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了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命题，这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树立了文化旗帜，为新时期金融文化建设提供了行动指南。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应深刻认识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重大意义和紧迫性，构建完整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体系，开拓新时代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助力金融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强国建设。

一、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命题的提出及其重要意义

（一）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命题的提出

我国已经进入新发展阶段，但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在新形势下，党中央保持了十足的战略定力，制定了一系列战略方案和应对措施。从“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的制定，到党的二十大的召开，再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在一系列战略谋划之中，发展仍是“第一要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认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全会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2019年2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中首次提出“走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战略要求。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并提出了“八个坚持”的基本内涵，表达了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的基本立场。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会议上还提出，要在金融系统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诚实守信、以义取利、稳健审慎、守正创新、依法合规。这五个方面的内容，为后来提出中国特色金融文化重大命题的提出打下了基础。2024年1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了“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命题并在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内容基础上做了再丰富，指出：“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建设金融强国，要坚持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做到：诚实守信，不逾越底线；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稳健审慎，不急功近利；守正创新，不脱实向虚；依法合规，不胡作非为。”自此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培育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

在金融发展战略谱系当中，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与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金融强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高质量发展以及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等共同构成了新时代金融工作的关键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和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是这个战略谱系的灵魂，表明了党和国家在新发展阶段金融发展战略的明确主张，就是走中国特色发展之路。

（二）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重大意义

在国家战略层面提出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有别于一般的金融行业文化和金融企业文化建设，具有更宏观更深远的重大意义。

第一，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能够为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提供引领作用。金融要承担新时期的重大战略任务，首先要解决道路问题。当下提出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基于新时代的紧迫形势需要。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就必须树立文化旗帜来引领道路。因为，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是思想、理念和价值观系统，能集中反映“中国特色”的基本内涵，具有引领道路的功能和作用。

事实上，关于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所有思想表述，都已构成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基本内容。习近平总书记阐明了“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基本要义，即“八个坚持”：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坚持在市场化法治化轨道上推进金融创新发展；坚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些内容体现了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是一个有机整体。”这已经非常明确体现了“道路”和“文化”之间的关系。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发展之路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正汇聚在中国特色金融文化这面文化旗帜之上。

第二，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是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建设金融强国的必然要求。金融高质量发展是我国金融工作的主题和根本任务，金融强国是我国金融工作的基本目标。中国人民银行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关于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重要现实意义的阐述中认为，“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是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建设金融强国的必然要求。”金融高质量发展是一个目标，也是一个多指标构成的系统工程，从系统论看，没有中国特色金融文化，金融高质量发展是存在短板的。

从文化动力理论视角看，文化能够为金融发展提供动力和要素支撑。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分析在新古典经济学时期就开始进入经济学研究视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文化的研究、制度经济学家和新制度经济学家的关于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研究等，都可以为金融发展的文化动力作用提供理论依据。实际上，文化与科技一样，是金融发展动力结构的两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先进的思想文化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这是对文化的驱动力作用的肯定，也是我们理解中国特色金融文化重要意义的底层逻辑。

第三，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能够助力文化强国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金融也要承担文化使命，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能够助力文化强国建设。我国要在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时间紧、任务重。金融为文化强国建设做贡献，除了通过文化金融为文化经济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提供高质量金融服务，还能够通过自身的文化建设，让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宝塔上一颗闪耀的明珠。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必须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金融文化立足金融活动和金融行业，具有较强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也是精神文明建设，良好的金融文化将为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影响因素

（一）历史影响因素——文化基因

很多因素会形成金融文化差异，如宗教、种族、民族、地缘、历史、经济、政治体制等因素。我国的金融文化也是在不同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形成的。我国金融文化有三个主要文化基因，也是金融文化形成的文化渊源。

第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中国形成了自身的独特的文化。关于宇宙、天下、国家、社会、人生、道德、伦理、人才等方面，中华传统文化都有着自己延绵传续的思想传统，形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系。中华优秀文化不仅影响了典当业、钱庄、票号等我国古代金融业，对当代金融业仍有巨大的影响。第二个文化基因是革命文化与红色文化。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发展红色金融，形成了红色金融文化，这是以人民为中心的金融文化，是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金融文化建设的重要基础。第三个文化基因来源于世界近现代经济思想和优秀金融文化。对先进经济思想和金融文化的借鉴与吸收，促进我国金融发展，世界优秀经济思想和金融文化的很多观念已经成为金融行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法治精神、契约精神、创新精神、专业精神等。

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引下，重视文化基因的梳理和对文化形成的历史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红色文化以及世界优秀金融文化理念将焕发新的生机。

（二）现实影响因素：战略、社会与经济

除了由来已久的文化基因的持续影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现实影响因素主要还有：一是国家战略与政策实施程度。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是以国家金融文化为战略高度，以行业层面（体系层面）的金融文化为主要视角的文化形态，包含了金融企业文化建设的部分。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具有特殊的国家金融战略重要性，这决定了需要在战略层面不断整合、统筹和推动，能否持久有效实施战略意图成为关键影响因素。二是社会文明的发展程度。这是金融文化是否形成我们期待的中国特色的社会土壤。全社会道德水平，法治环境和治理水平，可持续发展文化，文化的包容性和社会性反思能力等，都是影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形成的重要因素。三是经济发展水平和开放程度。经济基础决定了文化发展水平，中国特色金融文化能否形成特色并被世界认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国经济发展的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也决定了金融文化在文化交流中的能力和地位。我国坚持经济改革开放，将为金融发展和金融文化交流提供良好的空间。如何开放、如何利用开放，影响着我们能否继续借鉴和吸收世界先进的优秀的思想和文化。

三、构建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体系 

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是一个系统性工作，需要构建完整的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体系。这里，笔者将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体系分为四个层面，解析为一个“1353”结构，即：一个思想指引、三个理念基石，五维价值观架构以及三个层面行为规范。

（一）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思想指引

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应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思想指引。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继承并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既有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形成了全面系统的任务书和“工作手册”。

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思想指引，也是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培育的思想指引，许多创新观点能够直接指导金融文化建设。例如，坚持文化领导权，在金融领域就是要坚持党在金融文化建设中的领导，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培育是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具体体现；坚定文化自信，就是要对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有信心，要坚持走自己的道路，要实现金融文化的独立自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金融领域就要将金融文化价值观建立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础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在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中要将人民放在发展思想和理念塑造的核心；坚持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在金融领域就要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在金融文化建设中学习世界先进经验，坚守共同价值理念。

特别需要重视的是，如何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在金融领域，贯彻“两个结合”就是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领导金融工作取得的重要实践成果和理论成果之一。其中“第二个结合”既要重视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又要重视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聚焦中国发展道路的原动力问题，这是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必然选择，是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建设的重要理论依据。

（二）夯实三大理念基石

文化体系的首要是理念，理念是与哲学社会学意义的思想相关的范畴，包括信仰、使命、愿景、观念、伦理和价值观等。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体系中的理念，是一系列关于金融发展的思想表达，这是一个丰富的体系。笔者认为，应将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基本立场，作为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理念层面的核心内容，其中三个方面可作为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理念层面的三大基石，即：坚持党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和服务实体经济。这三个方面是与其他金融文化体系最大的不同之处。

坚持党的领导，就是维护金融工作的政治性，是开拓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根本保证。坚持党的领导是党的性质和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这是金融事业永葆社会主义底色的根本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在具体的实践中，就是要“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这也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八个坚持”之首，是首要立场。

维护金融工作的人民性，是开拓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发展金融，要清楚地了解人民群众有哪些生活和生产方面的金融需求，要清楚了解人民大众的投资、理财需求，切实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

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和宗旨。一个文化体系，要清晰表达符合自身特点的使命，而服务实体经济正是具有金融特性的使命表达。金融具有商业属性，但获利的基础是服务实体经济，要在实体经济与金融发展之间实现良性循环。服务实体经济要优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更多服务实体经济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要特别关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关注培育新质生产力。

（三）以五维价值观架构完善价值观体系

价值观是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理念的核心，表达对是非的看法，表达对生产生活目标及合意性的判断。价值观既是人或群体的信仰、使命、愿景、观念的反映，也是人或群体的规制、规划、行为以及行动的指针，是开启实践的钥匙。

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价值观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础、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五个方面要求为主要内容的价值观体系。这五个方面，被认为是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基本要义”或“实践要求”，笔者认为，这体现了价值观在文化体系中承上启下的枢纽特征。这五个方面内容可提炼为五个字的“五维”要义，即“信、义、慎、正、合”。

诚实守信，不逾越底线，是金融行业的诚信文化和基本操守；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体现了金融行业基本的义利观；稳健审慎，不急功近利，确定了金融体系运营的原则和基调；守正创新，不脱实向虚，是我国金融体系的创新观；依法合规，不胡作非为，反映了我国金融治理思想。这五个方面的内容体现了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基本理念，也具有指导行为规范和实际行动的直接作用，是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体系的核心部分。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应以各层面行为规范对标五维价值观架构，重新完善和优化，并付诸文化建设实践和实际行动中。

（四）从三个层面强化行为规范

金融文化体系中的行为规范是价值观在行为系统的映照，是所有金融活动参与者所遵循的规则和准则。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要将理念及价值观贯彻于行为规范当中。强化行为规范，需从国家和政府层面、行业层面和企业层面等多层面推动。

国家和政府层面制定的行为规范，主要是立法部门和政府部门出台的相关法律法规、规划、计划等文件。法律法规是特殊的行为规范，金融业相关法律法规对从业人员行为都提出了基于法律的约束要求，政府部门出台相关政策文件也有涉及行为规范的内容，如2020年2月原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印发的《关于预防银行业保险业从业人员金融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在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战略要求背景下，应重新梳理这一层面的行为规范，扬长避短，尤其应关注法规性文件在这一层面的关键作用。

行业层面制定的行为规范，主要是行业组织就本行业文化建设制定的行为规范，是自律性制度设计，如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的《银行业从业人员职业操守和行为准则》、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发布的《保险从业人员行为准则实施细则》等。我国金融行业管理格局正在调整当中，需要根据新形势、新要求完善行业性行为规范，加强理念教育和价值观教育。

企业层面的行为规范规定了企业成员的文化理念之下的行为方式，是企业文化的重要构成要素。在企业组织中，行为规范在企业形象识别设计领域有所体现，是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途径。很多金融机构都设计了自身的企业文化体系，行为规范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在新形势下，金融企业文化建设应加强党组织的主体责任，结合基层组织工作、群团工作、青年工作和人才工作，避免形式化表面化，优化行为规范体系，切实践行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理念和价值观。

（作者为北京立言金融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文化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主要参考文献：

①中国人民银行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为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建设金融强国提供强大支撑——学习《习近平关于金融工作论述摘编》[N].人民日报，2024年04月26日第10版.

②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5月4日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金巍，文化金融与文化经济学者。现任北京立言金融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文化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特聘研究员，高级经济师。兼任中国文化金融50人论坛秘书长，社科文献出版社“文化金融蓝皮书”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产业金融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财政部中央文化企业国资预算评审专家，华夏经济学研究发展基金会监事，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等。主要研究领域为文化经济、数字经济、文化金融等。编著出版著作有《文化金融：通往文化世界的资本力量》《文化金融学》《数字文化经济浪潮》等。

金融元宇宙架构的核心是虚拟数字空间+数字身份+数字化服务，但是要实现这个理想形态需要很长一个时期，对文化金融来说更是如此。文化金融要有单一领域的金融科技应用及互联网文化金融等应用，也需要部分集成式的金融数字化应用，最后，以元宇宙为“母体”的文化金融元宇宙才有可能出现。推动文化金融元宇宙，也必须推进分层实现的应用，不能期望一步到位。

1.文化金融元宇宙第一层场景及应用

文化金融元宇宙第一层场景及应用是从早期的互联网金融应用开始，主要是文化金融服务与互联网平台相结合。之后金融科技在文化金融领域开始应用，主要是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在文化金融某单一领域进行的应用创新。

大数据技术在文化企业征信中的应用，区块链在版权资产确权中的应用，人工智能在艺术品投资顾问中的应用等是第一层的典型应用。如南京市文投集团在2014年推动的大数据在文化企业信用评估领域的应用，该项目与国内大数据金融领军企业合作，完成了文化企业大数据信用建模，并于后期通过南京文化金融服务中心推出了“文化企业大数据信用平台”，在全国率先应用服务于小微文化企业的大数据信用报告。陕西文化产权交易所开发了 ARTDATA艺术大数据评估系统，通过对影响艺术品价格因素的多维度分析，降低价格评估误差。2023年5月，武汉黄鹤楼书画社利用“公证+区块链”服务办理湖北首例商业秘密保护公证，为武汉代表性建筑黄鹤楼的相关文化领域创新发展提供了区块链+司法方面的支持，中国人保财险积极响应商业秘密区块链公证的服务，加大对新险种的推广力度，为黄鹤楼书画社量身定制了商业秘密保险方案。

这一层面的应用目前仍然是我国文化金融数字化的主要推进形态，但技术方面需要有更系统的整合，如在应用平台上需要接入综合性征信平台。苏州小微企业数字征信实验区正式获中国人民银行批复设立，以数字技术搭建适应小微企业信息和信用特征的数字征信体系，创新“征信+”数字金融产品，利用这类平台在行业上细化，对文化产业等是有积极意义的。

2.文化金融元宇宙第二层场景及应用

文化金融元宇宙的第二层场景与应用，是部分集成式的文化金融数字化服务，数据资产得到重视并纳入金融服务体系，在有限的虚拟空间和数字化网络中实现流程数字化及智能化金融服务，系统有部分人机交互功能。

科技公司为政府部门及金融机构提供文化金融数字化解决方案，形成了一定的成果。三悦科技研发了文旅行业数字资产监管的供应链金融解决方案，构建文旅产业的数字供应链平台，平台基于“双场景系统”分别通过构建企业交易画像和解构数字资产，增信文旅企业的方式，与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风控系统互联互通，形成文旅金融综合服务新生态。一端搭建“文旅产业数据平台”解构交易场景，使得文旅企业的交易数据可视化，形成相对闭环的交易链条，使得文旅企业通过真实交易提高获得金融服务的能力；另一端建立“银链通科技监管”与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的线上风控系统直连，运用区块链、大数据等科技手段，确定交易内容的唯一性、合法性、公允性，再对交易账户进行监管和控制，形成智能合约，使得金融机构能够通过平台实现在线签约、智能审批、直驱放款、智能贷后管理，提高了效率、降低了风险。

北京银行是文化金融服务的标杆，一直致力于文化金融服务提升。北京银行的“文旅信e贷”产品创新引入文旅行业风险和信用分级分类监管数据，结合工商、司法、税务、征信等数据的挖掘和分析，依托大数据风控模型，整合企业数据，实现自动化审批，最大限度减少人工干预，提高审批效率，是文化金融数字化的生动实践。

数据技术作为工具的金融赋能必不可少，但数据资源作为资产的金融赋能则是更深层的数字化变革，这是第二层金融数字化或金融元宇宙的最鲜明特征。北京银行推出的数据资产抵押贷款、中航信托发布的数据资产信托，这些金融创新对文化金融服务来说具有启示意义。

3.文化金融元宇宙第三层场景及应用

文化金融元宇宙的高级目标是拥有多层架构的完整的元宇宙形态，在这个形态中，核心是虚拟数字空间+数字身份+数字化服务，虚拟空间经济相对独立但与实体空间经济有机而紧密融合。目前还没有文化金融元宇宙第三层面项目落地应用并取得成效的应用案例，但仍有一些突破也为文化金融元宇宙提供了示范。

数字技术将一些文化消费场景与金融服务结合在一起，能够体现出元宇宙的核心特征。中科道格设计的手机银行营销方案结合了“福仔云游记”的游戏化设计，将手机银行的金融任务融入游戏中，实现手机银行客户的拉新、促活，增加了营销活动的竞技性和趣味性，降低了金融产品的推广成本。方案设计了奖励分级、分工联动等激励体系，打造多种权益回馈模式，引入社交功能，通过大数据筛选实现客群定制和精准营销。

当下一些金融机构尝试建立虚拟空间——元宇宙营业厅，将营业厅场景和数字化交互对接在数字化服务系统当中，如中国工商银行河北雄安分行推出的元宇宙虚拟营业厅。中国工商银行河北雄安元宇宙虚拟营业厅据称已经实现了首个支持数字货币场景、首个对接微信立减金、首个发布NFT藏品、首个对接雄安数字身份认证、首个对接工行认证、首个支持办理个人业务（申请信用卡、开通工银信使等）、首个展示3D贵金属实物、首个对接数字人技术等业务场景，在工行云网点提供入口，成为云工行的组成部分。

韩国国民银行在元宇宙平台Gather上创建“虚拟城镇”（virtual town）的案例为文化金融公共服务平台的“元宇宙化”虚拟园区金融服务提供了借鉴，员工和客户可以在虚拟空间完成日常沟通和办理业务。由第三方设立的虚拟园区的远景，应能够实现离岸注册、离岸办理工商、税务、资金申请、缴费等。举办虚拟空间会议、商务会谈，通过与实体园区的虚实结合，放大物理空间实际使用效果。我国的一些机构正在推动虚拟园区、云园区服务，这类项目有望在服务模块中将物理园区的金融相关服务复制到虚拟空间。

目前金融机构相继推出了数字人服务，如百信银行的虚拟数字员工AIYA艾雅、浦发银行数字员工“小浦”、宁波银行虚拟数字员工“小宁”、国泰君安证券的证券AI交互数字人“小安”等。大多数虚拟数字人还显得比较稚嫩和初级，不足以体现“数字性”及智能化，但我们相信，这是元宇宙交互领域的一个重要方向。（本文摘编自《文化金融2：面向2035的选择与蝶变》）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强调中国式现代 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在这一理念指导下，推出了一系列旨在推进中国特色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包括建成文化强国等重要战略目标。随着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重要程度不断提升，如何利用金融服务文化生产、助力文化强国建设的命题也日益重要，文化与金融合作面临重要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一系列的挑战。

金融服务文化产业面临的挑战

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大背景下，文化领域的概念和边界不断发展变化，文化与金融的关系也变得愈加复杂。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文化产业自身一直处于不断发展和变化之中。这些变化直接影响了金融需求，并逐渐产生了一些差异性特征。当前的文化领域可以分为传统的业态和领域、相对新颖的业态和领域及新新业态三个层面。这三类业态的差异形成了截然不同的金融需求。传统业态仍然是金融与资本支持、竞争的主阵地，而新新业态已逐渐成为资本尤其是互联网资本追逐布局的蓝海。在新新业态中，文化与金融的关系变得愈加复杂，带来了更多的发展机遇，也面临更多的问题和挑战。文化与金融的关系不仅仅是简单的资金支持，更需要深入理解和协同发展，以促进文化产业的繁荣和创新。

面对愈加复杂的情况，文化金融需要更加关注以下四大本源问题。一是文化金融的服务对象。目前，文化金融的问题实际上并不在金融本身，而在于需求端——文化产业自身——能否真正拥抱数字化、工业化、现代化，从而实现高质量发展。二是文化金融的服务主体。文化金融服务主体应当是系统性、体系化的，逐渐形成各类主体、各类机构彼此协调配合的多层次发展格局，以此才能够在支持文化产业自身发展的同时，在中国式现代化层面作出更多的贡献。三是文化金融的功能和产品。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文化产业也需要产业链与供应链进一步提高韧性和安全，与之相应的金融功能和产品也需要更多基于文化产业链的金融服务产品。四是政策与生态。随着文化领域的业态变得愈加复杂，金融活动也越来越复杂，二者叠加会在交叉地带产生一些风险。在这个过程中，不断优化监管制度是重中之重。与之相应的，文化金融的基础设施服务、数据信息基础支撑、伦理标准与文化则是构成文化金融生态土壤的最重要的要素，值得我们重点关注。

文化金融发展需要关注五个相关动力因素

当前，数据、新技术、文化旅游、数字产业和金融本身是文化金融蓬勃发展的核心动力要素。这五大因素相互交织，相辅相成，共同推动文化金融领域不断壮大和创新发展。

一是数据。当今文化金融的发展中，数据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是不可或缺的要素。为实现文化金融领域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将现有的数据要素进一步提升为数据资产，即将数据转化为可量化、可交易、可持续利用的数据资产。这一举措将为金融机构、投资者和文化产业带来更多商机和活力，也将为文化金融领域带来全新的发展机遇，从而推动整个文化产业链的发展。

二是新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分布式技术、安全技术等新技术的不断涌现为解决文化金融领域的实际问题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大数据能够帮助金融机构更好地了解用户需求和行为模式，从而提供更个性化、精准的金融服务。人工智能用于风险管理和投资决策，提高金融机构的效率和准确性。分布式技术有助于构建更安全、更高效的金融交易和结算系统，降低交易成本和风险。安全技术的应用可以保护金融机构和用户的数据安全，建立可信赖的金融生态环境。上述新技术的出现有助于文化金融领域实现更高效、更安全、更具有创新性的发展。

三是文化旅游。随着旅游业和文化产业的不断融合，提升文旅核心竞争力成为文化金融发展的重要动力。文化金融可以通过提供资金支持、投融资服务等方式，促进文旅产业的升级和转型，推动文旅产品的创新和提升。同时，文化金融也可以通过金融工具的创新和应用，为文旅产业 提供更多的发展机遇和支持，推动其产业化进程。例如，金融科技的发展为文旅产业提供了更多的数字化、智能化 发展机遇，促进了文旅产业的转型升级。提升文旅核心竞争力、促进其产业化不仅是文化金融发展的核心动力，也是推动文旅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支撑。

四是数字产业。数字产业的兴起为文化金融注入了新的活力，通过数字化技术，文化产品得以更广泛地传播和推广，也为文化金融提供了更多的创新发展机遇。例如，数字化的艺术品交易平台、在线文化娱乐平台等为文化金融注入了新的发展动力。同时，数字产业也为文化金融提供了更多的投融资渠道和金融工具，促进了文化产业的融资和投资活动。数字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推动了文化金融的创新发展，也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五是金融本身。金融不仅可以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更可以通过金融工具将数据、新技术、文化旅游和数字产业等核心动力要素有机地连接起来，为未来文化产业发展带来新的动能。金融不仅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支持者，更是文化产业创新和转型升级的重要推动力量。

文化金融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产品体系、风险管理与生态构建

文化金融的高质量发展需要着眼于构建多元化的产品体系、规范的风控体系及完善的文化金融生态。

首先，文化金融建设需要构建一个多元化、彼此互补、层次分明的产品体系。对照普惠金融、绿色金融、科技金融等领域先进的金融支持体系建设，文化金融建设需要构建一个多元化、彼此互补、层次分明的产品体系。文化产业包括传统文化、文化创意、艺术表演、影视制作等不同领域，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因此需要为不同领域的文化企业提供专业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这意味着需要为不同层次、不同规模的文化企业的需求构建多元化的金融产品体系，包括贷款、融资租赁、股权投资、保险等多种金融工具，以满足其不同的融资需求。

其次，强化风险管理中风险分散的功能，开发更系统 性的风险管理手段，解决文化产业在融资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难题。加强风险管理中的风险分散功能，是为了在文化产业融资过程中更好地分散和降低各种潜在风险，从而提高整体的融资效率和安全性。这需要通过多元化投资组合、跨行业、跨地域的投资布局等方式，将资金分散投向不同的项目和企业，以降低特定风险对整体投资组合的影响。为了更好地应对风险，需要创新更系统性的风险管理手段，包括建立科学的风险评估模型、采用先进的风险管理工具和技术，以及建立完善的监控和应对机制。例如，可以引入风险投资基金、风险再保险等金融工具，以平衡和规避文化产业融资中所面临的各种风险，从而保障投资者和金 融机构的利益。系统性风险管理手段将有助于提高文化产业融资的可持续性和稳健性，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更为稳固的金融支持，为文化产业的长期发展奠定更为坚实的 基础。最后，建设健全软性和硬性要素相结合的多元化文化金融生态，形成“适用于所有文化产业参与者的激励相容 机制”。建设健全的文化金融生态系统需要考虑软性和硬性要素的结合。在软性要素方面，需要健全征信体系和评级评价模式，提供更为全面、准确的信息，帮助金融机构更好地了解文化产业参与者的信用状况和风险水平，从而为其提供更合适的金融支持。在硬性要素方面，需要健全文化金融的数据与技术基础设施，以支撑文化金融活动的数字化和信息化发展，提高文化金融的服务效率和质量。通过软硬结合的生态要素的建设，形成适用于所有文化产业参与者的激励相容机制，以实现金融生态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推动整个文化金融领域的繁荣与创新。

当下业界讨论数字资产的比较多，探讨的语境不同，背景不同，含义也大不相同。既有数据交易方面的，也有直接指向虚拟货币、NFT与数字藏品方面。发行的NFT与数字藏品产品大多数是文化艺术领域的，所以文化产业研究界也比较关注这个方面。下面结合文化领域就数字资产问题谈几点看法。

一、战略背景：数字经济国家战略与数字文化经济浪潮

文化领域的数据资产和数字资产议题，要放在国家战略的背景下考虑。主要是两大战略背景，一是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战略，二是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

十八大以来发展数字经济逐步成为了国家战略。在这样的战略要求下，我们需要不遗余力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数字经济的三个关键点是数据要素、平台网络和技术应用，目前看最有特点也是最难的一部分是数据要素这个部分。

发展数字经济战略背景下，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被提上议事日程，在“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当中，这个战略包括文化产业数字化和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建设两个部分。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提出到2035年建成物理分布、逻辑关联、快速链接、高效搜索、全面共享、重点集成的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在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推进中，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工程具有基础设施作用。文件还提出了八大任务，其中提到要加快文化产业数字化布局，在文化数据采集、加工、交易、分发、呈现等领域，培育一批新型文化企业，引领文化产业数字化建设方向。

在这样的战略背景下，我们可以观察到当前文化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的趋势，形成了数字文化经济浪潮。当前，数字文化经济政策日渐密集，强力推动数字文化经济变革；集群式数字技术广泛应用并进入文化企业生产和居民文化消费领域；文化经济多形态加速数字化进程，数字文化业态在文化经济结构中日益居主导地位。值得关注的一个趋势是，文化数据资源正在成为文化生产的关键要素，经过确权、评估，成为可计量有权属的重要资产。这个方面虽然看起来还不明显，但趋势是不可逆的。

二、文化数据资产与文化数字资产

在产业界，提起数字资产，一般就是专指虚拟货币（不含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和NFT等数字技术原生类金融资产。从这个角度上，数字资产与数据资产是不同范畴的概念。但也有一些专家认为数字资产就是数据资产，是以电子数据形式存在的非货币性资产。在实践当中，交易所机构在探索交易产品品种，有的指向数据资产，有的指向虚拟货币或NFT,我看也是“各揣心腹事”。

已经有一些大型企业在数字化创新和管理时将以数据为核心的资产统称为“数字资产”。今后，将数据资产和数字资产统称为数字资产未必不可，那么数字资产就既包含了一般性的数据资产，也包含了数字化原生类金融资产。从这个角度上，所谓文化数字资产可以包括：

一类是文化数据资产。在数字技术条件下，一切皆可以以数码形态存在于数字空间，文化数据信息都可以数码形态储存，如数据库等形式呈现的数据资源，以及以知识产权产品形态呈现的数字化文化资产，如数字出版物。在数字经济运行体系中，文化数据资源将成为经济活动中可确权、可评估、可交易的资产，但是这一发展趋势的成熟度仍待观察。

另一类是原生的类金融资产，包括具有一定货币性质的虚拟货币（如比特币），还有就是非货币性质的原生数字资产（如NFT、数字藏品）。前者在我国基本没有合法生存的可能，至少当下的监管态度是禁止的。虚拟货币这类数字资产在数字经济当中到底会承担什么角色，未来将会向何处去，政府部门和经济学界还都未能取得共识，不能简单下善恶是非的结论。但从政府部门角度上，虚拟货币的市场化行为对当下经济运行的影响程度是其如何采取行动的标准之一，目前看这种资产已经冲击了国民经济体系尤其是主权货币体系。

很多机构都在探索数据交易或数据资产交易，新一代的数据交易机构也成立了起来，一些文化产权交易所也将文化领域的数据资产交易作为业务转型方向之一。其中也涉及到能不能进行数字资产（实际上就是NFT）交易的探讨。当下还是要把关注点放在第一类资产上，也就是文化数据资产，这个方向基于文化生产要素的逻辑，在交易市场上的探索容易走得通。

三、关于NFT与数字藏品的几点看法

NFT和数字藏品已经在文化和艺术领域引起了很大反响。这不仅是文化问题，也是经济问题。这个问题也是文化金融研究非常关注的问题，是数字时代文化金融发展必须面对的问题。

第一，关于NFT和数字藏品的性质。我国的数字藏品与国外的NFT有一定的区别，是一种变异。目前没有二级市场交易，看起来也遥遥无期，很多大平台在打退堂鼓。从NFT和数字藏品的产生和应用来看，尤其从国外实践来看，NFT和数字藏品仍有相对较强的虚拟经济基因。有人把NFT和数字藏品的二级市场想象成一个类证券化交易市场，我认为这不现实。NFT和数字藏品作为商品是被认可的，那么顺理成章的是进入商品交易市场，再进一步是要素交易市场。目前看其社会生产相关性仍需要强化，否则也很难进入要素交易市场。

第二，关于NFT和数字藏品的监管。目前为止我国金融监管部门、文化主管部门以及法律界在NFT数字藏品方面都没有明确的法规性文件出台。但金融监管部门的态度是相对明朗的，那就是将风险可控作为第一原则，没大的必要不会允许NFT这类产品成为类金融资产，从而触碰金融风险管控的红线。这从2022年4月由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中国银行业协会、中国证券业协会联合发布《关于防范NFT相关金融风险的倡议》可见一斑。这虽然只是以行业协会名义发布的，但监管态度一目了然。

第三，关于投资NFT和数字藏品的问题。从投资角度来讲，我觉得数字资产在未来肯定是一个很好的投资选项，不一定是现在的NFT，也不一定是现在的数字藏品，可能是其他称谓的数字资产。但无论如何，从数字资产到真实的财富管理选项，仅能够满足一时的投机需求是不可以的，而是需要很多条件才能实现。从长期来看，数字资产作为普及性的投资品，需要具备权属合规性、技术稳定性和社会生产相关性等条件。权属合规性是指在数字空间形成的这些数字资产具有明确的产权归属并得到法律认可和保护；技术稳定性是指这些数字资产的不可灭失，同时也包括保障资产体系运行的平台技术的稳定；社会生产相关性最重要，比如门票和入场券类数字藏品就具有文化生产相关性，有进入市场交易的可行性。这至少是第一步，其次才是考虑数字资产通用性的问题。

总之，数据资产和数字资产问题，在数字经济国家战略背景下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实践意义。我们需要在数据的生产要素性这个前提下，推动数据资产或数字资产的流通交易。NFT和数字藏品具有一定的探索价值，但要和社会生产和实体经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社会生产相关性较弱的都不容易被监管部门认可，我们经历过各类虚拟泡沫，不能在类似的问题上总是摔跟头。

文化金融是以服务文化生产为基础形成的一系列金融活动及相关服务体系，是我国金融体系中独树一帜的特色金融和产业金融形态之一，在我国文化建设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要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我们要深刻理解党的二十大关于文化建设的精神，继续大力发展文化金融，为文化发展和文化产业发展服务。同时，还要深刻理解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贯彻国家战略的要求，将金融服务文化发展和文化产业纳入到国家战略这一更高的视野，在更加广阔的舞台上实现文化金融的价值。

一、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与高质量发展，着力促进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以往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经验总结，也是未来我国社会经济建设的重大战略选择。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一方面，要从中国式现代化视角充分认识发展文化金融的重要意义。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传承中华文明，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文化金融是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在推动我国文化强国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发展文化金融就是对文化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力支撑。

另一方面，文化金融要积极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现代化与高质量发展是对所有产业提出的要求，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也是未来最为重要的任务和目标。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需要制度、资本、技术、人才等多方面的高质量投入，强化资本供给、优化文化产业资本资源配置，发展高质量的文化金融就是发展高质量文化产业的重要内容。另外，文化金融要确定服务文化产业的重点，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经济政策，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这些都是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容，也是文化金融服务的重要任务和领域。

二、服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扩大内需，着力文化消费金融与文化贸易金融创新

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战略部署，指出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我国应对国际国内经济格局剧变而提出的战略部署，仍是我国经济未来发展的主要战略路径。这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特征决定的，也是由新时期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局势决定的。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文化金融要抓住服务文化实体经济、优化文化供给这个中心点，服务产业链重构，建立新的竞争优势；同时结合扩大内需和扩大对外开放，在文化消费金融服务和文化贸易金融服务两个着力点上下工夫。

一方面，文化金融要积极服务文化消费，提振文化内需，促进更高水平内循环。扩大内需战略是我国发展经济、应对国际剧变的重大战略。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就扩大内需做了详细规划，其中也提出了扩大文化和旅游消费的任务。服务文化消费一直是文化金融服务的难点。文化金融既要通过促进文化供给来保障文化消费，同时也要直接开发更多文化消费金融产品来刺激文化内需。应继续丰富文化消费相关消费信贷、信用卡、分期、保险、融资性信保等产品创新，鼓励金融机构创新文化消费场景金融服务，推动文化消费场景与支付平台服务融合。应支持文化消费平台和终端企业与金融机构进行合规的金融产品创新。

另一方面，文化金融要重点服务文化贸易，促进形成文化贸易新局面。“双循环”不是弱化外循环，而是要发展更高水平的对外贸易。文化贸易是重要的服务贸易类型，也是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领域。近日商务部、中央宣传部、广电总局等27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对外文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其中对创新金融服务也提出了要求。文化金融服务文化贸易，要创新文化贸易信贷产品和担保增信方式，鼓励利用发债方式融资，鼓励文化贸易企业通过股权融资做大做强；要切实服务数字文化贸易领域、服务骨干企业为核心形成的产业，服务重点市场，创新“文化走出去”金融支持模式；应积极开展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和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的政策和优先发展机制来推动文化贸易金融创新。

三、服务数字经济国家战略与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着力数字文化产业金融服务创新

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站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数字经济战略背景下，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被提上议事日程，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同时在文化方面再次强调要“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

一方面，文化金融要适应数字经济发展趋势，积极推动数字化文化金融服务。数字化是高质量文化金融服务的重要路径之一。数字化文化金融是文化金融与数字金融的结合，是利用数字技术和金融科技对文化金融服务的再造。近年来一些机构将大数据、区块链和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文化企业征信、信贷、艺术品投资等领域，未来还需要更多关注基础设施领域，以技术解决文化企业融资难、融资慢等固有难题。

另一方面，文化金融要重点服务数字文化产业。数字经济背景下，文化产业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数字化迁徙，很多互联网文化企业也在升级再造。近年来，资产市场对数字文化产业的关注度比较高，投融资总额已经超过文化产业通融资总额的50%。金融机构要关注文化企业的数字化商业模式、数字化生产方式、数字化传播与消费方式方面的趋势变化，要关注数字化再生产体系的文化数据资产变化，需要紧紧围绕数字化进行更多的金融服务和产品创新。

四、服务共同富裕，着力中西部文化金融服务与文化乡建金融服务模式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提出要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

一方面，要切实认识到文化金融与共同富裕之间的重要关系。文化金融促进共同富裕，是既要“富口袋”也要“富脑袋”，主要是“富脑袋”。所以，文化金融促进共同富裕，核心是要通过促进文化生产来提高我国社会的精神富有程度，是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文化金融服务能够通过金融手段进行资源配置，进而达到调节精神文化产品生产的目的。文化金融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就是在文化生产均衡化、平衡化、均等化之处发挥金融的资源配置功能。

另一方面，要结合区域协调发展和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重点推动中西部文化金融模式创新和文化乡建金融服务创新。文化金融促进共同富裕，要关注亟待通过资源配置解决不平衡问题的领域。尤其要关注中西部文化产业发展较弱的地区，需要引导文化金融先进经验“西送”，结合旅游金融、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构建具有中西部区域特色的文化金融服务模式，激活文化资源，服务文化精神生活提升。要关注乡村振兴战略，积极支持文化乡建，扶持扶助以文创+旅游推动的创意农业项目和新农村建设项目，积极探索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相结合的扶助模式。

一、引言

当前，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我国增强经济内生动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重要“抓手”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与之相应，金融更应服务于经济社会的数字化变革，积极拥抱金融科技，加快自身的数字化转型。未来要推动我国金融科技的持续健康发展，必须努力优化金融科技生态这一创新“土壤”。

所谓金融生态，就是用生态学理论分析金融发展问题，通常指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金融市场、金融机构等金融生态主体，在与外部制度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通过分工合作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特征，执行一定功能的动态平衡体系。

2004年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首次提出金融生态这一概念，2005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发布了《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从经济基础、企业诚信、法律环境、地方政府公共服务、金融部门独立性、社会诚信文化、社会中介服务和社会保障程度等方面来综合评价金融生态环境的发展水平。

政府早期的地方金融发展思路，往往侧重于努力培育和引入各类法人金融机构，关注区域金融要素的“数量集聚”。随着改革的深入，政府逐渐转变为从综合、可持续、环境优化的角度来看待金融发展。正如“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区域金融生态土壤的差异，会带来截然不同的金融体系成长演变趋势。因此，地方金融改革的目标，逐渐转向夯实、完善、丰富、优化金融生态，从而为地方金融长期、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使其足以承受各类内外短期冲击的影响。

自2013 年以来，互联网金融在国内快速发展，既产生了对传统金融体系的“鲶鱼效应”，也带来了大量新的风险与挑战。究其根本，问题并不仅在于特定机构或产品的风险，而是在尚未形成规则约束、监管底线、行业共识等生态要素的前提下，就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这必然会带来技术、业务与生态错配的巨大风险。有鉴于此，在金融科技创新时，一方面要强调技术对金融的全部要素、功能带来深刻影响，同时还需遵循金融的特定规律与行业门槛；另一方面还要认识到金融科技生态建设的重要性，如此才能实现守正创新、安全可控、普惠民生、开放共赢。

事实上，在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 年）》中，也体现出众多关于金融生态的要素，如在重点任务中突出强调了金融科技治理体系、数据要素潜能激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审慎监管、可持续发展基础等，这些显然都是保障金融科技稳健前行的基础环节。因此，系统研究金融科技生态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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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全部内容请详见附件。

一、问题的提出

基础设施是指为社会生产和居民生活提供公共服务的物质工程设施，是用于保证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活动正常进行的公共服务系统，通常包括交通、邮电、供水供电、商业服务、科研与技术服务、园林绿化、环境保护、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等市政公用工程设施和公共生活服务设施等。同时，包括教育、医疗在内的公共服务体系，往往也被作为广义的“软”基础设施。

当经济社会不断进步，对基础设施的要求也逐渐提高。伴随着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新型基础设施的内涵、外延也在逐渐深化和演变。近年来，中央反复强调新基建的重要性，其内涵包括：一是信息基础设施，如5G、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二是融合基础设施，即新技术和传统基建的融合，如智能交通系统、智慧能源系统等；三是创新基础设施，即用于支持科技创新的基础设施，如大科学装置、科教基础设施等。新基建短期助力稳增长、稳就业，长期有利于培育新经济、新技术、新产业，是当前应对经济压力的重要抓手。

现如今全球数字化变革突飞猛进，已经成为各国发掘经济社会发展动力的重要着眼点。尤其在我国，经历了“互联网+”的“大干快上”，更需要在新形势下以数字经济为基础，打造互联网新经济“升级版”，努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用以应对我国面临的诸多挑战与难题。就此而言，一方面，要更好地推动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快速发展，离不开更加全面的基础设施布局；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给金融服务体系带来了全新的要求，使其面临数字化转型的压力和动力，这同样也需要金融基础设施支撑能力的不断优化。

二、推动基础设施优化升级

（一）产业数联网强调“高效互联”

要清晰地认识基础设施的变革趋势，需要更好地把握数字化时代的新经济模式演变。首先是需求拉动的消费互联网阶段，是指以消费者为服务中心，全面提升个人用户的消费体验与生活方式，打造虚拟化的“消费矩阵”。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数据，截至2021年末，我国网民规模达10.32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3.0%。2021年，全国网上零售额达13.1万亿元，同比增长14.1%，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则为44.08万亿元。由此，这种基于需求端的“流量经济”“眼球经济”已经发展到极致，其实质应该是“人联网+服务联网”。

其次是供给驱动的工业互联网阶段，也是互联网、新技术与工业系统全方位深度融合所形成的产业和应用生态，通过对人、机、物、系统等的全面连接，构建起覆盖全产业链、全价值链的全新制造和服务体系。

再次是产业互联网阶段。最早在国内由大型互联网企业提出，着眼于全面的“互联网+”趋势，突出互联网平台对企业与产业的改造。此后，则逐渐进一步拓展，不仅是互联网的连接，而且深度融入各产业链和价值链进行重塑和改造，改善管理、流程、制度和工艺，提升产业效率，从而形成新的产业生态，其实质是“人联网+服务联网+物联网”。

最后是产业数联网阶段，这也是数字化时代对原有理论和实践的全面升级和优化。所谓产业数联网，就是以数据要素与新技术的融合为主线，以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为驱动力，以三次产业与企业全面数字化改造为路径，以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数字化呈现为依托，以优化经济新发展格局和人民群众获得感提升为准绳。

产业数联网代表了未来发展路径。第一，数据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增量生产要素，一切现实经济活动都可以同步体现为数字空间的轨迹，从“万物互联”到“万物数联”，事实上融入了更加丰富的技术内涵。第二，在新发展格局下仍应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核心，辅之以需求侧管理。中长期来看，我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仍然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弱化、全要素生产率迫切需要提升，因此应强调数字化对产业新动能的转化，在此基础上，传统的消费互联网才能实现良性发展。第三，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产业数联网涵盖了工业互联网与产业互联网的范畴与功能，而且进一步突出了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的互补创新，能够成为新形势下“加速超车”“换道超车”的新抓手。

（二）新基建需要新视野

产业数联网强调的是社会再生产过程的数字化转型、虚拟数字化空间的产业价值落地以及二者的有效对接，理应成为经济社会边界拓展与融合的加速器。为适应产业联网的发展，基础设施的优化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大数据等新技术在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大有可为。据测算，交通网络的智能化改造可以让通行效率提升15%～30%。打造城市交通大脑，推动面向数字交通应用的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有助于全面改善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管理和增值服务等多个环节，健全交通治理规则，提升交通运输效能。再如，运用新技术对城市水电气热等基础设施进行升级改造，建立基于各种传感器和物联网的智能化管理平台，则可以提高市政基础设施运行效率和安全性能。

二是新型基础设施的优化配置。与传统的基建相比，新基建继承了传统基建扩内需、促投资、促增长等基本优点，并更加侧重于突出产业转型升级的新方向。从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技术、分布式技术到安全技术，都顺应了推动产业高端化发展的大趋势。新型基础设施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方面基础性、公共性服务的物质工程设施。归根结底，新基建是为了更好地保障产业数联网的发展与迭代，实现生产流、消费流、人流、物流、服务流、信息流的高效融合与配置。

三是“元宇宙”环境下的基础设施布局。当前热议的元宇宙确实存在诸多泡沫与炒作，但是这也意味着当数字化虚拟空间逐渐容纳更多的人类活动，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就变得更加重要，并且与现有基础设施发展既有联系，又有差异。华泰证券的研究认为，相应基础设施建设主要聚焦于互操作系统（AR、VR终端）、价值结算系统（区块链）、信息基础设施（数据中心、云计算、通信光模块、边缘计算）、内容生产系统（游戏引擎等）四个方向，对应元宇宙应用、治理、身份、激励等一系列要素。

三、推动金融“新基建”

正如经济社会发展离不开道路、桥梁、机场等基础设施，金融体系的顺畅运行，乃至于数字化变革，都离不开特定的基础设施支撑。应当说，金融新基建是保障金融体系健康运行的“压舱石”、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催化剂”、提高金融服务质量的“助推器”、确保国家金融安全的“隔离墙”。

（一）狭义金融新基建

国际清算银行（BIS）、支付与结算委员会（CPSS）和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于2012年发布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中，将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划分为五大主要领域：支付系统、中央证券存管、中央对手方、证券结算系统、交易数据库。这些支付清算类的基础设施是整个金融基础设施的核心内容，伴随着新技术的冲击，也受到较大的影响。

移动支付产业作为我国金融改革与数字化转型中的“亮点”，已经逐渐演变为国家金融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增强经济金融体系的灵活性和韧性，从而应对未来复杂国际形势下的潜在外部冲击。在面向C端的领域，移动支付已经发挥了巨大作用。同时，近年来移动支付场景正在向中小企业等B端拓展，移动支付有助于构造全新的产业生态，促进多方共赢、价值增值、福利改进。

（二）广义金融新基建

2020年人民银行等六部委联合发布《统筹监管金融基础设施工作方案》指出，我国金融基础设施统筹监管范围包括金融资产登记托管系统、清算结算系统（包括开展集中清算业务的中央对手方）、交易设施、交易报告库、重要支付系统、基础征信系统等六类设施及其运营机构。可见，信用体系建设也是金融最重要的基础支撑。其中，伴随产业数字金融的信用支持需求，替代数据成为传统征信数据的重要补充；在大数据征信的探索中，需重新厘清有效信用信息的采集和处理，处理好传统征信数据与新型替代数据的关系。

（三）技术类新基建

根据BIS的相关报告，金融科技可以分为支付结算、存贷款与资本筹集、投资管理和市场设施四类，其中前三类业务具有较为明显的金融属性，最后一类是金融中后台设施。具体来看，技术市场设施通常包括客户身份认证、多维数据归集处理等可以跨行业通用的基础技术支持，也包括分布式账户、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基础设施，此类业务多属于金融机构的业务外包范畴，同样与产业数字金融的服务创新密切相关。

（四）“软性”金融新基建

客观来看，金融基础设施涉及金融稳定运行的各个方面，还包括货币体系、金融法律法规、会计制度、数据治理、反洗钱、信息披露原则等制度安排。例如，探索试点中的数字人民币如果真正落地，能够对于货币金融体系的“互联互通”带来深远影响。再如，数字化背景下的金融标准化建设也是基础设施建设的重中之重。金融业务与产品标准化着眼于改善新技术在业务领域的应用效果，而技术标准化则是金融机构能够拥抱新技术、数字化的前提与保障。

四、把握好经济金融“新基建”的要点

（一）新思路

新形势下，无论是经济还是金融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都需要有全新的战略视野和发展思路。综合来看，不同层面的新基建要顺利推进，首先要处理好自主可控和开放共赢的关系。由于数字化新型基础设施的特殊性，既要充分考虑国家安全因素，也要结合新技术内在的“开源特征”，以国际化视野、全球对标来推动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其次要把握政府主导与市场治理的关系，既要提升政府的基础设施影响能力，也要充分激发市场活力，适应数字化内生的规模经济、合作性特点。再次要处理好行政垄断、市场垄断与市场竞争，推动新基建的市场结构优化，避免出现各种发展中的不平衡。最后要重视多头建设与统筹安排的平衡，减少重复建设、低效建设，尤其是系统重要性的新基建，更需要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和统筹建设。

（二）新要素

为了更好地服务产业数字金融创新，新基建不仅需要加大传统要素投入，更需要以数据要素的基础设施建设为重心。一方面，与传统的土地、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相比，数据要素特征具有根本性的不同。无论是其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社会再生产过程，还是产生、存续的特殊性，或者是内在的价值属性等，都难以简单地用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思路来推动。另一方面，数据新基础设施不仅需要新技术，更需要全新的制度规则和治理机制予以保障，改善微观主体的数据内部管理、确权与定价、外部交易等。

（三）新技术

如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年）》所述，应聚焦金融科技应用前沿问题和主要瓶颈，实行“揭榜挂帅”“赛马”机制，通过行业组织、孵化平台、专项合作等方式，加大关键软硬件技术金融应用的前瞻性与战略性研究攻关。此外，应重点关注数据中心、金融网络、算力体系等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任务，并用绿色节能技术和清洁可再生能源来支撑金融机构绿色发展。

（四）新规则

新基建离不开新的制度约束与监管规则。例如，在金融新基建领域，需要处理好常规监管和非常规监管的关系，前者最大的问题是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难题，后者则需关注公平竞争与反垄断、重大风险事件、新业态与模式等。尤其在新兴金融领域，如去中心化金融（Decentralized Finance）近年来快速发展，其特点是依托智能合约就可以建立借贷关系，资金提供者和借贷方连在一起，由此带来的金融基础设施层面的风险与挑战，就需要新的监管与治理应对。再如，中央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提出，要制定完善科技伦理规范和标准、建立科技伦理审查和监管制度、提高科技伦理治理法治化水平，这也是新基建必不可少的规则约束。

（五）新生态

所谓金融生态，就是用生态学理论分析金融发展问题，通常指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金融市场、金融机构等金融生态主体在与外部制度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通过分工合作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特征，执行一定功能作用的动态平衡体系。服务产业数字金融的基础设施建设，离不开新型生态体系的打造，即通过合理的激励相容机制安排，促使不同层次的参与主体合作共赢、协同创新，通过数字化手段和工具，改善各类产品和服务，努力降低社会成本，强化新基建服务实体、提升数字化转型的总体效率。

文化金融是围绕服务文化生产形成的金融活动及相关体系，是金融服务社会生产和实体经济的重要领域。自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的十年间，文化金融得到了飞速发展，大大促进了文化生产和文化产业发展。2020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已经增长到44945亿元，比2012年增长了2.48倍，GDP占比也达到了4.43%，这与文化金融提供了强大的资本支撑有着紧密的关系。文化金融不仅助力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和文化产业振兴，为调整经济结构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通过促进文化生产，参与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国家战略当中，成就了我国金融发展的时代芳华。

2012年开始我国经济逐步进入“新常态”时期，文化产业发展也进入规模增长与质量提升并重的时期。文化金融进入高速发展的后半程，文化金融创新不断，虽然局部波动剧烈，但总体上仍呈现稳定态势。经过十年的发展，我国文化金融已经初步形成政策体系，文化产业信贷领域积极创新，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形成，影视、数字文化等领域资本市场亮点频出，在区域分布上形成了数个文化金融中心城市。

一、金融服务文化生产的公共政策体系初步形成

政策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之一，也是我国文化金融发展有别于主要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特征之一。我国通过政策促进和治理，形成了在文化生产和文化产业的统一框架下推动文化金融服务的路径，呈现出政策驱动与市场创新联动，整体规划与分业实践共举的局面。

2013年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建立多层次文化产品和要素市场，鼓励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源相结合”。这是十八大之后文化金融发展最为重要的政策依据。2014年原文化部会同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出台了《关于深入推进文化金融合作的意见》，这是我国第二个全国性文化金融专门政策文件，明确了文化金融的内涵和基本框架。我国很多地方都出台了文化金融专门政策，如2014年上海市出台的《关于深入推进文化与金融合作的实施意见》，2018年北京市出台的《关于促进首都文化金融发展的意见》。我国的文化金融政策，除了中央部门和地方政府出台的文化金融专门政策，还体现在总体文化政策、金融政策、文化经济政策等政策文本当中。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金融服务文化生产的公共政策体系。

2019年12月，司法部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产业促进法（草案送审稿）》，这部法律中的文化金融相关内容基本反映了我国多年来在文化金融政策领域的主要成就，也将成为我国文化金融政策制定与执行的法律依据。

二、银行机构成为文化金融服务主力军

2013年10月，杭州银行设立了全国首家文创支行，此后很多银行都纷纷设立了文创支行、文化产业特色支行等。北京银行一直致力于文化金融创新，已逐步形成了文创专营支行、文创特色支行、综合支行相互补充的文化金融服务网络。中国民生银行、杭州银行、北京银行等较早设立了文化金融事业部。中国工商银行等国有大型银行在文化产业信贷规模上处于领先地位。在债权融资领域，还出现了少量的文化融资租赁、文化融资担保、文化小贷公司等金融机构。

十年来，银行业推出了一系列文化金融产品，贷款规模实现了大幅度增长。文化产业中长期本外币信贷余额2011年底仅为861亿元，2012年底仅为1155亿元。而根据中国银行业协会对30家银行进行调研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30家银行文化产业贷款余额就已达16499.23亿元。截至2021年，30家银行的42款文化产业信贷产品中，29款为文化产业信贷专属产品，专属产品贷款余额为748.83亿元。

三、文化产业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正在形成

除了银行信贷领域，文化产业的其他融资渠道也在十年来得到较大的发展，债券市场、上市融资、新三板、四板市场、信托融资、私募股权融资等都有所创新，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正在形成。我国文化产业融资规模（不含银行信贷）在2016-2017年进入高峰期，之后开始有所下降。根据中国文化金融数据库（CCFD）数据显示，我国文化产业融资规模（不含银行信贷）在2020年有较大程度的跌幅，总规模约为2700亿元，2021年实现反弹，总规模约为3700亿元。

十年来，我国政府一直鼓励文化企业通过上市进行融资。2012年，我国文化企业上市公司只有四五十家，而截至2021年底，我国IPO上市文化企业数量累计已达408家，增长了近10倍。2021年共新增IPO上市文化企业数量43家，较去年增长13.16%，再创IPO上市文化企业数量历史新高，文化企业IPO上市首发融资规模累计达4240.82亿元。2012年以来，文化产业私募股权市场曾广泛受社会关注，但近年来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而走低。2021年文化行业私募股权市场有所恢复，融资数量为565起，同比上涨81.67%，融资总金额为444.80亿元，同比上涨114.89%。2021年度文化信托产品发行共100余期，信托资金规模超过200亿元。2021年我国文化产业债券市场共发行76只债券，发行总额为541.70亿元。

四、文化分行业领域受到金融与资本市场青睐

电影金融、艺术品金融和传媒产业资本市场是文化金融领域的传统关注点。这些方面在十八大之后的十年里都有较大进步。2012年我国电影总票房为171亿元，2019年总票房已经达到了641亿元（2021年为472.58亿元），电影市场的繁荣，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投资对电影行业的支持。2012年起，我国艺术品市场进入低潮期，但艺术品金融在低潮中仍有很多新的探索和创新。传媒产业资本市场主要表现为新媒体市场的火热，出现了一批独角兽和新型文化传媒企业。除此以外，文化投资运营、文化旅游等领域都是资本关注的重点。

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012年，互联网文化相关领域一直都备受资本关注，随着数字经济发展，资本市场对数字文化产业的关注在近年达到了新的高度。2021年，数字文化产业资本市场再创新高，融资规模达2344.64亿元，同比增长54.59%，占文化产业融资规模的62.45%，同比增长6.64个百分点。在数字文化产业融资中，上市首次募资（IPO）贡献了42.30%。

五、文化金融融入区域战略发展版图

文化金融受到了很多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将文化金融纳入区域战略发展版图。经过十年发展，我国已经形成了北京、深圳、南京、宁波、广州、成都等多个各具特色的文化金融中心城市。这些城市以政策为支点构建文化金融服务体系，建立文化金融服务中心作为服务平台，推动文化与金融融合发展。一些城市以国有大型文投控股集团为核心，建立了良好的文化金融生态。

北京是全国文化中心和金融管理中心，发展文化金融对全国都有辐射作用。北京市已经打下了良好的文化金融政策基础，北京市的东城区被授予了“国家文化与金融合作示范区”创建资格。深圳市正加大政策力度支持文化产业资本市场建设和文化要素市场建设。深圳文化产权交易所承建深圳市文化金融服务中心和全国文化大数据交易中心，在深圳文化金融发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南京市曾创造过多个“全国第一”和“首次”，文化金融服务正在向更深层面推进。宁波市民营经济发达，是我国文化金融发展的一支劲旅，被授予“国家文化与金融合作示范区”创建资格。广州市是国际商业之都，通过设立文化特色银行、文化基金、文化产业投融资联盟等多种形式和路径推动文化与金融融合发展。成都市是西南经济重镇，文旅经济发达，正在构建以“债权融资+股权投资+路演孵化+金融科技”四大路径为支撑的文创金融生态体系。

除了以上城市，还有上海、杭州、西安等城市在文化金融发展方面同样具有特色。这些文化金融中心城市正在推动文化金融服务区域经济发展，辐射力和影响力正在持续扩大。

版权金融是发展版权经济与版权产业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本文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范畴解析了版权金融的含义，在此基础上对版权金融的机制、相关政策和创新实践进行了简要梳理和分析。本文认为，版权金融是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运行机制的一种具体体现，其运行有自身特殊的机制。我国版权金融政策主要分布在知识产权金融服务、文化金融等相关政策中，推动了版权金融和版权产业的发展；金融机构和相关主体在版权金融工具创新、组织创新和服务创新以及 IP 资本市场方面都有较大的进步。

随着我国版权经济与版权产业日益融入国民经 济体系大循环，如何通过金融手段支持版权产业的健 康发展已经成为重要的课题。尤其是在国内外各种不 确定因素强化的背景下，更需要加强版权金融的相关 研究和政策供给，以利于打造我国版权经济国际竞争 优势。

一、版权金融的含义与机制

（一）什么是版权金融 

版权金融的概念体现了版权与金融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是关于金融如何服务版权的一种关系。在版权金融的含义中，“金融”是何种范畴，“版权”基于 哪一种范畴，往往是见仁见智，需要进一步讨论。

如今，在欧美国家，版权经济和版权产业发展比较成熟，市场机制和知识产权法治环境也较为完善，围绕版权产业形成的版权金融市场实践非常丰富，主要版权金融形式是版权资产质押贷款、版权 资产证券化（如“鲍伊债券”）、版权投资基金等。在我国，版权即著作权，版权金融这个概念较早出现于版权服务机构组织的交流活动当中，在北京等 地方性政策文本中也使用了相近的概念，如在2012 年北京市发布的《关于金融促进首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意见》使用的是“版权金融创新服务”这个表述方式。2021年12月，国家版权局出台了《版权 工作“十四五”规划》，首次在国家级政策文件中明确清晰地使用了“版权金融”概念。

我国学者将发生在与版权经济活动中的资金融 通的活动当作一种新的金融业态，阐述了版权金融概念的含义。蔡尚伟、王玥认为，版权金融是指发生在与版权相关经济活动中的资金融通的所有活动， 版权金融是版权经济的核心，版权金融的发展对版权经济的发展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会起到重要 的促进和推动作用。郭宜将版权金融定义为“发生在与版权相关经济活动中的资金融通行为”。笔者与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涛共同编写《文化金融学》时，也讨论了版权金融问题。我们从版权资产这个范畴讨论了与金融服务之间的关系，将版权金融定义为“一种基于版权资产形成的金融产品与服务体 系及资本市场集合”。

综合来看，版权金融的含义可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范畴上认识。

狭义的版权金融，也就是前文所述基于版权资产的版权金融。版权资产是重要的文化资产，是重要的知识产权类型和无形资产。版权的财产权部分具有经济属性，包括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展览权、表 演权、放映权、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摄制权、改编权、翻译权、汇编权等，所以版权是一种具有经济价值的资源，这种资源经过一定的评估评价体系就能成为版权资产。金融服务最终关注的就是资产，而版权资产的特殊性决定了版权金融的特殊性。版权金融之所以可以作为一种独特的形态来研究和推进，首先是由其版权资源和版权资产的特性所决定的。

广义的版权金融是基于版权产业的版权金融，是金融体系服务版权产业的一系列活动及由此形成的机制体系。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将版权产业定义为“版权可发挥显著作用的活动或产业”，将版权产业分为核心版权产业、相互依存的版权产业、部分版权产业及非专用支持产业四个部分。这一定义和构成参考了美国国际知识产权联盟对版权产业 的定义。我国的版权产业统计和研究，主要使用 “版权产业”和“版权相关产业”概念，分类上基本脱胎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分类标准。基于版权产业的版权金融可以将所有与版权产业相关的金融活动都计入到版权金融范围内，相对宽泛， 不必考虑是否与版权资产直接相关，有些金融活动不具备版权特色，但在统计等方面都更容易操作。

关于版权金融概念中的“金融”的范畴，笔者认为是指所有相关金融活动以及由此形成的相关机制体系，包括债权、股权、保险等相关工具的使用，以及相应的机构、市场和基础设施建设。在功能实现上，版权金融不仅有资金融通功能，还有风险保障等基本功能。有一种情况需要注意，虽然版权资产在特定情况下具有类金融资产性质，但将版权金融的“金融”理解为“资产金融化”会过于狭隘，而且存在一定的误导性。

（二）版权金融机制及基础

结合版权金融含义的狭义和广义两个范畴，版权金融发生作用和运行的机制的主要内容为：

1.金融体系首先要实现资金融通的功能，也是基本的资源配置形式。金融体系由金融工具、金融 机构、金融市场及金融基础设施共同构成。金融体系主要通过股权工具和债权工具为版权产业提供资 金，而这些金融工具需要建立在版权资产的基础上。

2.金融体系通过风险管理工具对版权金融服务活动进行风险管理，包括保险、担保以及其他风险 管理工具。

3.通过提供版权金融服务推动产业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催生版权产业新业态，融入国民经济体系，形成高质量发展内循环。

4.通过提供版权金融服务，推动版权经济领域国际合作，形成外循环。

5.在机制体系中围绕版权资源形成金融生态，版权从资源转化为资产，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表现为一种资本。版权资本是将版权资产作为资本使用的情况。

版权金融是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运行机制的一种具体体现，其运行有自身特殊的机制，它结合了版权产业和版权资产的特殊性。在这个机制中，金融工具和服务创新是手段，重要的基础之一是版权价值实现，也就是版权能够实现其经济价值。版权是一组有投资价值的权利，经过一系列传递与运营，其价值往往会呈现几何级数的增长。不是所有版权都天然具有经济价值和投资价值，版权一经诞生就可称为资源，就具备了成为资产的法律基础，但版权资源要通过价值评价才能成为一种可计量的资产。版权资产成为可以作为资本的资产，需要经过价值管理过程。版权价值实现需要具备一定的基础设施条件，主要包括版权价值评估的标准、版权保护与管理制度，以及相关技术应用平台等。

二、我国版权金融相关政策

（一）作为公共政策的版权金融政策

我国政府相关部门鼓励版权金融的发展，鼓励并支持金融机构为版权产业和版权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相关政策可以称为版权金融政策。版权金融政策是一种公共政策，是政府相关部门通过经济手段干预版权产业和版权产品的创作、生产、流通、传播、消费及其他相关社会生产关系的措施和行为准则。

我国目前还没有出台专门的版权金融政策，但分布在知识产权金融服务、文化金融等相关领域的版权金融政策，推动了版权金融和版权产业的发展。版权金融政策相关内容主要分布如下：

第一，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的文化金融相关政策是与版权金融关系较为密切的部分。由于文化产业与版权产业的高度重合性，文化资产与版权资产 的高度关联性，文化金融相关政策与版权产业和版权资产关系非常密切。我国中央和地方都出台了一些文化金融专门政策，例如：2010年发布的《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银发〔2010〕94号）、2014年发布的《关于深入推进文化金融合作的意见》（文产发〔2014〕14号）等；地方层面上的文化金融专门政策，例如2012年北京 印发的《关于金融促进首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意见》以及2018年1月出台的《关于金融支持陕西文化产业进一步加快发展的指导意见》。

第二，知识产权相关政策是版权金融较为集中的部分。版权是知识产权的重要类型，所以知识产权金融服务的相关政策也可作为版权金融政策的重要内容或依据。2008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提出“进一步完善版权质押、作品登记和转让合同备案等制度”，2015年发布的《深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提出了“知识产权金融服务”概念。近年来其他主要文件还有：2015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国发〔2015〕71号），2019年8月中国银保监会联合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版权局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工作的通知》（银保监发〔2019〕34号），2020年财政部、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关于做好2020年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建设工作的通知》等。在地方政府层面也将知识产权金融纳入知识产权政策当中，如2017年江苏省发布的《关于知识产权强省建设的若干政策措施》。

第三，文化相关总体规划中的文化经济政策也有版权金融相关内容。比较典型的是2021年12月国家版权局公布的《版权工作“十四五”规划》。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的文化发展规划、指导意见等，关于金融支持知识产权、著作权、无形资产、创意经济、版权经济等政策也多与版权金融政策相关，如2017年发布的《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2021年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 《“十四五”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等。

（二）版权金融政策的主要内容

在我国目前出台的与版权金融相关政策的主要内容有：鼓励版权质押贷款，鼓励通过资产证券化、信托计划、融资租赁等金融工具进行融资，鼓励通过融资担保为版权相关企业和版权融资提供风险保障等。

版权质押贷款是最为常见的版权金融政策内容。2010年发布的《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银发〔2010〕94号）提出“对于 具有优质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的企业，可通过权利质押贷款等方式，逐步扩大收益权质押贷款的适用范围”。在北京、江苏、上海、陕西等省市的文化金融专门政策中都将版权（著作权）质押贷款作为基本的产品创新要求提出，以解决文化企业尤其 是中小文化企业的融资问题。在2020年发布的《北京市关于加强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用专门一节提出“推动版权质押贷款”。国家版权局公布的《版权工作“十四五”规划》要求完善 版权质押融资相关体制机制，提出：“推动自由贸易试验区（港）、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文化体制改革等领域相关政策落地，完善版权质押融资相关体制机制，推动版权金融试点工作”。

在版权资产证券化方面，2010年发布的《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中，要求“对于运作比较成熟、未来现金流比较稳定的文化产业项目，可以以优质文化资产的未来现金 流、收益权等为基础，探索开展文化产业项目的资产证券化试点”。2017 年11月国务院印发了《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方案》，提出“完善多元化投融资服务”的具体措施之一为“开展知识产权证券化融资试点”。此后在党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和《关于支持 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等 战略文件中都有鼓励进行知识产权证券化创新和试点的要求，根据我国当前的实践，知识产权证券化主要是版权资产证券化。在信托方面，2012年北京市发布的《关于金融促进首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意见》较早提出“鼓励设立艺术品、版权投资信托 计划，促进艺术品、版权投资”。在融资租赁方面，《陕西省文化金融融合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9— 2021年）》提出鼓励采用融资租赁等新型融资工具，“对以影视剧版权、著作权等为租赁物的融资租赁方式获得的实际使用者可享受奖励支持”。

就版权金融来说，版权资产评估体系是一种基础设施。在相关政策中关于版权资产评估评价的内容较多，主要体现在无形资产评估体系建设、知识产权评估体系建设等相关条文当中。陕西省提出建立“文化资产鉴定评估体系”，也含有版权类文化资产。《陕西省文化金融融合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1 年）》提出，建立文化资产鉴定评估体系，探索文化资产标准化路径。重点支持开展书画、艺术品、影视、版权类文化资产鉴定、评估，通过建立文化资产分类数据库，形成特有的文化资产鉴定、评估标准，鼓励金融机构采用鉴定评估报告作为信贷审批参考。

版权金融政策相对薄弱的部分是版权企业债券发行（不含版权资产证券化）、版权保险、私募基金版权投资等领域。这些领域虽然一些政策文件也有涉及，但密度和深度还不够，不足以显示版权金融的专业性。

（三）作为版权金融政策基石的相关产业促进法

法律可能被认为不是公共政策的一部分，但我们还是要关注相关法律对版权金融政策的重大影响。这里主要谈一下两部产业促进法，一是2016年11月公布的《电影产业促进法》，二是 2019年12月公 布的《文化产业促进法》。

从版权产业与电影产业、文化产业的密切关系程度上，这两个法律的多数条款都适用于版权产业，尤其是《文化产业促进法》的内容。如果从与版权或版权资产的直接关系看，这两部产业促进法关于知识产权、无形资产的一些条款可作为版权金融发展的基石。

关系最紧密的是与版权相关的金融服务条款。《文化产业促进法》规定，国家鼓励金融机构为从事文化产业活动的公民、法人和非法人组织提供融资服务，依法开展与文化产业有关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业 务，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的前提下，加大对文化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的金融支持力度。《电影产业促进法》第四十条规定，国家鼓励金融机构为从事电影活动以及改善电影基础设施提供融 资服务，依法开展与电影有关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业务，并通过信贷等方式支持电影产业发展。

另外，《电影产业促进法》第七条规定的“与电影有关的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以及《文化产业促进法》规定的“国家建立和完善文化企业无形资产评估、登记、托管、流 转体系”等条款，也都是制定版权金融政策重要的法律依据。

三、我国版权金融创新实践

（一）版权金融工具创新实践

在政策的支持下，很多金融机构围绕版权进行了融资工具创新，其中主要领域是版权质押贷款、 版权资产证券化和版权融资租赁等。2010年中国银行浙江分行曾经在横店推出“影视通宝”产品，结合横店影视产业集群优势和融资，给优质影视企业 提供短期授信，这个产品创新即采用了版权质押和应收账款质押相结合等方式。当前，在文化金融领域有较好探索的中国工商银行、北京银行、杭州银行、华夏银行等都有版权质押贷款产品。根据中国银行业协会 2018年的一项调查，我国40%以上的银行都开发了文化产业信贷创新产品，其中版权质押贷款是重要的类型之一。

版权资产证券是以版权资产作为基础资产，设计并向投资者发行一种可交易凭证的债券融资方式。版权资产证券化是版权金融的亮点，是文化产业资产证券化的典型类型。近几年我国知识产权证券化实践多与版权（著作权）相关，北京、海南、深圳、广州等地推出了一些产品创新，例如“文科租赁3期资产支持证券”“奇艺世纪知识产权供应链金融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第一创业——文科租赁一期资产 支持专项计划”等。

（二）版权金融的组织创新与服务创新实践

我国以文化产业而非版权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统计体系的一种产业形态，振兴和发展文化产业是国家战略，政策已经体系化，金融机构的组织创新主要是以文化金融组织创新形式出现的。这部分的政 策与创新服务、版权产业关系密切，所以可认为是版权金融服务创新的一种形式。近年来，我国文化 金融领域有一些组织创新的亮点，银行在文化金融服务的组织创新主要有三种，分别为成立文化金融 事业部、特色支行以及专营支行。在组织创新基础上，银行等信贷机构为文化企业和版权相关企业提供的服务创新得以更加顺畅，主要是在信用评级、信贷资源配置、贷款利率、不良贷款容忍度等方面对文化企业和版权企业有所倾斜，同时创新业务流程，提供更便捷的服务通道。一些银行创新风险管理机制与政府部门联合进行风险缓释机制设计，有些银行还提供与股权投资相结合的服务方案。

银行成立专门服务于版权产业的专营支行是版权金融服务的重大创新，北京银行在此方面率先展开了探索。2021年4月，北京银行与北京市委宣传部、西城区政府、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签署“共建北京版权资产管理与金融服务中心”合作协议，创新以版权资产为核心的金融服务机制，补贴企业咨询费用、升级版权资产管理服务、优化质押登记流程、建立绿色审批通道、搭建投贷对接机制，推进建设全国首家版权金融专营支行。

（三）IP 与金融服务：版权金融的一种突破

版权资产在特定时期具有一定的金融资产属性，因此有极高的投资价值。IP就是一种具有较高投资价值的版权资产，导致曾有一段时间多家机构“囤积”各类IP以待升值。由于IP强烈的市场导向，围绕IP形成的以股权投资为主、其他金融服务协同的金融活动形态，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版权金融的发展。很多企业设有专门的IP管理部门，私募股权基金在尽调和评估报告中将IP作为重点资产进行评估，银行也将文化企业是否有IP作为风险管理的重要参考指标。

IP除了是一种知识产权外，还有特殊的含义，实际上是指市场导向极强的优质版权。笔者曾提出，IP是我国当代消费经济和互联网经济时代的特殊产物，多数IP有一定的互联网基因，是现代传播体系下对消费者（或“粉丝”）的需求判断，人们借助IP阐释了另类版权概念。显然，在IP这个语境下，人们描绘的新市场更容易吸引资本的热情，围绕IP进行资本运作更具前景。我国近年来IP概念热度不减，已经从网络影视领域扩展至泛文化领域，文化、体育、旅游、创意融合性产业的企业都以拥有或打造IP为重要工作，更多的金融机构将关注IP这一特殊的市场现象。围绕IP的版权金融更加关注直接融资市场，更加重视市场价值，是版权金融发展中的一种突破。

四、总结与展望

版权金融是服务版权产业的一系列金融活动及 相关体系，有其自身的运行机制。我国政府相关部门出台了相关政策鼓励金融支持版权产业，推动了版权产业的发展。在政策和市场力量合力推动下，版权金融实践已经有了较大的进步，出现了一系列围绕版权的金融产品创新，推出了一些组织创新与服务模式创新，在IP市场的金融服务方面也有突破。

推动版权金融发展，不仅有利于促进版权产业和版权经济，也有利于国家文化发展繁荣和国家软实力的提升。我国的版权金融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我国还没有推出专门的版权金融政策，相关立法也较为滞后，在创新实践上有很多空白和短板（如版权保险），金融科技垂直应用程度也显不足。

当前我国经济和文化发展都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不确定性因素增加，供给需求和预期都面临压力。 我国已经出台各项应对战略和政策，版权产业和版权金融发展既面临挑战，也有重大机遇。发展版权 金融应积极贯彻国家战略，积极拥抱数字经济和数字技术，积极适应国际版权经济合作趋势，重点推动版权金融的专业化、体系化、数字化发展，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版权金融高质量发展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9月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强调：“要下大气力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人才是中国金融数字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基石，加强金融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是金融科技创新与数字金融发展的重要抓手。当前，我国的金融科技人才总体上供不应求，金融机构和金融科技公司对金融科技人才的需求持续高涨。从城市层面来看，金融科技人才的流入是城市人才吸引力的“风向标”。由中国银行业协会信息科技专委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金融科技研究中心学术指导，金融科技50人论坛组织发布的《我国主要城市金融科技人才发展“HOPE”指数》显示，北京、深圳、上海、杭州、广州的金融科技人才实力位于第一梯队，其中北京处于“领跑者”的位置。

一、原因分析

HOPE指数从人力资源水平（Human Resource)、行业创新价值（Organization）、政策支持力度（Policy）、城市发展生态（Ecosystem）四个维度评价城市的金融科技人才综合实力。其中，H维度反映城市在金融科技领域基础人才培养和专业人才发展的支撑厚度；O维度反映城市在金融科技行业层面企业和机构的创新贡献高度；P维度反映城市在金融科技相关政策层面对于人才的支持力度；E维度反映城市在金融科技人才和产业发展环境层面对于人才的吸引强度。总体上看，北京通过打造系统的金融科技人才培养模式、培育开放的金融科技企业创新成长生态、出台多层次的金融科技人才政策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城市发展环境，形成了金融科技人才汇聚的领先优势。

（一）北京在金融科技基础人才培养和专业人才发展方面具备竞争优势。一方面，北京拥有一批高水平的一流大学以及数量庞大的各类院校，人才培养体系健全。近年来，各高校先后开设金融科技专业相关课程，为批量地、持续地培养和输出金融科技专业人才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北京能够发挥行业资源优势，有效引导现有从业人员通过参加专业培训、进行资格认证等手段不断提升职业技能，进一步拓宽了金融科技人才引进培养渠道。2021年10月，北京市金融监管局首次启动金融科技行业职业技能提升培训班，为3000余名金融科技从业人员提供专业培训，有效提升企业员工金融科技水平。

（二）北京在金融科技产业创新和企业发展方面实力雄厚。通过HOPE指数的比较分析发现，金融科技人才的集聚必须以金融科技产业为载体，人才的创新贡献是衡量城市金融科技效能的重要因素。北京通过完善金融科技产业基础，为金融科技企业聚集与创新提供开放的生态环境，使得金融科技人才流入与金融科技企业集聚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目前，北京已经公示了三批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应用，共22个项目，申报单位大多是规模较大、创新能力强的金融机构总部和本地科技企业。

（三）北京在政策层面为金融科技人才体系构建提供了有力支撑。梳理相关政策发现，北京不仅在金融科技专项规划中重点提出了人才相关举措，而且在金融科技相关基础产业发展政策中也将人才作为关键要素进行全面布局。《北京市促进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18年-2022年）》专门提出，积极推动人才引进和培育，加强基础教育和应用培训，全面实施金融科技人才聚集工程，推动中高端人才形成规模集聚，支持高校院所基础研究与人才培养，支持金融科技高端人才引进和培养。同时，在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第五代通信技术（5G）等相关产业规划中，也都有人才培养、培训、引进、融合、评价等方面的具体内容，特别突出了对于高端、顶尖、复合型专业人才的重视。

（四）北京在金融科技人才汇聚所需的城市业态环境方面具有持续的吸引力。从软性环境来看，北京的城市文化、生态环境、法制观念、营商环境等要素持续向好；从硬性环境来看，北京的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科技创新水平等也都位居全国前列。金融科技人才普遍属于中高收入群体，对于工作环境和生活质量有着较高的要求，城市在业态环境方面的优势无疑会导致金融科技人才的流入与聚集。通过HOPE指数与城市经济金融发展水平的相关性分析也发现，一个城市的经济金融发展水平是金融科技人才汇聚的基础，而金融科技人才对于城市的金融创新发展具有明显的带动作用。

二、政策重点

金融科技人才具有“复合型、专业化、稀缺性”的特点，这就决定了金融科技人才政策不仅要与相关产业政策进行协同，而且要形成政府、金融机构、企业和高校的联动效应。通过对主要城市HOPE指数的对比还发现，表现较好的城市都十分注重金融科技人才政策的引导性、针对性和精准性。在这方面，北京也具备良好的示范效应。

（一）将金融科技人才政策全面融入金融科技发展体系中，以金融科技人才带动数字经济人才汇聚。为了持续推动金融科技发展，北京市推出了“八一工程”，从规划、政策、产业联盟、行业领军人才等八个方面全面发力，人才政策遍布其中且重点突出，初步形成了一套完善的金融科技人才政策体系。据《2021年数字经济人才白皮书》调查分析，我国19.5%的数字经济人才分布在北京，金融科技人才不仅构成了北京数字经济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北京更好建设国家金融管理中心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二）将领军人才作为金融科技人才聚集与发展的“领头羊”和“突破口”，重点加强金融科技人才的服务保障措施。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动金融科技领军人才遴选推荐工程，目前已经取得了突破性进展，2021年，北京至少有100名领军人才为金融科技提供智力支持。以领军人才为牵引，北京市持续将人才服务和保障工作放在突出位置，《北京市促进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18年-2022年）》和《关于首都金融科技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都明确了金融科技人才的保障举措。北京市还积极推动“六子工程”，为金融科技人才提供适宜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三）将产业基础人才培育作为金融科技复合型人才的重要支撑，形成“厚基础、广覆盖、可持续”的金融科技人才体系。从产业发展规律来看，金融科技必须建立在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等底层技术产业发展的基础之上。北京较早就开始重视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的发展，并出台了专门的产业发展规划和人才扶持政策，为培育金融科技人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大数据人才为例，早在2016年，《北京市大数据和云计算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年）》就提出，鼓励市属高校、研究机构、中介组织等加强对大数据和云计算专业型、创新型、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建立人才激励机制，营造有利于人才创新发展的环境。

（四）将高校人才培养和专业人才培训有机结合，打造“全链条式”的金融科技人才发展模式。如前所述，北京在高等教育资源方面具有先天优势，北京市的一流高校通过开设金融科技专业、自主设置金融科技培养方向、完善金融科技课程体系等，向所在地甚至全国批量、持续地输出金融科技专业人才。北京市相关部门也积极利用这一优势，推动高校与企业、行业组织等开展协同培养，实现金融科技人才基础优势的多维度转化。同时，针对行业人才的职业培训也全面铺开。相关部门不仅将金融科技企业列入重点领域职业技能培训范围，指导在京知名高校等培训机构开发设计相关课程，而且引入中国银行业协会金融科技师项目，通过专业培训进一步提高金融科技人才建设水平。

三、相关建议

从HOPE指数的四个维度来看，北京要继续保持在金融科技人才方面的领先优势，必须从夯实人才基础、促进产业集聚、推动政策落地和优化发展环境等方面重点发力，系统总结既往经验和亮点，及时发现和弥补政策短板，同时也为其他城市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明确以提升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功能为目标的金融科技人才发展体系。一方面，应围绕不同区域的定位，结合首都金融业新增长极和功能布局，促进金融科技人才与科创金融、绿色金融、文化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等产业的有机融合；另一方面，应突出金融科技人才的“金融”定位，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要求出发，使金融科技人才在推动金融机构提质增效、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在金融科技人才培养和培训方面进一步加强指导和联动。一方面，政府相关部门可以加强与高校、企业、金融机构和行业组织的协调，推动高校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升。例如，完善高校与金融机构、金融科技企业的教学合作机制，促进高校根据金融科技发展趋势逐步丰富金融科技相关课程和培养方案的设计；另一方面，发挥监管机构、行业组织的引领带动作用，通过完善金融科技师资格认证、组织金融科技相关培训活动、开展金融科技相关研究及调研活动、分享与学习金融科技优秀案例等形式，提高市场机构现有业务人员与技术人员的融合度。

（三）引导金融机构和金融科技企业提升金融科技人才的综合实力。未来城市之间金融科技人才的流动和竞争将会更加激烈，金融科技人才在传统金融科技企业、垂直金融科技公司、互联网公司、银行等机构之间的流动将成为常态。金融机构和企业需要拓展金融科技人才的招聘渠道，进一步明确人才认定标准、等级标准和统计口径，并在此基础上完善内部的金融科技人才培训体系，建立金融科技人才库。在此方面，北京市有关政府部门可以为相关金融机构和金融科技企业提供更多的指导和支持。

（四）进一步完善金融科技人才支持政策和评价体系。北京在金融科技人才支持政策方面已经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做法，未来需要根据金融科技人才的变化趋势，不断提高相关政策的落地效果和精准程度。例如，实施金融科技人才聚集工程，在人才计划中强化金融科技人才相关内容；将人才支持和奖励政策与企业扶持优惠政策有机结合，突出金融科技人才的创新贡献；进一步加大对高层次领军人才的引进和支持力度，发挥金融科技领军人才的带动作用；不断完善金融科技人才的评价标准，建立健全科学规范的人才评价体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