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如今，科技运用精确的计算告诉我们，自由同独裁统治、欺诈相比能带来更多的价值。通过将古代的摩西法则和现代的数据运算结合在一起（参见图表9.1、图表9.2和图表9.3，以及第九章)，本书向我们展示了：

（1)在2007~2009年的危机中，某个国际货币兑换商的欺诈行为，造成了投资者67万亿美元的损失(仅在美国一国就造成了30万亿美元的损失)。

(2)截至2013年，2009~2012年自由市场以每年34万亿美元的速度逐渐复苏并重新创造财富（美国为每年17万亿美元)。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自由的捍卫者，德国人民选择在和平与繁荣中度过这近70年的时间，而非继续追随并拥护国王和独裁者，也正是后者导致了历史上两次几乎波及全球的世界大战。2014年初，德国和美国一道携手反抗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威胁行径。依据上面的计算准则，俄罗斯总统普京为占领乌克兰所付出的代价是俄罗斯财富贬值50%。

以10年期债券收益率为基准，现在1美元的现金流价值是1卢布的现金流价值的2倍多。由于德国在国防上可以依靠美国的能力作为协助（正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苏联面临德国的侵略获得了美国的帮助一样），现在德国每一单位货币的价值是俄罗斯的2.4倍。这就是如今人类社会中自由与侵略相比所显示出的优势。

经验是通过我们所犯的错误而获得的知识，智慧是通过了解他人所犯的错误而获得的知识。美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主共和国，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国家。我们整整经历了175年的时间才改正错误——宪法和法庭最终通过了一人一票的普选权。美国人仍然在努力了解自由市场运作的奥秘。通过总结自身经验并从其他国家的智慧中学习知识，在研究美国是如何发展成为目前世界上最优秀的金融体系过程中，我们会尽力不让您感到无聊。但是，阐述有关金融方面的问题总是让人感到枯燥。

早在摩西法典中就已对欺诈进行了定义。然而，直到1929年金融市场崩溃后，美国才有所反应，最终结束了一些自“繁荣昌盛时代”（尤指美国内战后的28年期间，约在1870~1898年）就存在的欺诈性表外负债项目和其他强盗行为。在美国1933年和1934年分别实施银行和证券法律改革之前，投机者只发布母公司的财务报表，运用层层的子公司和信托机构隐藏欺诈行为。虽然强制性地合并会计报表终结了很多这样的行为，但是这并不能终结那些隐藏在欺诈背后的操纵和投机行为，也正是这些欺诈行为在几十年后又引发了新的金融危机。

本书描述了一部分错误行为，它们也是美国金融市场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2007~2009年的金融危机证明了为什么我们要停止使用表外债务。本书中，我们将解释这样做的原因以及如何正确完成金融交易活动。投资者现在才知晓在次贷危机爆发时，巨大的表外负债泡沫经过数十年的增长在世界范围内已经达到了67万亿美元，仅美国一国就达到了30万亿美元。2007年，这个积累起的巨大泡沫在人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破灭并打破了世界的平静。相对于股东权益的67万亿美元表外债权，几乎摧毁了自摩西时代起积累的所有财富。一些人至今仍在思考这些隐藏起来的欺诈行为是如何触发了2008年的大规模危机。这是隐藏于表外交易的欺诈行为所引发的泡沫，巨大泡沫不断的积累而产生病毒性影响。

上一次同样的金融危机发生时，富兰克林·罗斯福曾说：“我们唯一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在科技和自2005年开始的信息披露要求的帮助下，美国现在已经能够以天为单位精确地测度美国公司债券市场上投资者的恐惧程度。通过每日公司债券利差的披露，领导者可以清楚地了解投资者的反应：他们每天做出的决策是能够吸引新资金投入的明智决策，还是会赶跑投资者的错误决策。在晚餐之前，他们就可以知道决策在自由市场中的实际收益或成本。

“安然事件”使得美国开始想办法完善衡量市场恐慌情况的手段，这些恐惧情况体现在债券利差中。这些测量手段并不能精准地运用在其他锁域。除了本·伯南克和其他小部分人外，美国的领导人在2008年9月之前基本上都忽略了这一新指标。当欺诈的泡沫开始破灭时，来不及通过微调的方式来调整。所以美国和它的盟友被迫使用一个古而有之的途径来解决问题：国有化附加货币化。美国努力将1998~2008年的错误转化为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运用这个权宜之计，通过临时效开流动性和提供资助的方法，挽救了世界金融状况。

其他国家是否能选择一条更明智又不那么艰难的路，要由他们自己选择。2014年3月3日，通过已掌握的投资者恐慌指数对普京发出警告，俄罗斯干预乌克兰自由市场发展的行为是一个错误，正如亚当·斯密在曾经劝告乔治三世国王时所说，“同英国的殖民地友好地开展贸易远比尝试统治它们更加有益”。

后来俄罗斯依旧选择通过犯错误来获取知识的经验型学习模式，而不是开篇所说的通过他人错误而获取知识的智慧型学习模式。在改革期间，很多俄罗斯人缺乏足够的耐心，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对此感到十分遗憾。因为全球有太多人愿意等待甚至永远等待自由经济的到来。当耶稣在世的时候，希勒长老曾因“舍我其谁，时不我待”这句话而家喻户晓。我们希望智慧所带来的和平和繁荣，能够永远盛行，并且现在正是培养智慧及其他要素的最好时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和平时期，乔治·马歇尔向苏联证明：和平可以挽回当前所有的损失。同样，金融的稳定对于这样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

本书开篇表达了对罗伯特·M.费舍尔的感谢，他作为一名证监会的律师兼经济学家，在11年前花费5小时的时间，耐心地听弗莱德·菲尔德坎普解释一种交易方法，弗莱德的一些客户通过该方法完美地完成了独立金融交易活动。客户们在该活动中以金融资产为基础(如家庭抵押贷款和汽车贷款等)，创建了无风险套利机制。私人部门的创新品抵押担保证券，最终成为促进美国债券市场达到均衡状态的有效工具。1983年，抵押资产证券化为居民抵押贷款市场而创立，并于1993年传播至其他金融资产市场，其扩大了金融市场的范围，为经济体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近几十年来，这些机遇都被商业银行严格地控制着。2009~2013年，美国中央银行运用类似的金融套利的方法使金融市场摆脱危机。对私人部门投资者而言，无风险套利是投资者在世界范围内保持金融稳定和经济繁荣的基石。

在听取数小时的报告后，费舍尔先生看着弗菜德说道：“您刚刚为我们提供了宏观经济学中最后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金融稳定性的解决方法。”

大约在那次会议两年之后，证监会要求市场通过交易报告和合规“引擎”（TRACE)系统实时报送所有的公司债券交易价格、规模和其他交易细节。不久之后，美国金融监管局（也称FINRA)这一自律性组织，开始使用那些数据编制每日的实时收益率指数，以便投资者可以看到每日信用利差的变动情况—这也是银行家们通常小心翼翼地向竞争对手隐瞒的信息。

信用利差衡量不同等级债券收益率的差异。它们精确地反映出投资者对日均利差变化后的恐惧程度，即美国市场政策和可给予投资者债券市场暗示的所有相关事件。第九章的图表9.1、图表9.2、图表9.3显示了自2007年到本书的撰写期间，美国市场的信用利差上下波动的情况及原因。表9.1运用数据来反映信用利差变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本书要感谢牺牲了无数闲暇时间的费舍尔先生及弗莱德先生。弗莱德先生自2006年从律师事务所离职后，一直运用信用利差数据来预测市场走势或评论、建议相关的政策措施。

政府和监管者通过标注出美国债券投资者对于每天所发生事件的实际现金交易模式的反应，并将这些信息汇总到几个简单表格中，即可准确地观察出不同政策下投资者反应，同时看到这些政策是如何引发了20072009年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大崩溃。当一切结束后，他们还可依据每一步的成功与失败的数据，进一步进行美国金融市场的改革，并观察2009年之后在几个影响世界范围投资者的小型危机中，信用利差的涨落情况。

在每个交易日收盘90分钟后，纽约证券交易所向市场提供这些债券数据。因此，每个感兴趣的人都可在每晚收盘后，通过观察当天的数据来判断美国领导者的政策效果。这些数据同样适用于短期行为的改正和后续实施。

这是金融史上第一次，每个人都掌握着实时的现金交易数据，并由此了解政策行为是否会影响或者干扰这些数百万债券的投资者，这些投资者以每天数百亿资金的操作反应着他们对领导人政策的观感。无论是通过明智的做法还是从错误中学得的经验，在这些数据的帮助下，我们可以用知识来替代政治的修辞。

每一个人都拥有并应行使决策权。在这些事件中，每一个经济学家都应该悟出只有那些债券投资者的反应才可以判定领导人行动的成功或者失败的道理。毕竟，无论对于美国总统还是美联储主席或者是国会的领导人来讲，像道琼斯工业指数、联邦基金利率和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这样的市场指标才是政治和金融的最终“晴雨表”。

在本书的调查过程中，弗莱德意识到在观察债券利差时，我们不仅可以观察到重大事件对美国过去十年的影响。在几个世纪中，许多经济观察家们都不知道利用何种方法来准确而实时地衡量驱动资本市场变动的恐慎心理。因此在弗菜德之前，该研究项目已经有所发展，弗莱德进一步推进了该研究，他也曾和他的朋友兼合作者克里斯托弗·维伦讨论过这些发现。

通过多年的合作与研究，作者们开始意识到，在所有市场上回荡和流动的信心和恐惧，是决定金融和经济稳定以及国家最终财富的关键要素。而美国是唯一一个在制度上能够保证对金融稳定性进行衡量的国家，因为只有美国才有能力公开每日信用利差和其他公司债券市场的信息。

在我们的观察中，人类4000多年历史中的战争和危机大约都是由美国公司债券市场中所存在的日常问题引发的（在美国经济大萧条之前、期间和之后)。在《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一书中，约翰·梅里曼写道：在16世纪早期，一个意大利籍的流亡者告诉法国国王，如果帝国想要进攻米兰公国，最重要的三件东西就是钱，更多的钱，还有更多的钱。他所描述的就是货币贬值和军事冲突之间的关系。

直到1776年，当亚当·斯密因出版区分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论著而获得赞誉时，那些公开反对统治者利用货币政策来维持权力和战争开支的人最终都被处决。20世纪，通过增加金融运用范围来创造新的经济机会，从而使货币战争更加民主化。事实上，投资者可以运用自有资金来投票并抵制领导者错误的政策决定。

在2000多年的时间里，我们都在寻找解决金融不稳定性的方法。它存在于信用利差和其他债券市场数据的公开报告中，也存在于包括其他利差的金融结构运用中。2007~2009年的金融危机，可以使我们更快地接触到真正的金融民主化，并减少未来经济错位和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如果我们能够正确地使用这些解决方法，那么就可以在系统开始失去平衡前（由于诈骗或者是其他不稳定性的来源)，投入任意可以拯救世界的要素。在我们成功的挽救世界后，就可以找寻解决危机根源的方法。

美国、英国、欧洲和日本的中央银行已经向世界证明：他们清楚在金融危机产生过程中需要采取哪些措施来引导经济体提升价值并恢复投资者信心。问题是，我们能否将这些知识制度化，控制市场在恐慌和兴奋中的波动幅度，并因此极大提高所有自由人士的经济福利。

 弗莱德·菲尔德坎普

克里斯托弗·维伦

2014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