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金融风险形成的仍以银行不良资产风险和监管为主发动机，银行业过快的商业化、国家信用的过度使用以及非银机构围绕银行资金形成的影子银行体系交替发挥作用，放大了潜在金融风险规模，导致风险结构和治理的复杂化。
以供给则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宏观调控体系逐渐形成，其具体任务就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即被简称为“三去一降一补”，同时形成了“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产业政策要准、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五大政策支柱。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去一降一补”中，有一系列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组合，这其中，货币政策理应发挥其应有的重要作用。
中国的周边国家多处于工业化启动阶段，而中国在工业化的探索上有一套为实践所证明的成功经验，这套经验为许多“一带一路”沿线的后发工业化国家所适用。自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正在把自身的成功经验延伸到“一带一路”的开发中来，探索一条不同于发达国家全球化的新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