境支付体系建设,强化开放条件下金融安全机制。以支付清算体系为代表的金融基础设施连接整个金融系统,发达且高效稳定的金融基础设施是建设金融强国的重要保障。大力推进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建设,做好极端情况下重要资源的支付清算备份系统,加强系统重要性金融基础设施的抗风险能力,有利于夯实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根基和底座,确保极端情况下的金融血脉畅通和经济社会正常运转。
一、引言
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金融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服务,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其中,数字金融(Digital Finance)是做好五篇大文章的基础和动力。金融拥抱数字化变革浪潮和数字技术推动“金融革命”的根本体现,就是数字金融的大发展。数字技术作为一种通用目的技术(GPT),代表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方向,深刻影响着金融服务供给模式的变革。无论是科技金融、绿色金融,还是普惠金融、养老金融,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深入发展的背景下要做好任何一篇大文章,都离不开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的有力支撑。
如果说金融科技(Fintech)概念侧重于强调金融与科技的融合发展,是科技驱动型金融创新活动的代名词的话,那么数字金融则重点关注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条件下金融与科技融合的最新产物。简言之,数字金融就是数字化时代的金融科技。具体地看,数字金融是指通过数字技术、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等手段提供的金融服务和产品,数据是其最重要的要素支撑,数字技术是其最关键的技术支撑。从现实业态看,数字金融涵盖了从传统银行业务的线上化,到新兴金融科技公司提供的创新服务,包括但不限于移动支付、在线借贷、数字货币、智能投顾、区块链技术应用、众筹等。作为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利器,数字金融肩负着推动金融业数字化转型、提升金融服务效率和普惠性的重任。通过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数字金融可以有效覆盖传统金融服务难以触及的区域和人群,增强金融服务的广泛性和便捷性,为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持和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数字技术开始全面重塑我国金融业。经过持续努力,我国数字金融实现了高速成长,步入全球第一方阵行列。其中,以移动支付为代表的支付清算产业和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在创新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更是令世界瞩目。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构建的全球金融科技基础设施指数显示,中国金融科技基础设施指数为72.58,位居世界各国第三位,领先于除美国、新加坡之外的其他发达经济体。从具体数据来看,国际清算银行学者的测算显示:2019年,中国金融科技类信贷规模达6267亿美元,高居全球第一;排名第二的美国金融科技类信贷规模仅为784亿美元,不足中国的13%;排名第三至第五的日本、韩国和英国分别只有278亿美元、146亿美元和115亿美元。就移动支付领域而言,2023年中国移动支付业务达到1851.47亿笔,总金额达到555.33万亿元,分别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6.81%和11.15%。移动支付的普及率已达到86%,居全球首位。截至2023年6月底,数字人民币的交易额已达1.8万亿元,流通中的数字人民币总额为165亿元,累计交易笔数达到9.5亿,已开通的数字人民币钱包数量达1.2亿个。总体而言,我国的数字金融业态已经覆盖支付、信贷、投资、保险、征信等各项业务,尤其是在移动支付领域,已经领跑全球,成为全球金融交易最活跃、支付最便利、成本最低以及效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本文在深入分析新时代以来中国数字金融高速发展现象成因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近年来我国数字金融发展环境面临的新变化新挑战,并对做好数字金融大文章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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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全部内容请详见附件。
为抓好青年学者理论学习,深入实施青年理论学习提升工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持续办好“社科青年说”特色学习品牌,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专家学者,结合自身理论和学术优势,通过视频、笔谈等形式对党的创新理论进行系统化、学理化阐释。本文为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董昀在“社科青年开讲啦·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系列栏目演讲全文,深入解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做出的全面部署。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做出了系统全面的部署。这些部署既同党的二十大精神一脉相承,又同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战略部署相衔接,为推动我国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金融高质量发展助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战略指引。
第一,围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个核心问题,把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作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抓手。从市场一端看,《决定》提出了完善民营企业融资支持政策制度,完善促进资本市场规范发展基础制度,健全资本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以期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做到“放得活”。从政府一端看,《决定》把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作为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重要方面,提出了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完善金融机构定位和治理、优化国有金融资本管理体制、建立增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长效机制、制定金融法等重大改革举措,旨在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做到“管得住”。
第二,牢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这一根本宗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金融服务。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金融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服务。《决定》明确提出,要积极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为了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决定》提出了“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这一重要改革举措。一是要加强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完善长期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支持政策。二是要健全重大技术攻关风险分散机制,建立科技保险政策体系。三是要提高外资在华开展股权投资、风险投资便利性。
第三,防风险,强监管,有力维护国家金融安全。防控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决定》提出,要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纳入监管,筑牢有效防控系统性风险的金融稳定保障体系,构建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防火墙”,强化开放条件下金融安全机制,强化海外利益和投资风险预警、防控、保护体制机制。这些举措的实施,将起到有效防控金融风险和有力保障国家金融安全的作用,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稳定、安全、可预期的货币金融环境。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做出了系统全面的部署。这些部署既同党的二十大精神一脉相承,又同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战略部署相衔接,为推动我国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金融高质量发展助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战略指引。
第一,围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个核心问题,把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作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抓手。从市场一端看,《决定》提出了完善民营企业融资支持政策制度,完善促进资本市场规范发展基础制度,健全资本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以期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做到“放得活”。从政府一端看,《决定》把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作为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重要方面,提出了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完善金融机构定位和治理、优化国有金融资本管理体制、建立增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长效机制、制定金融法等重大改革举措,旨在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做到“管得住”。
第二,牢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这一根本宗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金融服务。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金融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服务。《决定》明确提出,要积极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为了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决定》提出了“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这一重要改革举措。一是要加强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完善长期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支持政策。二是要健全重大技术攻关风险分散机制,建立科技保险政策体系。三是要提高外资在华开展股权投资、风险投资便利性。
第三,防风险,强监管,有力维护国家金融安全。防控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决定》提出,要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纳入监管,筑牢有效防控系统性风险的金融稳定保障体系,构建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防火墙”,强化开放条件下金融安全机制,强化海外利益和投资风险预警、防控、保护体制机制。这些举措的实施,将起到有效防控金融风险和有力保障国家金融安全的作用,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稳定、安全、可预期的货币金融环境。
新华财经成都8月31日电(刁倩)8月30日,成都交子金融沙龙在成都天府国际基金小镇举办,本次沙龙以“金融活水 聚力向实”为主题。会上,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董昀指出,成渝地区是西部地区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从安全角度、效率角度以及制度层面都需加快西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董昀指出,国际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金融基础设施很重要。未来中国的开放大门会越开越大,越开越大的过程中要确保安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对于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一是要安全高效,登记、托管、结算、清算的制度得建立起来,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得建起来。二是要自主可控,推进自主可控的跨境支付体系建设,这是需要强化开放条件下的金融安全的保障机制。
董昀表示,成渝地区是整个中国经济金融版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资金要素配置效率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各种要素当中,物随钱走,有了资金配置效率提高,才能带动其他实体要素的配置效率提高。从这个角度来讲,成渝地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非常重要。但是目前来看,中国主要金融基础设施大部分在东部沿海地区的中心城市。所以相对来讲,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投入是不足的,不能完全适应高质量发展需要。从国际维度看更是如此,一旦金融基础设施遭到冲击,西部成渝地区可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布局考量。
董昀表示,从安全角度看,成渝地区是西部地区最重要的金融中心,可建设战略需要或者缓冲区的西南金融基础设施。支持一些重要的交易所、研发中心,包括他们的金融机构在西南地区增加更多备份中心、业务分中心、研发分中心,形成一个多层次多屏障的隔离和防范,有力维护中国的金融安全。
从效率角度来看,董昀指出,金融体系要有效率,金融基础设施得互联互通,所以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实际角度出发,要考虑建设多层次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首先是信用,信用是金融的核心,授信机制和跨区域机制可以逐渐建立起来。还有移动支付,跨区域的各种平台和中心的建立,包括信用体系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征信市场互联互通,以及金融统计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数据共享等,都可以考虑。要从双城经济圈角度思考成都的布局。
从制度层面来看,成渝地区也有很多文章可以做。董昀表示,金融基础设施要建设,制度是根本,标准是前提。一方面是在制度上、标准上跟国际接轨,同时逐步增加我们在标准制定上的国际话语权,这是我们建设金融强国需要考虑的问题。首先是账户制度,在支付体系中,账户是基础设施。账户制度的改革试点能不能在成渝地区先做先推动。第二是建设本地特色的综合性、混业性的金融产品创新。第三,成都可考虑建设成为“一带一路”金融枢纽环节,建立“一带一路”金融服务中心。
此外,董昀也表示,发展数字金融,提升成渝地区的金融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水平是必修课。比如数字人民币的探索、农村金融设施的数字化等。
本次大会由成都市委金融办、新华社四川分社、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联合主办,成都交子金控集团、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四川经济研究中心共同承办。
做好科技金融这篇大文章,是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要真正做好金融科技大文章,就必须深刻理解科技创新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战略地位,系统把握科技金融的丰富内涵和战略目标,并立足我国创新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明确当前科技金融发展的战略重点和战略举措。
本文试图对如何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进行初步分析和探讨,建议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需要与做好数字金融大文章相结合,建设多层次科技金融体系,并借鉴发达国家先行探索形成的有效做法,以期发挥抛砖引玉之作用。
一、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的战略目标: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
新时代新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我们知道,新质生产力能够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从而形成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这就表明,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鲜明特征,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在推动高质量发展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加快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从而切实推动我国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科技创新是高投入、高风险、收益不确定且信息不对称的经济活动,需要海量资金的持续投入,但资金供给往往低于最优水平,不能充分满足创新主体的资金需求。如果要推动科技创新活动,就必须提升金融体系对创新活动的适应性,大力发展科技金融,为创新提供有效的、可持续的金融服务。
所谓科技金融,是用于促进科技研发、成果转化、高新技术企业创立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各类金融工具、产品、制度和政策的总称,是那些为创新活动提供金融资源的政府、企业、市场、社会中介机构等主体及其开展的支持创新的金融活动共同构成的一个有机系统。科技金融既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枢纽和桥梁。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需要与做好数字金融大文章相结合,二者统一于实现“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的进程中。一方面,科技创新离不开金融的有力支撑,而科技创新的成果也能够有力推动金融体系的变革与发展。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要求金融体系为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创新活动全过程提供可持续的资金支持。
另一方面,做好数字金融大文章,则要求金融体系积极拥抱新一轮科技革命,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重塑金融业,提升金融业的适应性、竞争力和普惠性,从而使金融业更高效地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创新发展。归结起来,就是要推动实现“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确保国民经济循环畅通无阻,将“创造性破坏”过程向纵深推进。换言之,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的战略目标,就是要致力于推动科技、产业、金融三类活动相互促进、相互支撑,实现高水平互动,从而将经济发展推向质量和效益不断提升的新轨道。
进一步展开分析,在经济步入创新发展阶段之后,科技、产业、金融三类活动的交互作用决定着国民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水平,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都是创新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中,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提供的新思想、新知识和新工具是创新的源头活水,产业创新引致的创造性破坏过程是创新发展的主要实现路径,金融服务提供的资金和信用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
三者环环相扣,牵一发而动全身。倘若三者当中的任何一个因素出现瓶颈制约或堵点断点,都可能阻碍创新发展进程,从而影响国民经济的畅通循环。发展科技金融,就是要弥合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过程中的资金供求缺口,用可持续的金融服务供给确保创新进程不被迟滞甚至中断。
二、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的战略重点:建设多层次科技金融体系
创新不是一项孤立的技术活动,而是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经济社会活动构成的链条。根据创新经济学家弗里曼的分类,创新链条的全过程可分为发明、创新和创新的扩散三个环节。科技发明活动带来新的技术、创意和知识,构成创新的技术前提;创新是将发明成果首次付诸商业实践的活动,是创新链条的核心;而扩散则是把新的实践成功引入特定的经济社会环境,是获得创新利润的关键。
实现“科技——金融—产业”良性循环,要求科技金融活动必须把握好企业创新活动各个环节的特性,有针对性地为各环节提供差异化、个性化的金融服务。因此,根据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活动特性,构建多层次科技金融体系,便成为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的战略重点。本节我们简要地从创新的全过程入手,梳理创新各环节的金融服务供给方式。
在发明(基础研究和开发)阶段,技术研发的成功概率尚难以预料,新技术的商业前景更是充满不确定性。这一时期的企业家难以从外部金融体系获得稳定的金融支持,更多需要依靠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来推进研发。在这一阶段,政府的财政资金和私人基金会等非营利机构的资助也是获取资金的一条重要渠道。
在创新取得初步成功的阶段,研发成果得到了市场的认可,企业家开始从新产品、新技术的销售中获得收益,创新成果的市场前景开始显现,但风险和不确定性仍然较高。此时,对短期内创新失败风险有较高容忍度的“耐心资本”,如风险资本和天使资本等,就有可能为新企业注入资本,同时获得相应的股份或期权,并指导企业家将技术发明成功进一步商业化。此外,贸易融资和私募股票也是创新成果初现前景时企业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
在创新成果已经在市场上立足,并赢得良好声誉之后,企业的市场占有率显著上升,生产的规模经济效应显现,风险资本等耐心资本开始退出,上市成为企业融资的主要方式之一。为中小型创新企业服务的、制度健全的IPO市场是创新型企业上市的主要渠道。
当创新的扩散阶段来临之时,企业在市场中的地位已经稳固,市场占有率和盈利能力已经得到广泛认可,现金流较为充裕,固定资产积累较多,企业内部的治理结构也趋于完善,同时生产经营活动的资金需求也不断增加。此时,善于处理标准化信息,经营风格稳健的商业银行愿意为企业扩大再生产提供贷款,银行贷款成为企业融资的主渠道。
此后,创新型企业还可能进一步做强做大,从区域性市场走向全国乃至国际市场。除了银行贷款之外,增发新股、可转换债券、高收益债券、投资级债券、兼并与收购等都将成为企业融资的可选方式。总之,科技金融不仅要围绕创新各环节的不同金融服务需求,统筹运用好各种金融工具和融资手段,还要有针对性地为科技型企业提供全链条、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
三、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的国际经验
各个发达经济体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并不一样,其创新模式和金融结构也存在明显差异,并不存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的最优路径或统一模式。但也要看到,各国在构建适应创新驱动发展模式的金融体系方面依然有一些相似的做法,并取得了积极效果。这些发达国家先行探索形成的有效做法对我国而言是可资借鉴的有益经验。
第一,各国政府均致力于构建完备的政策框架体系,为金融支持创新发展提供系统的顶层设计。无论美英还是日德,主要发达国家的政府均努力构建完备的创新政策体系,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例如,美国政府长期而广泛地参与了企业的创新创业活动,在承担风险、塑造市场、增进信用和融通资金方面发挥枢纽作用,在科学家、企业家与金融家,科技、资本与产业之间搭建桥梁,成为变革的催化剂。再如,日本政府也长期致力于为创新型企业营造良好融资环境,如在增长战略计划表中就明确提出了促进创新创业型企业融资的一揽子政策。
第二,政府资金及政策性金融在创新过程的早期阶段普遍发挥了主导作用。在基础研发和从技术发明向创新转化的早期阶段,包括政策性金融在内的政府资金发挥了重要的杠杆作用,以弥补初创企业融资与风投资本进入之间的空白地带。例如,美国纽约市就曾设立“纽约种子基金”和市政府创业基金,为处于初创期的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同时,政府直接资助若干重点项目,推动科技创新孵化,孵化创新型企业数量达上千家。
第三,多层次资本市场在科技向产业的转化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国际经验表明,直接融资方式能够较好地处理不确定性和非标准化信息,支持大规模自主创新活动。美国拥有结构最完备的资本市场,可以满足不同阶段的创新型企业的融资需求。相较之下,德国的资本市场发展则明显滞后,导致创新型企业上市融资成本过高。因此,德国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方面缺乏重大原始创新,也罕有新的明星企业崛起。正反两方面经验表明,必须打造一个规范、透明、有韧性的资本市场,才能为重大原始创新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已进入新发展阶段,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砥砺前行的重要时刻,2023年10月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金融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提出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全面加强金融监管,完善金融体制,优化金融服务,防范化解风险,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支撑。202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进一步阐述了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深刻内涵,深刻揭示了金融强国建设的核心要义,明确了新时代新征程金融工作怎么看、怎么干。我们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系列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精髓要义和实践要求,在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实践中,继续探索完善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使这条路越走越宽广。
一、全面把握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丰富内涵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在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漫长征途中,我国的金融体系在动员资金、配置资金、管理风险等诸多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支撑作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血液。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历史逻辑是内嵌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大逻辑之中的,必须从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高度把握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丰富内涵。
(一)开拓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领导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拓出来的金融发展道路。锚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时又不断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内涵,将党的领导嵌入国家治理机制,最大限度凝聚社会共识,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创造性地运用国家信用,注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把党的领导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转化为金融治理效能,成功开拓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二)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探索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初心使命是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探索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说到底就是要立足中国实际,协同推进金融改革发展稳定,不断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金融服务需求,以金融发展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和坚实的信用支撑。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红色金融保障革命斗争,推动根据地经济发展,为实现现代化创造根本社会条件,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大一统”金融体系推动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为现代化建设提供物质基础;从改革开放时期金融业高速成长助力经济快速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体制保证和物质条件,到新时代统筹推进经济和金融高质量发展,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和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各个历史时期的金融工作目标侧重有所不同,但都围绕推进现代化这条主线展开,服从于中国式现代化这个大局,服务于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同阶段的重点任务和关键环节。事实雄辩地证明,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两大奇迹”——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在这一伟大进程中,也逐步形成了一条富有本国特色的金融发展道路。因此,探索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征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中国共产党人开拓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根本途径是“两个结合”,也就是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导和坚实的理论基础,体现了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这条道路的“魂脉”。当代中国具体实际提出了中国金融发展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提出了现实需求,明示了努力方向。例如,如何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可持续的金融资源支撑,从而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如何有效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从而维护经济金融稳定?如何深化金融改革,进而有力推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着极为丰富的货币金融理论与实践,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金融活动背后蕴藏的道德伦理、哲学观和方法论,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根脉”所在。“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 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力量。
(四)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基本要义是“八个坚持”,其中蕴含着适合我国国情的鲜明特色,明确了新时代新征程金融工作怎么看、怎么干,是体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的有机整体。
——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根本遵循,体现出金融工作的政治性。回望来路,我国金融发展的重大成就,始终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立足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依然是推动我国金融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的最大底气所在。这一点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有丝毫动摇。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展现了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基本立场,体现出金融工作的人民性,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与西方金融发展道路的显著区别,必须始终牢记。说到底,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是党的宗旨决定的,它要求我们在谋划金融工作、实施金融政策时始终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把增进民生福祉、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金融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指出了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两个核心任务: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是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是确保经济金融体系平稳前行的基础和前提。必须从发展和安全的对立统一过程中把握经济和金融发展规律,克服极端化、片面化、短视化,既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为经济发展创造稳定的经济金融环境,又坚持把发展作为最大的安全,为抵御各类风险挑战提供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实现了主动安全、动态安全。
——坚持在市场化法治化轨道上推进金融创新发展,坚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上述“四个坚持”是新时代金融工作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经验总结。坚持在市场化法治化轨道上推进金融创新发展,就是既要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和政府两只手协同发力推动金融守正创新、高质量发展。坚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用改革的办法着力破解金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难题,推动金融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金融服务需要。坚持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就是要将安全作为开放的前提条件,将开放作为安全的必要条件,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中国金融高质量发展。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就是要以“稳”定大格局,以“进”定新方位,形成“既稳且进”的金融发展良好态势。
二、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是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金融强国应当基于强大的经济基础,具有领先世界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我们需要从经济与金融的关系入手,准确把握这一重要论断的深刻内涵。众所周知,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持续不断地作为国民经济“血液”的货币资金输送到经济“肌体”当中,服务于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需要注意的是,在经济和金融的循环流转中,实体经济发展是根本,金融服务是支撑。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一国的经济是决定金融能否兴旺强盛的第一性、主导性、基础性因素。没有雄厚的实体经济基础和稳定的经济运行作为根基,金融发展便无所依托,成为无本之木。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服务性、支撑性的作用。在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征程中,我们必须加快培育一系列关键核心金融要素,从而更加有效地利用现代金融体系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媒介功能来引导储蓄资源跨主体、跨空间转移,并且将储蓄有效转化为投资,以金融强国建设助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扩展开来说,金融强国需具备的一系列关键核心金融要素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六个强大”:拥有强大的货币、强大的中央银行、强大的金融机构、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强大的金融监管、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这“六个强大”是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
(一)货币是金融的基础,强大的货币是金融强国的基础。金融强国的货币应当成为重要的计价货币、支付货币、结算货币和国际储备货币,从而使得金融强国的国家信用成为全球信用,用以动员全球资源为我所用。
(二)中央银行是专事发行货币、调控货币的机构,拥有了强大的中央银行,才能确保拥有强大的货币。金融强国的中央银行,必须能够通过货币的发行来动员全球资源,通过科学稳健的金融宏观调控来稳定本国与世界经济金融运行,通过高质量的金融基础设施服务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三)金融机构是金融体系的市场主体和微观细胞,一国金融实力的壮大,需要以强大的金融机构为基本支撑。一流的金融强国,一定拥有一流的商业银行、一流的投资银行、一流的保险公司。强大的金融机构必须能够有效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有力争夺国际金融体系当中某一领域的话语权、影响力和定价权。
(四)国际金融中心是聚集全球金融资源,为全球提供高效金融服务的增长极。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是金融强国的重要标志之一。伦敦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进程,清晰反映出英国走向金融强国的轨迹;而纽约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确立,也与美国的金融强国历程紧密相连。在我国迈向金融强国的征程中,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同样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五)强大的金融监管是确保金融体系平稳运行,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的重要保障。在金融强国建设中,必须根据本国金融体系的发展水平、结构变化和风险变迁动态演进来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合理配置监管资源,打造现代化金融监管体系,使监管能力建设与金融创新发展步伐相匹配。
(六)金融强国建设,关键在人。一支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的强大金融人才队伍,是金融强国建设的主力军。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人才培养、使用和交流机制,优化金融人才队伍结构,改善金融人才发展环境,提高金融人才配置和使用效率,推动我国金融人才队伍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三、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是金融强国建设的题中之义
加强金融强国建设,意味着我们必须围绕金融高质量发展主题,加快建设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
“适应性”要求金融体系与我国实体经济发展方向相契合,体现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初心使命。“竞争力”是金融体系履行自身功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根本所在,体现出效率维度和开放维度。“普惠性”是指降低“金融门槛”,以更好满足普通百姓、中小微企业等群体多样化的金融需求,体现出公平发展、共享发展的要求。如果说适应性与竞争力是现代金融体系的共同特征,那么,普惠性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则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明确指出,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建立健全科学稳健的金融调控体系、结构合理的金融市场体系、分工协作的金融机构体系、完备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多样化专业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上述六大体系构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建设的中心任务。
建立健全科学稳健的金融调控体系,要求我们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健性,更加注重做好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加强货币供应总量和结构双重调节,健全由市场供求决定利率的机制,完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加强货币政策同财政政策以及其他宏观调控政策工具的协调配合。
建立健全结构合理的金融市场体系,要求我们发挥资本市场枢纽功能,完善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进一步完善不同市场板块的差异化定位和相关制度安排,推动境内外金融市场实现互联互通,加快建设世界一流证券和期货交易所,增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建立健全分工协作的金融机构体系,要求我们支持国有大型金融机构做优做强,引导中小金融机构立足当地开展特色化经营,强化政策性金融机构职能定位,发挥保险业的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功能,培育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
建立健全完备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要求我们不断完善党领导金融工作的体制机制,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健全审慎监管框架,健全风险早期纠正机制;完善风险处置长效机制,防止局部风险演变成系统性风险;有力提升全社会金融素养,切实维护好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建立健全多样化专业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要求我们围绕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的“做好五篇大文章”任务,紧紧盯住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服务需求,推动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优化与创新。一要围绕科技金融发展,健全高收益债券市场,完善知识产权融资保障体系,优化投贷联动模式,用好企业风险投资基金。二要围绕绿色金融发展,丰富绿色信贷产品,发展绿色债券,创新绿色保险产品,推动绿色金融交易市场发展。三要围绕普惠金融发展,用好各类慈善基金,加强金融科技手段的应用,完善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相关配套措施。四要围绕养老金融发展,建设养老保险第三支柱,推动养老服务场景建设,在金融服务中体现对老年人的人文关怀。五要围绕数字金融发展,利用数字技术重塑金融服务供给,推进数字人民币试点,完善数字治理。
建立健全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要求我们优化金融基础设施布局和金融基础设施治理体系,建立规则明确、标准统一的金融基础设施管理规则和业务指引,强化重要金融基础设施的安全性审查与评估,提升金融基础设施数字化和智能化水平,以高质量金融“新基建”更好适应金融业发展新要求。
四、增强金融思维和金融工作能力是金融强国建设的重要支撑
只有不断增强金融思维和金融工作能力,才能切实提高各地区各部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本领和才干,将党中央有关金融工作的各项部署落到实处,不断推动金融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增强金融思维和金融工作能力,一个重要方面是坚持经济和金融一盘棋思想。树立一盘棋思想,就是要统筹兼顾、全盘考虑,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全局来谋划和部署工作,使各项工作紧紧围绕大局来展开,始终服从和服务于大局,不断增强工作的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坚持经济和金融一盘棋思想,就是要坚持经济金融共生共荣理念,牢固树立大局意识,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自觉将经济和金融工作放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大局中去思考和定位,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统筹推进经济和金融高质量发展。
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说到底就是发展质量不高。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立业之本。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各项工作中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意味着金融工作也要以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提高金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质效,更好满足实体经济和人民群众的金融服务需求。
此外,增强金融思维和金融工作能力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学习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把握经济和金融关系,把握金融发展大势,把握金融本质和规律。特别是要善于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来理解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正确处理金融强国建设中面临的各种问题。
二是学习金融以及相关领域专业知识。系统把握经济学、金融学基本原理,熟悉科技、法律、社会、会计、管理等学科基础知识,善于理论联系实际,自觉按照经济发展规律、金融运行规律办事,提高金融战略、金融政策和金融活动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
三是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化是国家发展的深层次动力,对金融发展的价值取向、行为逻辑和运行轨迹有着持久和深远的影响。我们要弘扬马克思主义优良学风,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吸收借鉴现代金融文化、金融伦理和金融哲学中的精华,坚持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为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建设金融强国筑牢文化根基。
各地区各部门在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过程中,要全面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诚实守信,不逾越底线;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稳健审慎,不急功近利;守正创新,不脱实向虚;依法合规,不胡作非为”总要求,以此为行动指南推进金融文化建设。
坚持经济和金融一盘棋思想,就要深刻把握经济与金融的关系,以全局视角考虑问题,做到统筹兼顾,不断增强工作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本文刊发于《人民日报》2024年2月22日05版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增强金融思维和金融工作能力,坚持经济和金融一盘棋思想”。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出经济和金融之间的紧密联系,体现鲜明的系统观念,对于做好新时代金融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这一生动比喻表明,经济肌体是根本,金融血脉是支撑,两者相互联系、彼此依存。一方面,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强大的金融体系必须建立在强大的经济基础之上,雄厚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能够为金融强国建设提供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和广阔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金融的强有力支撑,需要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作为保障。坚持经济和金融一盘棋思想,就要深刻把握经济与金融的关系,以全局视角考虑问题,做到统筹兼顾,不断增强工作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坚持经济和金融一盘棋思想,要处理好实体经济与金融之间的关系。去年举行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高度概括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八个坚持”,其中重要一条就是“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新时代以来,从不断畅通直接融资渠道,到持续加大对制造业、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等领域的金融支持力度,再到推动社会融资成本明显下降,金融系统锚定实体经济、紧扣实体经济、服务实体经济,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优质金融服务。面向未来,金融业仍然要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构建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全面提升服务效率和水平,不断为实体经济注入活水。
把坚持经济和金融一盘棋思想落到实处,需要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发展科技金融,需要加强对新科技、新赛道、新市场的金融支持,引导金融机构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的科技型企业的不同需求,进一步优化产品和服务;发展绿色金融,需要加快完善绿色金融体系,不断提升服务绿色产业发展能力,积极发展碳金融;发展普惠金融,需要积极满足民营中小微企业的合理金融需求,加大对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信贷投放和保险保障力度,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可得性和满意度;发展养老金融,应当鼓励金融机构开发符合老年人特点的养老金融产品,拓宽金融支持养老服务渠道;发展数字金融,需要推动金融机构加快数字化转型,提高数字金融治理水平。坚持以需求为导向,做好五篇大文章,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创造价值和利润,金融业必将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助力。
面向未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经济和金融一盘棋思想,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就一定能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支撑。
中心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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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报道
MediasPress
《环球时报》英文版2024年3月14日 - 2024年03月20日
中国经济时报 - 2023年03月13日
中国经济时报 - 2023年02月15日
财报网 - 2022年04月23日
中新经纬 - 2022年0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