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近日召开的2025年科技工作会议指出，要加快金融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安全稳妥有序推进人工智能大模型等在金融领域应用。当前，通过数字化、新技术的力量改善金融功能，进而通过支持数实融合来优化经济增长模式，成为新形势下金融高质量服务实体经济的主线索。文章指出，金融科技支持数实融合的具体思路包括，持续推动金融数字化转型，改善金融科技供给能力；高效支持科技创新，形成“科技、产业、金融”的良性循环；改善数据要素治理与应用，打造产融互动的数据生态；推动智能化金融服务场景融合，打造不同金融产品的协同支持模式；优化区域金融资源配置，促进区域数实融合的协调发展。文章认为，金融机构需以支持产业数字化为重点、以人工智能应用为技术突破口、以产业链金融为场景突破、以开放金融生态建设为支撑、以信用科技创新为保障，破解信息不对称，实现金融资源精准匹配，全面服务数实融合的多元需求，助力经济效率提升与结构优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当前，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以新质生产力为主要载体，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之一，则是以数实融合带动经济效率全面提升。同时，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建设金融强国，并且以包括数字金融在内的“五篇大文章”作为落脚点。由此，通过数字化、新技术的力量改善金融功能，进而通过支持数实融合来优化经济增长模式，成为新形势下金融高质量服务实体经济的主线索。

一、理解数实融合的不同层次

首先，可从宏观、中观、微观视角来看数实融合。一则，宏观层面是通过推动经济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改善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的质量，推动经济效率提升和增长方式转变，并呈现创新性、再生性、生态性、精细性、高效益等特征。二则，中观层面是促进三次产业结构的优化与效率改善，并且重构众多行业的上中下游运营方式。通过充分发挥数字化的力量，激发数据要素的价值，努力构建具有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特征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三则，微观层面是推动市场主体的数字化创新与变革，改善企业生产函数，全面增加可持续发展能力。推动各类企业积极拥抱数字化，努力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运营成本，全面增强市场竞争力和价值创造能力。

其次，可从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基础设施来看数实融合。一则，数字产业化是数字经济的“高精尖”部分，亦即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是指为产业数字化发展提供数字技术、产品、服务、基础设施和解决方案，以及完全依赖于数字技术、数据要素的各类经济活动，包括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数字技术应用业、数字要素驱动业，这也是数实融合的前沿部分。二则，产业数字化是传统产业经过数字技术改造，增加了新价值、形成了新业态，指应用数字技术和数据资源为传统产业带来的产出增加和效率提升，亦即数字化效率提升业，也是数实融合的拓展部分。三则，数字基础设施指能够体现数字经济特征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涵盖5G互联网、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领域，重点包括网络基础设施、算力基层设施和应用基础设施三方面。

此外，从投入产出的视角来看，数实融合本质上是充分运用劳动力、数据、技术、平台等供给侧要素，更好地服务居民与企业需求。一则，在劳动力供给规模受约束的情况下，更多需要依靠数字化来改善劳动力质量；数据作为重要的新兴要素，需真正进入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再生产过程中；基础性技术、前沿重大技术、应用技术都成为承载数实融合的重要工具；平台经济则是推动数实融合、为产业集群助力的典型模式。二则，数实融合的结果是否成功，关键在于能否促进居民收入增长、消费稳健发展、企业生产效率提升、产业规模化发展、国际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等，因此数实融合的“产出价值”也需进行系统梳理与综合考量。

二、金融科技支持数实融合的战略思路

1.金融支持数实融合的总体思路。与数实融合的不同层次相对应，需要厘清金融支持的思路与视角。首先，对应宏观、中观、微观层面的数实融合。一是金融活动应致力于激发内生增长动力，既服务经济结构优化，又着力改善实体经济的金融“有效需求”，使得货币金融循环更顺畅。二是推动产业链金融创新是重中之重，使资金流、信息流、商品流、物流等呈现一体融合。三是面对企业的数字化转型需求，需要更加精准、功能多元化、生态共赢的金融资源匹配。

其次，对应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基础设施等层面的金融需求。一是围绕数字产业化中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前沿技术企业，不断拓展“耐心资本”的有效支持，推动金融风险管理模式创新。二是随着传统产业的业态变得分散化、智能化、轻资产化，传统金融工具遇到挑战，也需不断创新适应产业数字化演变所需的金融数字化产品。三是数字“新基建”需要投融资模式的创新，从而适应项目形式更多样、范围更广泛、规模更分散、技术含量更高的特点。同时，还需完善金融“新基建”来助力数实融合，包括数字化的支付清算设施、征信系统、金融信息基础设施等。

最后，对应投入产出视角的数实融合。一方面，金融在促进就业、支持劳动力素质与技能提升，保障数据要素的市场化改革，推动科技金融服务创新，合规健康地融入平台经济模式等方面，都大有可为。另一方面，消费金融、产业金融的创新迭代，金融“走出去”以助力企业国际化等，都是改善金融服务的重要层面。

2.金融科技支持数实融合的具体思路。首先，持续推动金融数字化转型，改善金融科技供给能力。2022年原银保监会发布《关于银行业保险业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意见》，2024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门联合印发《推动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简称《行动方案》）并提出要“系统推进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根据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的定义，金融科技是指由技术带来的金融创新，它能创造新的业务模式、应用、流程或产品。为促使金融科技更好地助力数实融合，必须推动金融业全面提升自身的金融科技创新供给能力，而这又以持续推动数字化转型作为前提。事实上，近年来国内外金融机构拥抱数字化转型已是大势所趋，在此过程中不仅要增加科技投入，更需要持续增强数字金融产品与服务的“有效供给”。

其次，高效支持科技创新，形成“科技、产业、金融”的良性循环。从不同视角推动数实融合，其共识的着眼点就是增强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由此，金融业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有效支持科技企业发展，也成为金融支持数实融合的主要“抓手”。同时，金融科技的发展进一步有助于科技金融创新，进而形成金融、科技与实体经济的循环互动。一方面，金融业自身就是科技应用的重要领域，也是科技企业的优质客户，金融业拥抱新技术、推动应用创新，可以带动前沿技术的实践探索；另一方面，在科技金融发展中，往往存在成本高、效率低、信息不对称、缺乏抵押物等难题，深度应用金融科技，可以有效缓解这些矛盾。

再者，改善数据要素治理与应用，打造产融互动的数据生态。推动数实融合的关键在于打通数据要素市场的价值流动，使数据应用于千行百业的效率提升之中。当前，国家层面努力推动的数据资产化是数据要素高效利用的重要途径，能够打破数据产业链的障碍，为企业和机构创造战略资产，提高各方积极性。要健康、快速地推进数据资产化，离不开金融科技工具的有力支持。从技术层面看，金融科技推动了数据确权、交易规则制定及隐私保护技术的应用，能够提升数据流通效率。例如，数据融合技术整合多源异构数据，为金融机构提供更全面的风险评估依据。从生态层面看，金融科技也为传统产融结合方式带来诸多新变化，产业与金融的内生融合动力愈加突出，为金融支持数实融合提供了全新的生态保障。

还有，推动智能化金融服务场景融合，打造不同金融产品的协同支持模式。不同层面的数实融合涉及多元化的金融需求，不仅有短期或长期融资需求，还有投资与资金跨期配置的需求，更有对风险管理、信息管理等金融功能的需求。关键创新点在于如何打通金融子行业与产品约束，对数实融合主体或项目提供“金融超市”型服务。对此，在金融科技加持下，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数字化模式或平台，使市场主体可多维度筛选金融产品，更加高效、便捷地获得金融服务，从而缓解金融机构与相关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另一方面，可以充分运用新技术与网络服务，对于不同金融产品进行整合，为数实融合的客户提供一站式便捷高效的金融服务解决方案，不仅涵盖银行传统业务，也可包括保险、基金、证券、投资咨询等。

最后，优化区域金融资源配置，促进区域数实融合的协调发展。无论是数字经济还是实体经济发展，在我国都存在区域结构失衡与亟待协调的问题。对此，优化数实融合成效的关键，也在于能否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减少各类数字与产业“鸿沟”。有鉴于此，在推动金融科技支持数实融合的过程中，也应致力于直面相关挑战。例如，在优化区域数字基础设施布局时，充分运用金融科技手段，引导中长期资本投向各类项目，优化区域算力布局，减少区域数字基础设施保障差距。再如，充分利用数字支付、信贷等工具，不断完善县域、乡村的普惠金融服务水平，由此来提升金融服务的包容性，使得数实融合的成果真正普遍惠及小微企业、乡村振兴等主体。

三、金融机构赋能数实融合的重点环节

1.以支持产业数字化为重点。对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来说，数实融合提供了诸多业务创新的“蓝海”领域，其中的重中之重是产业数字化。《行动方案》提出引导金融机构将金融服务嵌入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产业”等数字化场景，正是面向产业数字化的重要举措。例如，一方面金融机构应着力支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大对传统制造业设备更新、技术改造的中长期资金支持，促进金融资源和产业转型融资需求高效对接。以数字金融服务模式为依托，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先进工业制造技术的创新、融合。另一方面，可努力探索金融科技与科技金融的创新融合，围绕产业数字化转型中的研发与创新难点，努力构建风险与收益相匹配的耐心资本支持体系，优化科技型企业、科技创新的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

2.以人工智能应用为技术突破口。当前，人工智能已经成为推动经济金融变革的主线。一方面，人工智能金融应用已涵盖支付、信贷、投资、风险管理等众多领域。随着生成算法、预训练模型、多模态数据分析等技术融合，生成式大模型也快速迭代，逐渐成为金融机构数智化转型中的主要支持工具。近期，许多金融机构都开始探索基于DeepSeek的测试，寻找合适的落地场景，分析其可能带来的降本增效作用。另一方面，在产业运行中，人工智能带来运行效率的提升和创新机会的增加，将有助于改善数实融合的模式、特征和内生动力，从算法、算力、数据等方面重构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因此，人工智能必然给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升级与赋能数实融合同步带来巨大改变。

3.以产业链金融为场景突破。日前，人民银行等六部门发布《关于规范供应链金融业务 引导供应链信息服务机构更好服务中小企业融资有关事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鼓励供应链金融服务创新。在实践中，从供应链金融到产业链金融的探索，天然契合了金融科技与数实融合的内在逻辑。例如，招商银行重点服务拟上市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提供“投商私科研”（即投行、商行、私行、科技、研究）的一体化综合服务方案。华夏银行构建了“1+3+N”服务体系。其中，“1”指产业数字金融服务平台，实现金融服务全流程数字化；“3”指核心企业类、产业直通类、产业园区类三大数字化产品体系；“N”指多个行业解决方案，覆盖制造业、能源、物流等关键领域。平安银行通过实施“星云物联网计划”，构建智能物联网数据平台，深入供应链场景，创新金融服务模式，持续优化升级“平安好链”供应链金融平台。

4.以开放金融生态建设为支撑。源于欧洲的开放银行变革，最早是指通过开放API技术实现数据共享。更广义的开放金融则是指打造平台化生态模式，通过共享数据、算法、交易、流程等，为客户、合作伙伴等提供更聚焦、更敏捷、更智能、更开放的体验，从而使金融机构创造出全新业务模式。《行动方案》指出“支持金融机构搭建数字化金融服务平台，鼓励金融机构输出技术、平台”，实质上也是对开放金融理念的拓展。应该说，数实融合自身就建立在开放共赢基础上，再叠加上开放型金融服务，必然能带来更高效的生态改善。对此，金融机构也应努力通过开放合作，对外输出核心金融服务和数据能力；加强与科技公司、数据企业、互联网企业的合作，把金融服务嵌入更多数实融合场景中。

5.以信用科技创新为保障。对于数实融合中的科技创新、中小企业等领域，金融支持的“堵点”之一在于信用缺失导致的信息不对称，因此亟需推动信用科技创新，弥补金融信用基础设施的“短板”。当前，新技术已经在征信领域广泛应用，依托大数据可以进行海量数据的采集和存储，运用人工智能可以对征信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和风险分析，围绕联邦学习、隐私计算等可以提高服务安全性，而云计算和移动互联网则可以改善服务便捷性和实时性。实际上，推动数实融合的关键环节之一就是发掘数据要素价值，这与充分利用传统与替代数据支撑信用创新，也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因此，金融机构同样应该积极参与和推动各方信用信息共享共用，协助数实融合相关主体不断探索“数据增信”，从而更加安全、高效地配置综合金融服务。

来源：《金融电子化》2025年3月上半月刊

3月5日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把“壮大耐心资本、大力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列入2025年政府工作任务。壮大耐心资本已经成为推动科技创新、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杨涛3月19日在《经济日报》理论版发表文章《多维度发力壮大耐心资本》表示，发展壮大耐心资本需要对原有投融资模式进行优化与创新，从政策机制、发展模式、产品设计、生态构建与人才培养等方面发力，重点打造多层次的“耐心体系”。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壮大耐心资本”，这将有助于更大力度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创业投资，进一步改善我国的金融结构，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长期、可持续的金融“血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是新质生产力，其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呈现出知识密集、技术前沿、创新活跃等显著特点，这与创业投资具有的高风险、高投入、高回报、长周期模式高度适配。与之相应，发展壮大耐心资本需要对原有投融资模式进行优化与创新，从政策机制、发展模式、产品设计、生态构建与人才培养等方面发力，重点打造多层次的“耐心体系”。

一是完善“耐心”政策。发展耐心资本离不开良好的政策保障，特别是在金融支持科技创新、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等方面，有效的制度性、机制性设计能够切实强化对回报的理性预期，增强中长期资金投入，这样才能形成可预期的投资环境来滋养“耐心”。当前，在较长的资本运行期限内，一些投融资领域存在支持政策协同性、持续性、稳定性不足的问题，进而影响到市场的预期判断，不利于耐心资本的培育。对此，应在不同部门和层面构建起更系统的政策支持体系，使政策“耐心”的内在逻辑更加清晰，为资本市场营造法治化、高标准的良好环境。特别是要着力增强宏观政策取向的协同性、一致性，统筹长期战略与短期目标实现，加强财政、货币、产业、科技等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避免短期政策波动可能带来的干扰，引导资本更好满足多元重大政策目标，培养资本市场的长期主义文化。

二是构建“耐心”机制。首先，耐心资本所投资的领域，项目周期往往较长，需要努力打造激励相容机制，让参与各方经受时间与不确定性的考验，使耐心资本的提供方与需求方追求个体利益的行为，与国家促进行业发展的战略价值最大化目标相吻合。其次，对于科技创新等中长期投资重点支持的领域，资本保持耐心的重要前提之一是拥有高效的风险管理机制，既促使市场投资机构完善风控机制与工具，也要求政府与行业对特殊风险进行把控与分担责任。此外，充分、安全、高效地提供和管理耐心资本，也需要匹配科学合理的全生命周期考核机制，实现科技金融商业性与政策性的互补平衡。对于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其耐心也取决于能否建立合理的尽职免责机制，如容忍投资失败的机制等。无论是提供耐心资本的金融机构，还是接受耐心资本的创新企业，都需要持续优化现代企业治理和运营机制，在实践中让耐心资本真正落地。

三是探索“耐心”模式。发展耐心资本的关键是打造有利于“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的模式，这可以从间接金融与直接金融两方面着手。一方面，我国金融体系以间接融资为主，由于存在“短存长贷”的期限错配风险，银行机构在支持科技创新等领域面临一些挑战。对此，既要完善“商行+投行”、科技支行等传统模式，也要鼓励银行推进金融资产投资公司（AIC）股权投资项目和投贷联动创新试点合作机制，积极探索银行机构发展耐心资本的现实路径。另一方面，直接融资是与耐心资本相适配的重要渠道，能够帮助更多优质创新企业发展壮大。近期中央金融办等6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工作的实施方案》，既着眼于推动耐心资本入市以改善股市结构，也侧重于改善市场投资生态，促进资本市场发挥好服务科技创新等战略功能。创投机构是不可或缺的耐心资本主体，应聚焦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目标，优化“募投管退”全链条各环节，积极拓宽资金来源、加强引导支持、健全退出机制，提升综合服务能力。

四是创新“耐心”产品。与耐心资本相关的金融产品通常会经历漫长的运行期，需依托金融逻辑来进行设计和维护。例如，对于标准化金融产品尤其是固定收益类产品来说，其“耐心”程度与产品久期相关，反映了资产价格对利率变动的弹性，这也是投资者理解和评估产品风险收益特征的依据。再如，近年来我国创投基金的存续期逐渐拉长，央企创投基金最长可到15年，这就需要在产品理念、结构、风险收益方面进行“耐心”设计。此外，耐心资本的产品体系呈现多元化发展格局，除了信贷、债券和股权类产品外，信托、融资租赁等也可以在中长期融资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保险等风险管理产品则承担为耐心资本“兜底”的功能。还要看到，金融业数字化转型是大势所趋，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普遍应用于金融产品创新，可以帮助耐心资本运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控制风险，也有助于减少跨越周期“迷雾”的不确定性。

五是塑造“耐心”生态。金融生态通常指在特定时空范围内，由金融机构、产品、市场、制度等共同形成的动态平衡体系。发展耐心资本，就要通过优化金融市场环境，促使不同层次的参与主体实现合作共赢、协同创新，以高质量金融服务助推实体经济发展。具体而言，首先，要打造产融合作新生态。培育资本耐心并非单向的，其也取决于产业与企业是否真正具备科技创新潜力，能否提升生产效率、可持续发展程度以及应用资本的专业能力，从而更好实现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有效融合。其次，促进多行业的生态互补与融合。不同行业与产业通常处于国民经济运行的不同分工链上，所需投资的特点各有差异，只有实现金融资本在行业间的协调统筹搭配，才能形成多种耐心资本的最优排列组合。再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发展耐心资本也需形成良好的“所有制生态”，推动国有资本成为更有担当的长期资本、耐心资本，引导社会资本积极出资并获得公平稳定的回报。最后，还应立足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依托各地资源禀赋，探索跨区域深层次合作，为耐心资本参与方搭建创新资源共享平台，推动项目落地与创新成果转化。

六是培育“耐心”人才。一方面，科技和人才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战略资源，耐心资本不仅要服务科技创新，而且应大力增强人才发展的“耐心度”。人才作为人力资本的核心组成部分，是构成耐心资本的重要支撑，并最终贡献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需加大力度强化创新型人才培养，形成持续推动科技进步与成果转化的优秀人才队伍。另一方面，耐心资本运作体现出经济、产业、金融、科技等多领域专业交叉，只有洞悉经济与金融运行规律，才能坦然应对资本服务科技创新过程中的挫折与挑战。这就需要复合型人才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提升前沿性与专业性、动态跟踪与跨学科学习能力。需重点提升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人才培养的“耐心”。以科技人才为例，在现有各类人才评价体系中，企业人才的参与占比仍有待提升。从长远来看，耐心资本发挥价值的重要目的就是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锻造新质生产力，有必要给予企业人才更多鼓励和支持，使其更踏实地投入科技创新浪潮，增强为社会作贡献的耐心与信心。

来源：《经济日报》2025年3月19日理论版

2025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着重提出要“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这一表述彰显了我国在绿色发展道路上持续迈进的坚定决心。当前，国内碳市场建设稳步推进，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配额交易规模不断扩大，价格稳中有升，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也初显引导作用，地方碳交易所积极探索创新服务。本文指出，碳现货市场与碳金融市场共同构成助力国家绿色战略落地的重要支撑，而我国碳金融市场相较于海外市场以及国内碳现货市场的配套需求，尚处于发展萌芽期，亟待创新与完善。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笔者认为，碳现货市场与碳金融市场，共同构成了助力国家绿色战略落地的重要支撑，而后者则亟待创新与完善。

就围绕碳排放权交易的碳现货市场看，1997年12月发布的《京都议定书》标志着市场兴起。根据国际碳行动伙伴组织（ICAP）发布的《2024全球碳市场进展报告》，截至2024年初全球已有36个碳市场，覆盖18%的温室气体排放和58%的GDP。同时，我国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配额交易规模持续扩大，交易价格稳中有升；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的引导作用初显；九家地方碳交易所也基于各自区域特点着力推动碳交易服务创新。综合来看，随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九次缔约方大会（COP29）就碳信用创建标准形成共识，以及我国全国碳市场扩容纳入工作日程，碳现货市场对服务绿色低碳的价值已经充分展现。

同时，碳金融产品则是以碳排放权为基础资产开发的各类金融衍生品。通常看，海外碳金融与碳现货市场都是同步发展的，而且形成了碳金融产品极其丰富的交易所市场与场外市场（OTC）。根据长城证券的研究，2023年欧盟（包括ICE、欧洲能源交易所EEX等）共交易约93亿吨二氧化碳，其中期货交易76亿吨、期权交易13亿吨，总交易金额为6480亿欧元，二级市场衍生品交易远超过一级市场配额拍卖规模。

在我国，碳金融产品主要分为三类：融资工具（碳、碳资产抵质押融资、碳资产回购、碳资产托管）、交易工具（碳远期、碳期货、碳期权、碳掉期）、支持工具（碳指数、碳保险、碳基金）。其中，就融资工具看，碳资产质押、碳资产转让与担保的产品设计简单，应用较为广泛；碳债券（碳中和债券）的发行也持续扩大，据统计截至2024年末，国内共累计发行586只碳中和债券，发行规模共8198.55亿元，占整体绿色债券同期发行数量及规模比例分别为29.96%、27.33%。就交易工具看，广州碳排放权交易所率先于2016年2月发布《远期交易业务指引》，并于当年3月28日完成第一单交易，此后，能源交易所、湖北碳排放权交易所也推出了标准化碳远期产品。同时，碳期货仍受到严格监管约束，碳掉期、碳期权则只有少数创新探索。由此客观来看，无论是与海外碳金融市场相比，还是与我国碳现货市场发展的配套需求相应，我国碳金融市场都尚处于发展萌芽期。

事实上，在国家战略层面，推动碳金融市场发展的政策思路已经形成。2024年3月人民银行等七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研究丰富与碳排放权挂钩的金融产品及交易方式”。2024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其中特别强调要“有序推进碳金融产品和衍生工具创新”。就操作层面看，2022年4月证监会发布了《碳金融产品》标准，2023年12月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发布了《中国碳衍生产品交易定义文件（2023年版）》。

需要看到，碳交易本身就具有较强的金融属性，通过引入各类碳金融衍生品交易机制，能够更好地进行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例如，融资工具有助于拓宽企业融资渠道，使得碳资产更容易进行估值和变现；交易工具使得碳现货市场的流动性、交易活跃度不足等难题得以缓解，也使得市场参与者可以更好地对冲价格波动风险，进行套期保值；支持工具则有助于缓解市场信息不对称，提供更加有效的风险管理与分散手段。

当然，推动碳金融市场创新与发展，也离不开碳现货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二者呈现相辅相成的关系。例如，还需要协同好全国碳市场、CCER与地方碳市场的碳现货资产属性，为金融创新奠定基础条件。同时，也需要进一步完善与碳金融产品相关的法律法规、风险管理、监管能力、清结算等保障要素。展望未来，无论是在合规前提下允许金融机构参与全国碳市场，还是鼓励金融机构探索创新碳金融衍生品，都将为实现“双碳”目标提供重要助力。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笔者认为，碳现货市场与碳金融市场，共同构成了助力国家绿色战略落地的重要支撑，而后者则亟待创新与完善。

就围绕碳排放权交易的碳现货市场看，1997年12月发布的《京都议定书》标志着市场兴起。根据国际碳行动伙伴组织（ICAP）发布的《2024全球碳市场进展报告》，截至2024年初全球已有36个碳市场，覆盖18%的温室气体排放和58%的GDP。同时，我国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配额交易规模持续扩大，交易价格稳中有升；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的引导作用初显；九家地方碳交易所也基于各自区域特点着力推动碳交易服务创新。综合来看，随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九次缔约方大会（COP29）就碳信用创建标准形成共识，以及我国全国碳市场扩容纳入工作日程，碳现货市场对服务绿色低碳的价值已经充分展现。

同时，碳金融产品则是以碳排放权为基础资产开发的各类金融衍生品。通常看，海外碳金融与碳现货市场都是同步发展的，而且形成了碳金融产品极其丰富的交易所市场与场外市场（OTC）。根据长城证券的研究，2023年欧盟（包括洲际交易所ICE、欧洲能源交易所EEX等）共交易约93亿吨二氧化碳，其中期货交易76亿吨、期权交易13亿吨，总交易金额为6480亿欧元，二级市场衍生品交易远超过一级市场配额拍卖规模。

在我国，碳金融产品主要分为三类：融资工具（碳债券、碳资产抵质押融资、碳资产回购、碳资产托管）、交易工具（碳远期、碳期货、碳期权、碳掉期）、支持工具（碳指数、碳保险、碳基金）。其中，就融资工具看，碳资产质押、碳资产转让与担保的产品设计简单，应用较为广泛；碳债券（碳中和债券）的发行也持续扩大，据统计截至2024年末，国内共累计发行586只碳中和债券，发行规模共8198.55亿元，占整体绿色债券同期发行数量及规模比例分别为29.96%、27.33%。就交易工具看，广州碳排放权交易所率先于2016年2月发布《远期交易业务指引》，并于当年3月28日完成第一单交易，此后，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湖北碳排放权交易所也推出了标准化碳远期产品。同时，碳期货仍受到严格监管约束，碳掉期、碳期权则只有少数创新探索。由此客观来看，无论是与海外碳金融市场相比，还是与我国碳现货市场发展的配套需求相应，我国碳金融市场都尚处于发展萌芽期。

事实上，在国家战略层面，推动碳金融市场发展的政策思路已经形成。2024年3月人民银行等七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研究丰富与碳排放权挂钩的金融产品及交易方式”。2024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其中特别强调要“有序推进碳金融产品和衍生工具创新”。就操作层面看，2022年4月证监会发布了《碳金融产品》标准，2023年12月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发布了《中国碳衍生产品交易定义文件（2023年版）》。

需要看到，碳交易本身就具有较强的金融属性，通过引入各类碳金融衍生品交易机制，能够更好地进行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例如，融资工具有助于拓宽企业融资渠道，使得碳资产更容易进行估值和变现；交易工具使得碳现货市场的流动性、交易活跃度不足等难题得以缓解，也使得市场参与者可以更好地对冲价格波动风险，进行套期保值；支持工具则有助于缓解市场信息不对称，提供更加有效的风险管理与分散手段。

当然，推动碳金融市场创新与发展，也离不开碳现货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二者呈现相辅相成的关系。例如，还需要协同好全国碳市场、CCER与地方碳市场的碳现货资产属性，为金融创新奠定基础条件。同时，也需要进一步完善与碳金融产品相关的法律法规、风险管理、监管能力、清结算等保障要素。展望未来，无论是在合规前提下允许金融机构参与全国碳市场，还是鼓励金融机构探索创新碳金融衍生品，都将为实现“双碳”目标提供重要助力。

2024 年 4 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积极发展风险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提出，鼓励和规范发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作用，发展耐心资本。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强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已经成为当前我国面临的重要挑战。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能够提供有力支撑。在此背景下，发展耐心资本实际上也成为畅通金融作为现代经济血脉的主要抓手之一。

一、理解耐心资本的内涵与边界

发展耐心资本有助于缓解我国金融体系结构与融资结构的失衡问题。

与发展阶段相应，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增长都需要大规模、持续、稳定的中长期资金支持。在此背景下，金融供给侧服务能力还存在诸多挑战。例如，2023 年年末我国金融业机构总资产 461.09 万亿元，其中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 417.3 万亿元，证券业机构总资产只有 13.84 万亿元。2023 年年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 378.09 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为 235.48 万亿元，相比之下，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余额为 11.43 万亿元，企业债券余额为 31.11 万亿元，体量占比较小；2023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 35.59 万亿元，其中向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 22.22 万亿元，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只有 7931 亿元。

同时，虽然银行间接融资仍是金融资源配置的绝对主体，但其自身也一直存在“短存长贷”的挑战。就银行资金端来看，相对短期化的居民住户存款占比较高，接近五成；就银行资产端来看，银行间接融资逐渐变得长期化，据统计，2023 年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17.91 万亿元，其中企业中长期贷款约占增量的76%，与 2019 年的 62% 相比明显提高。由此来看，发展耐心资本并非简单增加中长期资本，而是通过改善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占比结构、优化金融业资金来源与运用的期限配置等，努力改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产品的结构与效率。

耐心资本的内涵，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把握。

一是从资本特征来看，耐心资本通常指中长期资本，其风险承受能力相对较高，并且更追求中长期收益；相较于短期资本，其受市场短期波动的干扰较小，能够有效支持基础设施、科创企业等较长时间才能产生效应的项目。

二是从运作特点看，耐心资本通常关注支持对象的成熟度和成长度，并非追求快速利润，同时通过提供各类相对宽松的融资条件，提升企业与项目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使其跳出短期财务压力，更专注于长期目标。耐心资本可以是贷款和股权的混合，可以为被投资方提供多重资本服务的综合解决方案，也可以支持困难地区或风险更大的非传统投资项目，还可以重视与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相关的项目。

三是从范围边界看，壮大耐心资本离不开直接融资。党的二十大报告作出“健全资本市场功能，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重要部署，为强化耐心资本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指明了方向。同时，银行业、保险业等诸多领域，也有改善耐心资本的较大空间，可以与多层次资本市场改革形成合力。

四是从制度保障看，打造耐心资本的关键在于“耐心”二字，需要有更加完备的法律、法规和生态环境加以保障。无论是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相比，还是中长期融资与短期融资活动相比，都面临更为复杂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因此，需要高效的制度要素来充分保障各方利益，形成激励相容的“游戏规则”。

二、把握耐心资本的服务对象与目标

发展耐心资本的核心目的还是为了服务新质生产力。中央明确，“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并且“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

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M. 索洛在 1957 年首次提出全要素生产率（TFP），其代表了除资本、劳动要素之外的，其他所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生产率测算手册》中指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有三层含义：一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指数，二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三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归根结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源泉一方面来自于技术创新与进步，另一方面缘于制度优化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综合政策与理论背景，大幅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契合新质生产力的特征，而这一目标的实现过程可能较为长久，需要通过支持科技进步作为主要驱动力，这也构成了耐心资本最重要的着力点。

同时，发展耐心资本也是为了落实更多重大政策目标。例如，2023 年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了更新设备和推动消费品更新换代的重要性。2024 年 3 月，国务院印发《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聚焦钢铁、有色、石化、化工、建材、电力、机械、航空、船舶、轻纺、电子等重点行业，推进设备更新改造。事实上，推动设备更新改造既有短期内刺激经济、扩大需求的意义，更是中长期改善经济内在动能的重要举措。历史上的设备投资扩张通常能带来经济结构优化与产业趋势变化。对此，除了财税政策之外，以耐心资本为核心的金融支持也不能缺位。再如，数字化转型、绿色低碳、养老保障等都是当前经济面临的中长期重大挑战，都离不开耐心资本的合理支持。

三、完善耐心资本的供给与保障

首先，需促使多层次资本市场真正成为耐心资本“主战场”。例如，相关部门着力推动强化主板、新三板、区域性股权市场等服务科技创新功能，相当程度上有利于培育和提供耐心资本。当然也要看到，A 股虽然集聚了众多优质科技企业，但围绕创新持续提供激励约束的能力还有所不足；科创板着眼于“硬科技”逐渐形成集聚效应和示范效应，但仍面临定价机制和市场流动性分化等挑战；新三板服务中小企业科技创新的能力尚未充分发挥；区域股权市场也存在融资门槛高、融资效率低、交易不活跃、信息披露不规范等问题。再如，改善耐心资本成长能力的主要切入点，就是持续畅通创投机构“募投管退”全链条，除了改善创投基金自身能力之外，还需完善政策环境，引导投资者偏好。

其次，需促使各类金融机构增加耐心资本有效供给。例如，政策性银行一直在为“两基一支”（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农业农村、进出口等领域提供大量耐心资本，但对科创等新兴领域的支持力度和政策性工具丰富度仍然不够，尤其是对难以仅依靠市场力量的底层、重大、前沿技术创新领域，还需不断探索政策性金融支持路径和模式。再如，银行提供的耐心资本也不仅限于中长期信贷资金，在监管完善与风险可控的条件下，仍可持续探索银行资金通过投贷联动、直接投资等方式进入创新领域的合规模式。值得关注的是，监管部门正在努力引导保险资金等长期资金投资创业投资，研究提高保险资金投资创业投资基金集中度比例上限；支持信托公司、理财公司等资管机构加大创业投资支持力度；发挥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在创业投资、股权投资和企业重组等方面的专业优势等。

最后，构建服务耐心资本的综合保障机制。一是风险管理机制。例如，当耐心资本着眼于科创领域的投早、投小、投硬科技时，必然面临更加复杂的风险挑战。这就需要充分探索保险与担保等服务的创新，为耐心资本“踏实”支持科创提供多元化风险分担机制。同时，政府部门也应不断强化科技型企业风险补偿基金、担保基金等，努力构建“股、贷、债、保”联动的利益与风险分担体系。二是政策支持体系。尤其是耐心资本通常在较长时期内与企业和项目捆绑在一起，无法轻易退出，因此抗波动风险的能力较弱。对此应该尽量保持耐心资本发展政策稳定性，努力构建友好型政策体系，如面对创投基金应保持长期税率稳定、对长期投资持股给予一定税收优惠等。三是国际化的开放生态。当前的金融强国建设高度重视推进制度性开放，与之相应，需要合理鼓励我国企业“走出去”利用全球耐心资本，如相关部门强调“加强对科技型企业跨境融资的政策支持”，也需要在加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的过程中，积极欢迎海外耐心资本到我国投资各类优质企业。

来源：英大金融杂志

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多部门介绍实施“两新”政策有关情况，“国补”政策首次扩围至消费电子行业。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撰文指出，在实践中，“国补”与平台企业的庞大客户群体及新兴数字金融工具叠加在一起，已凸显出促进消费的规模经济效应与网络效应。

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大力提振消费”，并强调2025年要加力扩围实施“两新”（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2025年1月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多部门介绍实施“两新”政策有关情况，“国补”政策首次扩围至消费电子行业。

可以看到，以促进消费为抓手来着力扩大内需，已成为新形势下缓解经济下行压力、改善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着眼点。通常来看，影响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是可支配收入，还有价格素、利率水平、消费心理、人口、制度等。在此过程中，国家补贴政策（简称“国补”）具有特殊意义，近年来从新能源汽车到家电等大宗商品都使用了“国补”，本质上是通过财政补贴的形式，降低消费者购买商品或服务的成本，从而激发市场需求，间接支持特定行业发展。

应该说，过去“国补”政策促进消费的价值已经充分体现。如：2008年，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我国推出了“家电下乡”政策，直接拉动了国内消费市场；近年来的绿色智能家电补贴政策，不仅让消费者得到实惠，还推动了节能环保家电的普及。到2024年，诸多省份已经将消费电子纳入促消费补贴品类，补贴幅度在10%~15%之间不等。据商务部统计，截至12月19日，已有3330多万名消费者购买相关家电以旧换新产品超5210万台，家装厨卫“焕新”补贴产品超5300万件。

事实上，在依托“国补”扩消费的探索中，也离不开金融手段的有力支持。长期以来，当探讨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时，各方更关注在宏观调控方面的二者互动，但在中微观的许多结构性层面，财政与金融的配合已经密不可分。在宏观层面，人民银行的2025年工作重点已聚焦于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来促消费。在中微观层面，数字金融这篇“大文章”的快速迭代，同样给“国补”效果提升带来重要助力。

所谓数字金融，本质上是数字化与新技术给金融要素与功能带来的深刻影响，无论是传统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还是平台企业、技术企业的创新探索，都全面改善了金融服务质效。此前，对于财政补贴、数字金融的协同效果，更多体现在支持企业创新发展、三农等领域。对于促进消费来说，过去通常关注以优化消费融资产品、提升居民持有金融资产的“财富效应”，来配合财政补贴发挥作用。但当前随着数字金融工具的日益升级，完全能为“国补”落地起到直接加持效果。

在实践中，“国补”与平台企业的庞大客户群体及新兴数字金融工具叠加在一起，已凸显出促进消费的规模经济效应与网络效应。例如在京东，免息分期、支付立减等数字金融创新方式的引入，使得“国补”助推消费的效果更显著。据统计，在2024年的京东“国补”订单中，使用京东白条与白条分期付款的订单占比近3成。开通白条的京东用户下单“国补”商品的占比，是未开通用户的近4倍，前者的消费意愿与购买力明显提升。究其根源，一方面数字化支付工具不仅支撑货币转移，而且是触达客户的重要渠道，多种支付工具的便利性也能进一步提高“国补”的消费者匹配度，共同改善消费体验和消费倾向。另一方面，数字支付已经不仅是“通道”，而且能够在合规前提下提供增值信用服务。如在消费者“以旧换新”的空档期，京东白条既能够依托自身风险识别能力，让消费者提前享受“国补”，也可提供补充的信用融资服务。综合看，在互联网电商普及的当今，“国补”促消费呈现出线上为主、线下为辅、跨区域等更复杂的特征。作为电商的核心主体，各类大型平台企业通常也拥有多元化的数字支付与金融手段，能够成为整合各方力量促消费的重要载体，也能以此机会来重塑自身品牌价值与平台能力。

在2024年8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数字贸易改革创新发展的意见》中提出，支持数字平台企业有序发展，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发挥积极作用。经过几年的治理与规范，平台企业同样已经成为推动数字金融创新的核心力量。可以预见，当平台经济的网络效能与财政补贴、数字金融供给相叠加，对于促进消费能够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当然，这些更多是改善“国补”落地流程的效果与体验，也是优化影响消费的短期因素。要从长期内真正提振居民消费，还需要在促进就业、增加收入、优化社会保障等方面做文章。

2023年10月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要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其中科技金融作为五篇大文章之首，成为新形势下金融高质量服务实体经济的重中之重。2024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扎实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的工作方案》，围绕培育支持科技创新的金融市场生态，提出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工作举措。同时，数字金融作为金融五篇大文章的重要主线，能够为金融活动的“提质增效”助力与赋能。2024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门联合印发《推动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要求以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为关键驱动，加快推进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提高金融服务的便利性和竞争力。当前，在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的过程中，数字金融与科技金融能够天然融合在一起，更好地助力于促进科技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一、数字金融与科技金融的内涵

狭义视角的科技金融是指致力于支持科技创新企业发展的金融产品与服务。科技创新企业通常是指技术应用程度较高、产品创新与持续发展能力突出的企业。在我国，根据相关政府政策，通常可分为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和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科技部）或专精特新企业（工信部）。广义视角的科技金融则是指支持各类科技创新活动的金融产品与服务，既包括典型的“硬”技术创新，也应包括“软”技术和模式创新；既包括基础性重大科技突破，也涵盖应用性技术的市场化落地；既包括纳入各类产业政策支持目录的科技企业，也应关注传统企业的科技创新与技术升级活动等。

而数字金融则有几方面内涵，一是包括了金融科技的范畴，即技术带来的新模式、新业务、新流程和新产品；二是突出了数字技术、数据要素与数字化基础设施的重要作用；三是体现了金融全产业链的数字化再造；四是更好地服务于新兴的数字经济模式。

二、科技金融发展的痛点问题

当前，我国科技金融发展已经初步形成了多元化的服务格局，顶层设计与政策不断完善，金融支持力度不断提升。但同时科技金融发展中还有许多痛点问题：

一是重点领域的科技金融服务深度尚显不足，其中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高新技术企业贷款相对绿色、普惠、涉农领域贷款还有所不足，对广义视角下科技创新活动的金融支持也存在缺失。二是单一、局部的科技金融创新产品越来越多，但是能有效覆盖科技创新全链条、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仍存在许多不足。三是直接融资支持科技企业与科技创新的空间还未充分打开，尤其是与科技创新特点相匹配的风险投资，因各种制约还未发挥出应有作用。四是作为支持方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还缺乏高效匹配的激励约束机制，同时对科技创新的理解和评估能力不足，有竞争力的专业人才配置有限，对科技活动的风险理解和管控水平有待提升。五是缺乏系统性、可信度高的科技企业信用评估模式和评级标准，使得“高人力成本、高研发投入、轻资产”的科技企业难以符合金融服务准入标准，相应的增信手段仍然不足。六是基于科技企业、科技创新特征的综合性风险管理、分散机制仍然有限，现有的科技保险、担保等产品发展仍整体滞后，新型的产业链风险管理工具创新明显不足。七是科技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业务不确定性较强，信息标准化、信息透明度和信息披露都有待提高，自身也缺乏充分的金融“有效需求”能力。

面对上述痛点与挑战，迫切需要充分运用数字金融创新成果，反过来支持科技创新的探索不足，有效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带动金融资源链、技术创新链、信息链、产业链的高效融合。

三、推动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双轮驱动”支持科技金融

（一）面对科技金融探索中的成本高、效率低、信息不对称、缺乏抵押物等传统难题，金融业积极拥抱金融科技和推动数字化转型，对于缓解相关矛盾起到重要作用。其中，就银行业来看，金融科技的应用使银行不断开拓市场，深化业务渠道并优化客户服务体系，进而提高了服务效率，并降低了运营成本。就证券业来看，数字化转型的“主战场”逐步由零售经纪业务扩展到机构业务、资产管理、投资银行、自营投资、中后台等多个领域。就保险业来看，金融科技推动保险产品供给能力不断提升，保险服务不断丰富，风险抵御与管控能力不断提高，保险的服务和价值创造作用不断凸显。就信托业来看，众多信托公司都以建立规范化、规模化、健全完善的信息系统为保障目标，且明确将数字化转型列为公司重要战略。

例如，根据科技企业的高成长、高风险、高收益、轻资产等特点，银行可以通过数字化工具来甄别科技企业的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扩展期、成熟期等，依托全生命周期的多元化接力式产品体系，设计不同时期的产品创新策略。如种子期的创新创业贷，初创期的人才贷、研发贷、知识产权类贷款产品等，成长期的科技订单贷、成果转化贷，扩展期的供应链金融服务、中长期贷款，成熟期的并购贷款、股权融资等。

（二）金融机构发展数字金融与金融科技，也是科技金融探索的组成部分。金融业往往是科技应用的核心领域，也是科技企业发展壮大所依赖的重要客户。因此，金融业积极推动数字化转型，增加科技投入，也间接给科技企业带来发展壮大的机会，同时成为新技术的前沿实践场景。

据统计，2019年至2023年，我国国有六大行累计金融科技投入达5142.26亿元。虽然近几年金融科技投入增速呈现逐年放缓趋势，但科技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在2023年却达到了3.52%的新高。另外，据披露相关信息的44家证券公司来看，2023年信息技术投入合计投入281.1亿元，其中14家券商投入规模接近或超过10亿元，投入合计198.06亿元，投入占比为70.46%。34家信息技术投入同比增速为正，占比为77.27%。另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统计，2023年保险公司在科技应用方面累计投入资金近2.25亿元，主要用于空间信息技术、AI识别、人工智能、物联网等科技手段应用，构建农业生产、风险信息数据共享平台。由此来看，依托于技术创新主线，数字金融与科技金融两篇大文章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

四、推动资本市场数字化转型完善服务科创的“耐心资本”

（一）资本市场还需为科技创新提供更多的激励引导。上市公司中已经集聚了一批优质科技企业，对于其创新活动，除了股权再融资支持之外，还应探索更多的直接金融、结构金融类产品与服务，实现资本市场对科技创新的“奖优罚劣”，形成长期、可持续的科技金融资源保障。当前，证监会正在稳妥开展“人工智能+资本市场”“数据要素×资本市场”“资本市场金融科技创新试点”等专项行动，面向真实业务，依托真实场景，创新服务模式，推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资本市场深入应用。这些工作应该与有效支持上市科技公司结合在一起，更好地改善科技金融服务质效。

（二）考虑到科技企业和科技创新具有周期长、不确定性大、抵押物少等特点，风险投资应该在支持其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同样，把数字技术应用于风险投资领域，也能够提升投资决策的效率和准确性，实现更高效的资源配置和价值创造。例如：利用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算法，对历史投资数据进行训练，建立投资预测模型，可以帮助预测投资项目的成功率、回报率等指标，从而辅助投资决策；利用大数据分析被投资企业的需求，为其精准匹配相关的资源和服务，帮助被投资企业快速成长，能够提高投资项目的成功率和回报率。

（三）就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服务来看，科创板在服务科技创新方面仍有完善空间，新三板服务中小企业科技的能力还有待进一步发挥，区域股权市场服务科创也存在一些挑战。究其根源，主要体现在对“软”“硬”科技的甄别存在不足、发行定价需要优化、交易环节不足导致流动性缺陷、标准与原则的不协调统一等诸多问题。对此，多层次资本市场自身的数字化转型，也有助于其更好地服务于科技企业融资。例如，科创板的IPO审核离不开科创板智能辅助审核平台的助力，依托基于大数据分析与人工智能等技术，提供了自动化的风险识别、价值判断、多人协作的电子化审核工作平台，有效提高了审核、监管、服务效率。此外，区域“四板市场”的问题在于融资效率较低、交易不够活跃、信息披露不够规范等问题，对此充分应用大数据与新技术，也是缓解矛盾的必要条件之一。

五、发挥新技术与数据要素价值优化科技金融服务生态

（一）新技术是数字金融创新的“生产工具”，包括AI大模型在内的前沿技术如果能够在科技金融创新中深度应用，对于全面优化金融服务会带来突出作用。自2023年以来，生成式AI大模型快速发展与迭代，从底层大模型到算力基础设施，已经构建了日益完善的创新生态。就大模型的金融应用来看，可以通过复杂的分析能力，助力于中小科技企业的信贷融资模式创新；也能够在投资银行业务中帮助机构提高效率和降低合规成本，从而更好地服务科技企业；还可以在投资活动中识别投资机会、优化投资组合，提高投资机构面向科技创新进行“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能力。事实上，行业机构已经进行了颇有价值的探索。例如，建设银行开发了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内部评估方法，并且应用AI等前沿技术，把评估模型搭载于“科创雷达”平台，为基层业务经营和管理人员提供精准、便捷的知识产权价值评估工具。再如，浦发银行顺应数智化发展趋势，重塑了产品触达、服务流程，围绕科技创新的不同领域和阶段，创设了“全周期、伙伴式、定制化”的科技金融产品体系，科技贷款余额连续三年保持30%以上增速。还有，中信银行探索创新了基于机器学习模型的“火炬贷”、全线上产品“科创e贷”，并且基于数字化能力而创新了聚焦高校院所的“科技成果转化贷”、服务科技人才的“科创个人信用贷”等科技金融特色产品。综合看，如果前沿技术在金融领域更加安全、高效地深度应用，一是能够全面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和效果，使得科技企业获得“水涨船高”的效果。二是能够针对科技企业与科技创新的特征，创新更多“精准施策”的科技金融服务产品。三是使得前沿技术在金融领域得以应用之后，增强技术成熟度与可行性，从而更容易向诸多垂直行业进行推广，带动整个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步伐。

（二）数据要素是数字金融的“生产资料”，也是做好科技金融的重要基础保障。一方面，就充分发挥数据要素价值来看，能够在几方面助力科技金融创新探索。一是在数字产业链金融模式中真正体现“数据增信”的作用，从而对产业链上的中小科技企业带来全新支持模式，并且依托不同产业链的科技特征，努力贯穿于科技与产业融合的全生命周期。在实践中，许多机构已经开始利用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针对不同行业产业链的生产、销售等全流程进行动态实时数据收集与分析，从而更好地匹配资金流、信息流，为服务行业龙头的许多中小科技企业提供更好丰富的金融支持。二是充分利用各类替代数据，有效评估科技企业与科技创新的“信用共识”。面对科技创新活动的特殊性，传统信用评估方法更关注财务指标、缺乏创新能力评估、难以把握知识产权价值和技术自身风险，近年来学界和业界都在着力推动相关评估模型与指标的改善，未来还需进一步发挥多元化数据的作用，更加系统、科学、可持续地完善科技金融信用评估范式。三是有效服务于风险管理与“泡沫”控制。科技金融的最大挑战之一是难以把握技术自身的潜在风险，因此传统金融风控手段在科技金融领域可能效率降低，更需要基于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新型风控模式。同时，科技金融创新也离不开有效的风险管理与分散手段，使得参与各方的“责权利”更匹配，这都离不开数据要素的加持作用。另一方面，从数据要素变革升级为数据资产，也是当前各行业面临的重大机遇与挑战。科技创新、科技企业、科技产业链都积累了众多颇有价值的数据要素，如果相关企业能够推动数据资源入表，并被金融机构所认可，那么银行业就可以根据科技企业（科技成果）的数据资产，基于合规前提下，探索信用或抵押融资模式创新；同时，资本市场机构也可以基于科技企业（科技成果）的数据资产，探索推动相关证券化、结构性金融产品创新。当然，即便只是着力推动与科技创新有关的数据要素走向资产化，也能够给科技发展带来内在动力，因为对于人工智能所代表的前沿技术来说，都离不开各方支持建设高质量的数据集。

回顾历史，在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之前，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工作处于萌芽期和“各自为政”阶段，2015年之后则进入快速发展和完善期。尤其是 2023年3月，在《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全面统一了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也使得金融消费者保护工作进入全新阶段。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杨涛在《北大金融评论》发文表示，虽然金融消费者保护已经上升到金融监管工作的核心层面，但在实践中还存在诸多政策与模式上的难题与挑战。针对未来一段时间的监管重心来看，可以观察到几方面的趋势。一是将加快构建“大消保”工作格局。二是将体现以适当性管理为核心。三是抓住一些重点领域深入解决现有矛盾。

去年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了建设金融强国的重要历史任务，其目的之一就是努力缓解我国金融发展的“大而不强”问题。因为经过多年的改革探索，我国金融业在许多数量性指标上已居于全球前列，但在发展质量、服务能力与效果等方面仍有不足之处，应对开放条件下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也需提升。

对此，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的前提下，需要从金融消费者保护与教育入手，一方面努力使得金融供给与日益丰富的金融需求有效匹配，另一方面努力培育更加健康的“有效需求”，从而使得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得到大幅改善，真正实现金融业高质量发展。

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理论争议

迄今为止，虽然金融消费者保护工作已经取得了突出成绩，但从理论层面来看，仍存在诸多争议与挑战。一则，需不断探讨金融消费者保护应该“保护谁”。考虑到金融产品与服务的特殊性，其消费者保护与传统消费截然不同。例如，金融市场基本功能包括支付结算、资金跨期配置、股权细化、风险管理、信息管理等，于是便相应产生了多元化的金融产品与服务，其性质特点差异较大，对应的消费者也具有截然不同的风险偏好，因此难以简单进行归类。同时，从金融消费者自身来看，其知识水平、专业能力都有所不同，因此面对弱势、普通或专业的金融消费者来说，可能保护对象的重点也应该有侧重。最后，还需要有效甄别部分“恶意金融消费者”，尤其是与金融黑灰产“串谋”带来的诸多挑战。

二则，需缜密分析金融消费者保护应该“保护什么”。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着眼点应该是各类金融“权益”，但究竟什么是具体的权益，仍然存在理论争议。国务院办公厅2015年发布《关于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了要保障金融消费者财产安全权、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依法求偿权、受教育权、受尊重权、信息安全权这八大权利。其中的财产安全权、公平交易权、依法求偿权相对比较清晰，知情权、自主选择权、信息安全权则存在着一定模糊性，受教育权、受尊重权则在落地过程中更不容易把握具体边界。由此来看，对于日益复杂的金融体系与金融产品所对应的消费者权益，还需在理论层面进一步深入研究和细化。

三则，金融消费者保护还离不开“谁来保护”和“怎么保护”。一方面，随着现代金融创新与变革的演进，原有的银行、证券、保险类产品的边界更模糊，许多风险“隐患”都产生于业务交叉或空白地带，因此在新的监管改革框架下，由金监总局进行了职能统一，但并不意味着监管协调问题彻底解决了，仍需不同监管部门、非金融主管部门、行业协会的协同努力。另一方面，需构建包括立法保护、监管保护、行政保护、司法保护、自律保护、社会保护等在内的多层次保护机制，同时应深入研究数字金融时代的消费者权益保护难点，并且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手段，反过来全面改善金融消费者保护渠道、方法、路径、工具等。

 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实践挑战

 回顾历史，在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之前，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工作处于萌芽期和“各自为政”阶段，2015年之后则进入快速发展和完善期。尤其是2023年3月，在《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全面统一了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也使得金融消费者保护工作进入全新阶段。目前，由于金监总局尚未出台新的规则，所以现有金融消费者保护工作仍然延续了原有相关部门的制度和模式。

 一是形成包括《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9号令）、原银保监会发布的《银行保险机构消费者权益保护管理办法》（5号令）、《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等在内的金融体系监管规则。二是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作为上位法的支撑下，市场监管部门对于金融消费者保护负有部分监管职责。如2023年12月，市场监管总局与金监总局签署了《加强非法金融广告信息监测处置工作框架协议》，就金融广告领域的消保工作达成合作。三是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规的支撑，网信部门也可以从“信息安全权”的角度对于金融机构进行监督与执法。

 需要注意的是，在金融消费者保护实践中，关于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许多概念边界与权益特征事实上仍然存在不清晰之处。其中，“金融消费者”“银行保险消费者”和“投资者”就存在适用规则和监管模式的差异性。具体看，一是“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权益保护的规则存在差异，如银联理财产品事实上具有了私募基金产品的特征，但是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的要求却比基金投资者要低。二是“金融消费者”和“银行保险机构消费者”只包括自然人，“投资者”则可能包括自然人和非自然人，而有些地方政府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法规也可能涉及非自然人。三是在2019年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简称《九民纪要》）形成共识之后，司法系统对“金融消费者”的认定范围，逐渐变得远大于金融监管规则所规定的范畴。四是如果按照人民银行9号令和原银保监会5号令的规定，需承担金融消费者保护职责的机构包括银行业金融机构、保险机构和非银行支付机构，其他各类金融机构承担金融消费者保护职责的法律依据并不明晰。

 因此综合来看，虽然金融消费者保护已经上升到金融监管工作的核心层面，但在实践中还存在诸多政策与模式上的难题与挑战。针对未来一段时间的监管重心来看，可以观察到几方面的趋势。

 一是将加快构建“大消保”工作格局。金监总局将与人民银行、证监会、其他部委协同推动建立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协调机制，明确职责分工，建立信息共享、公众教育、适当性管理等协作机制。同时，还需研究制定统一适用的政策措施，确保同类金融产品和服务适用统一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标准。适时推动制定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法规，为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提供更高层级的法制保障。

 二是将体现以适当性管理为核心。亦即把适当的金融产品、通过适当的渠道提供给适当的消费者。其中金融产品适当性是指要根据消费者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目标、财务状况等因素，向消费者推荐适合其风险承受能力的金融产品；销售渠道适当性是指应当基于金融产品的特点和相应的客户群体特征，选择适当的销售渠道进行销售；目标客户适当性是指金融机构在设计产品和服务时，应当明确目标客户群体，确保产品和服务与客户的实际需求、风险承受能力和投资目标相匹配。

 三是抓住一些重点领域深入解决现有矛盾。如建立金融消费者投诉举报流程和标准体系，制定“有效投诉”认定标准和筛查办法，健全“转、受、办”处理机制，确保群众合理诉求得到及时响应、妥善解决。再如，围绕保险退保、信用卡投诉、车险理赔、个人住房贷款提前还款等投诉相对集中领域，系统研究解决办法，强化源头治理等。

 金融机构需提升金融消费者保护能力

 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离不开对金融机构“压实责任”，因为其在保护消费者权益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首先，金融机构的丰富资源和信息优势使其能够深入了解消费者需求，设计和提供符合消费者利益的产品和服务，进而提升消费者满意度和信任度。其次，金融机构受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承担着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责任，确保消费者在金融交易中的权利不受侵犯。此外，金融机构的市场地位和影响力使其在推动消费者保护工作中具有示范作用，能够影响整个行业的综合水平。金融机构的专业知识和技术手段也可以助其有效识别和管理风险，建立健全的风险管理体系和内部控制机制，从而保护消费者权益。最后，金融机构在社会公众和监管机构的监督下，本就需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维护金融市场秩序和稳定，增强公众对金融产品与服务的信任。

金融领域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多次提及“金融”。“必须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统筹推进财税、金融等重点领域改革，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防风险、强监管，促进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制定金融法”“强化贸易政策和财税、金融、产业政策协同，打造贸易强国制度支撑和政策支持体系，加快内外贸一体化改革，积极应对贸易数字化、绿色化趋势”。就此，《人民周刊》专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杨涛，深入解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国家金融与发展的重要意义。

一、把握“放”与“管”的尺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记者：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牵引，从“重点”到“牵引”，如何看待这种表述的转变？

杨涛：就党的重要会议的相关表述来看，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逐渐提升和凸显。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经济建设毋庸置疑地成为核心主线，这也决定了必须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不动摇，并且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

对于经济体制改革，我觉得最值得关注的有三方面内容。一是把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所谓“高水平”，通常是指某领域或某方面达到了较高的标准或层次。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始终坚持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当前提出的“高水平”则意味着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仅要巩固现有成果，而且应该创新、探索、推动新改革，使得经济体制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再上新台阶。二是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本次全会把这一重要任务分解为诸多重要领域的体制改革措施，包括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宏观经济治理体系、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等，由此可见，全会把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落到了各个有机组成部分，有助于推动体制改革齐头并进、协同发力。三是经济体制改革与其他领域的改革“两手抓”，除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浓墨重彩”之外，全会还强调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生态文明体制、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等改革，这些不仅是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也是经济体制改革能否顺利推进的基础保障。

记者：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市场经济要“放得活”“管得住”。如何理解这两个词的含义？如何把握“放”与“管”的尺度，才能让市场稳定又有活力？

杨涛：所谓“放得活”，是强调要真正激发市场经济的内在活力与动力，使其能够发挥资源配置的基本功能，服务于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所谓“管得住”，则应是指避免市场竞争与发展中的“无序”与“失灵”，从而影响经济社会稳定与居民福利。“放”与“管”本身形成了一对“跷跷板”，其平衡存在诸多挑战，这不能只依靠行政力量，更需要稳定的制度规则。对此，全会特别强调要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如“加强产权执法司法保护，防止和纠正利用行政、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健全依法甄别纠正涉企冤错案件机制”。二是“放”与“管”的次序把握还需权衡。一方面，只有真正“放开”市场经济活力，不断“做大蛋糕”，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稳固的发展基础，因此，强调“管”不能阻碍合理的“放”，例如全会强调“坚持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另一方面，“管”为“放”提供底线原则，明确市场经济活动的“雷区”与“灰色地带”，尽可能形成公平有效竞争的市场格局。三是面向市场经济各类主体，“放”与“管”要形成有效的“横向公平”与“纵向公平”。前者是指对于经济条件、发展禀赋等相同的市场主体，“放”与“管”要把握相同的尺度与原则；后者则是指对于基本条件、发展环境存在较大差异的市场主体，则“放”与“管”需考虑是否应有合理的区别对待。

二、重申“两个毫不动摇”多种所有制经济同获利好

记者：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重申了“两个毫不动摇”，同时对民营经济参与国家重大项目提出了具体指示。如何看待这一要点？国内民营企业通过改革可以获得哪些利好？

杨涛：民营经济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也是承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主体之一。本次全会在重申“两个不动摇”的同时，对于充分保障民营经济利益和激发其活力提出了更多要求。如突出强调了“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由此可见，从资本、土地、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到中央大力推动的新型数据要素，都需要给予各方主体以更加平等的机会，尤其是我国已过了生产要素的大规模、低成本投入阶段，更需要集约使用与公平运用，从而带来更为丰富的市场竞争活力。再如，全会强调要“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深入破除市场准入壁垒，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经营主体公平开放，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应该说，历经多年改革探索，民营经济面临的显性壁垒逐渐减少，但各类隐形壁垒仍然较多。尤其近年来，民营经济、民间资本、民间金融运营中出现了一些风险问题，使得某些偏见性的认识进一步增加。对此，全会再次强调相关原则，也有助于充分体现坚持鼓励民营经济的政策导向与合理纠偏，从而稳定市场预期。

记者：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释放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明确信号，不仅惠及国计民生，也将对世界经济产生深远影响。彭博社撰文指出，三中全会因其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潜在影响而显得格外突出。如何看待外媒的这种说法？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可以为国际投资者带来哪些机遇？

杨涛：本次全会进一步突出了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中长期体制改革的重要价值。21世纪初，我国加快改革和积极加入WTO，通过参与产业、要素、资源的跨国优化配置，逐渐享受到全球经济增长的红利。虽然近年来，全球出现了贸易保护主义、经济碎片化等现象，但全球化、开放共赢仍然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在此背景下，只有坚持高水平开放，才能使我国经济在全球市场的“大风大浪”里持续经受考验，分享更多红利。同时，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国拥有全球少有的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庞大的市场空间，坚持开放也能够给全球经济发展和各国资源禀赋优势互补提供重要支撑。

三、做好“五篇大文章”全面推动金融强国建设

记者：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改革要有积极的联动效应，注重整体性、系统性协调发展。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联动各行各业、千家万户。本次全会多次提到金融问题，也是对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精神进一步突出和阐述，重点体现在哪些方面。

来源：《人民周刊》2024年第15期

近日，人民银行、科技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扎实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的工作方案》，其中提到要“强化股票、新三板、区域性股权市场等服务科技创新功能”。对此笔者认为，资本市场要更好地服务科技金融大文章，还需从许多层面努力缓解各类堵点问题。

首先，直接融资服务科技创新的规模尚待提升。我国目前的融资结构仍以间接融资为主，这使得资本市场服务科技创新也难以获得“水涨船高”的保障。如2023年末我国金融业机构总资产461.09万亿元，其中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417.3万亿元，证券业机构总资产只有13.84万亿元；2023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35.59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22.22万亿元，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只有7931亿元；2023年末，科技型中小企业本外币贷款余额2.45万亿元，高新技术企业本外币贷款余额13.64万亿元，同期A股整体IPO募集资金和再融资才分别为4110亿元、7632.12亿元。事实上，考虑到科技企业和科技创新具有周期长、不确定性大、抵押物少等特点，直接融资应该在支持其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当然，考虑到直接融资活动比间接融资更加复杂，也需要更为完善的法律、法规加以支撑，才能使得资本市场真正助力科技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

其次，资本市场还需为科技创新提供更多的激励引导。据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的数据显示，2023年全市场高技术制造业上市公司实现营收、净利润6.76万亿元、0.38万亿元。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实现营收、净利润15.34万亿元、0.99万亿元，其中新能源汽车产业营收、净利润同比增长16.44%、13.03%，高端装备制造产业营收、净利润同比增长6.92%、5.74%，增速远高于市场平均水平。可以看到，上市公司里已经集聚了一批优质科技企业，对于其创新活动，除了股权再融资支持之外，还应探索更多的直接金融、结构金融类产品与服务，实现资本市场对科技创新的“奖优罚劣”，形成长期、可持续的科技金融资源保障。

还有，科创板在服务科技创新方面仍有完善空间。应该说，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是资本市场改革的成功举措之一，其近年来支持“硬科技”的集聚效应和示范效应持续增强，也为诸多科创企业提供了融资便利。据统计，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加码研发投入，开板以来平均研发强度保持在10%以上，83家公司研发强度连续三年超过20%，近三年整体研发投入复合增长率达24%，2023年整体研发投入金额达到1561亿元，是整个科创板公司净利润的两倍。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的中位数是12.2%。同时客观来看，一是科创板的发行定价环节仍有优化空间。如相关数据显示，573家科创板上市公司中，347家存在超募现象，占比在六成左右，其背后可能是高发行市盈率。二是交易环节仍存在不足，如据证监会数据显示，科创板运行两年来主要指标表现平稳，但流动性出现分化，头部企业成交情况较好，而中小市值企业交易活跃度仍待提升等。

再者，新三板服务中小企业科技创新的能力还有待进一步发挥。北交所从设立之初就定位于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据统计，截至今年1月14日，北交所挂牌公司中的高新技术企业占比超九成，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近五成；多家公司被评选为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多家企业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平均研发强度超过4%，是规模以上企业平均水平的3倍；平均每家拥有约20项有效发明专利，是全国高新技术企业平均水平的两倍还多。2024年上半年累计新进层公司数量预计达370家，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114家，占比31%。同时也要看到，一方面北交所挂牌公司真正实现挂牌公司的质量优化，仍然不是“一蹴而就”能实现的，另一方面流动性不足问题，也需进一步探索改革对策。

最后，区域股权市场服务科创也存在一些挑战。众所周知，国内最早的区域股权市场是2008年成立的天津股权交易所，经历了多年市场治理，目前国内共有35家这类“四板市场”。就其运行情况看，一些交易所仍存在融资门槛较高、融资效率较低、交易不够活跃、信息披露不够规范等众多问题。对此，考虑到许多科创企业在初创阶段可能距离其他市场的门槛较远，所以区域股权市场可以成为科创企业在“萌芽期”的重要助力，也可使其提前接受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功能“路演”。当然，现有区域股权市场发展仍需进一步协同，也亟需推动法律法规、监管机制、系统建设等方面的协调统一，明确各类建设标准与原则，从而形成高质量服务中小微科创企业的规模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