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业风险现状与防范

曾刚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银行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主任

编者按：

本文节选自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年度旗舰成果《管理结构性减速过程中的金融风险》第六章。

《管理结构性减速过程中的金融风险》是实验室“中国金融与发展报告”系列研究成果的首部，已于3月24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上发布，并受到普遍好评。报告基于连续12年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翔实数据，深度剖析了企业、居民、政府、金融系统、对外等部门的主要风险，并从完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角度，提出了宏观调控和改革建议。其它主要章节将相继在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微信公众号推出，敬请关注！

本章要点：

l  本轮不良贷款风险主要根源于国内外经济结构的深刻调整，从2012年至今，已经持续了五年左右。

l  不同行业的调整开始时间不同、调整速度不同，因而此轮不良贷款在行业上以及行业所集中的区域上存在较大分化。

l  总体上，随实体经济的企稳，银行业不良资产的压力正在趋于平稳，整体风险的拐点虽不一定很快出现，但部分地区已有好转迹象。风险在整体上可控、可承担。

l  利率市场化背景下，非信贷业务发展有其合理性，但其过度发展的风险需要高度关注。既有微观层面的风险，也有宏观层面的风险，并在2016年底有所显现。

l  随着监管政策的逐步到位，预计2017年，非信贷业务将会出现较大变化，或将有利于银行的创新回归正常、合理轨道。

近几年中，中国经济进入了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阶段。与此同时，随金融市场化加速，金融业外部环境快速演变。多重冲击之下，银行面临的各类风险挑战也逐也愈发复杂和严峻。

第一节 信贷业务风险与防范

一、不良贷款现状及特征

总体上看，过去几年中，在经济持续下行的背景下，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质量不断恶化。截至2016年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5123亿元，较上季末增加183亿元，继续小幅上升；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74%，较上季末下降0.02个百分点，全年不良贷款率基本保持稳定。

图1  中国商业银行不良率及其构成（单位：%）

数据来源：Wind

分机构看，截止到2016年9月末，农村商业银行不良率最高，为2.74%，外资银行最低，为1.41%。从不良贷款余额来看，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规模最大。在实践中，或是出于银行监管评级方面的考虑，或是出于绩效考核的原因，商业银行有较强的粉饰不良贷款的动机，具体的方法包括债务重组（续贷）、科目调整（将事实上的不良放入关注类贷款）、不良贷款出表（通过同业业务、理财等业务，将不良贷款暂时出表）和资产管理公司通道（与资产管理公司进行交易，但并不是不良贷款的最终转移，只是临时性的代持）等等。所以，目前公布出的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率有可能大幅地低估了真实的不良贷款水平。但这应该不会误导不良贷款的趋势。掩盖不良的最简单方法就是将实际的不良放入到关注类贷款科目，导致该类贷款规模和占比迅速上升。关注类贷款余额从 2014年9月末的1.83万亿上升到2016年9月末的3.4万亿，占比则从2.47%上升到了4.10%。如果把关注类贷款均看作潜在不良，则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将上升到5万亿左右，不良率则可能在6%左右。

图2  商业银行关注类贷款余额与占比（左轴：亿元；右轴：%）

数据来源：Wind

总结此轮银行业不良贷款暴露，有如下一些特点。

1、客户结构特征

企业客户是信用风险的主要来源，从小微企业到大型企业风险全面蔓延，单户亿元以上大额不良贷款问题突出。受国内外经济增速放缓影响，小微企业面临成本上升、资金紧张等问题，因抗风险能力较弱，对经济环境变化高度敏感，此轮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反弹首先表现为小微企业违约率上升，部分以小微企业为主要客户的地区中小银行的不良压力相对较低。随着风险不断扩散，许多中型企业、大型企业也开始陆续出现违约现象，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快速增长，信用风险集中爆发。个人类贷款信用风险较低，资产质量相对较好，截至2016年末，不良率仅为0.79%。其中，信用卡不良率为1.84%，汽车贷款为2.15%，住房按揭不良为0.39%。

图3  不良贷款余额占比（分行业）

数据来源：Wind

2、行业结构特征

不同行业不良贷款率差异较大。一些行业如批发零售业、信息技术服业和制造业等行业不良贷款率相对较高，不良资产问题较为突出。这些行业通常与经济周期密切相关，周期性明显；2015年，批发零售和制造业的不良率分别为4.25%和3.35%；批发零售、制造业、建筑业、采矿业不良率上升较快，2015年比2013分别上升了2.09、1.56、0.89、2.82 个百分点，采矿业不良上升速度最快；公用事业（包含水电燃气、卫生、社保、水利、环境、教育等行业）不良率较低，2015 年不良率都在0.5%以下，且近年有所下降。

图4  不同行业不良贷款率比较（%）

数据来源：Wind

3、地域结构特征

信用风险由东部发达地区向中西部地区逐步扩散。在经济下行时期，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区域最先受到冲击。在我国江浙民营经济较为活跃、外贸企业较多的地区，违约风险最先显现，不良贷款开始反弹。随着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不良反弹的现象开始呈现从长三角地区逐步向珠三角、环渤海、中西部地区多方扩散的态势。从四大行年报披露信息来看，大型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区域结构特征十分明显。以农业银行为例，不良贷款的反弹最先发生在长三角地区，2012年末，长三角地区不良贷款余额较2011年末增加了32.6%，不良贷款率也从2011年末的0.98%上升至2012年末的1.19%。随后，珠三角、环渤海等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西部地区不良贷款余额开始上升。2014 年开始，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不良贷款余额也开始反弹，不良贷款余额快速增长，信用风险全面扩散。

4、风险程度特征

风险程度加深，风险形态劣变。从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公开数据得知，自 2011年底起，四大行逾期/不良贷款比率已由接近或低于1，反转为超过1，并呈稳定上升趋势。截至2016年6月末，五大行的逾期贷款总额9054亿元，逾期贷款比不良贷款高出52.8%，达到200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逾期贷款作为资产质量恶化的领先指标，表明借款人受到的流动性约束不断增强，在经济下行期会大概率反映在未来不良资产中。上述数据显示，一方面显示随着国有银行资产净化的股改红利逐步释放，前瞻性风险分类政策已调整为按银监会规定逾期90天作为不良分类底线的方式；另一方面也说明尚有较大比例的逾期贷款并没有“显性”反映为不良，进入移交处置环节不良贷款的整体质量从逾期时间、风险特征上已较过去显著下降，后期清收处置难度必将进一步提高。

5、风险传染性特征

一是隐性集团、担保圈等风险凸现。福建、浙江、山东等地，多家企业相互担保或连环担保形成的隐蔽性极强、风险关联度极高的利益链条或利益集团逐渐浮出水面，一旦利益链上某一环节资金链断裂，风险快速传染，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隐性集团、担保圈内企业信用风险集中大量爆发，成为商业银行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的高危点。二是上下游产业链风险传染性增强。当前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已开始从钢铁、光伏、船舶等困难行业向其上游、下游行业和相关产业继续蔓延，信用风险沿着产业链呈不断扩散趋势，商业银行风险防控的难度愈来愈大。三是金融机构间风险传染性增强。随着大型商业银行股改红利逐渐释放以及经济下行影响叠加，不良贷款余额2013年后出现快速上升，股份制银行、城商行以及外资银行不良余额虽然上升幅度相对较小，但不良率却保持了快速上涨，资产质量同样不容乐观。在金融机构普遍面临不良管控压力的情况下，企业难以获得新增贷款或者借新还旧贷款，在多家金融机构均有授信的企业一旦出现风险信号，共担风险的金融机构间由于信息不充分、激励不相容，容易陷入“囚徒困境”，基于自身利益考虑，触发单方抽贷、停贷、压贷行为，导致企业风险状况进一步恶化，资金链断裂，进而导致多家金融机构贷款全部彻底形成不良。

二、不良贷款的发展趋势与风险评估

对不良贷款未来的发展趋势，我们有如下几点判断：

一是不良资产风险在短期内还将进一步上升。由于不良贷款风险的暴露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在经济继续下行的背景下，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质量会进一步恶化，不良贷款风险进一步上升。但仍在可控范围，且有逐步放缓的迹象。

2016年9月末，上市银行平均不良率水平为1.55%，较2015年底上升约6bp。2016年9月末，上市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1.14万亿，较年初增加约500亿元。2016年以来，尽管不良率和不良贷款仍持续小幅上升，但不良贷款余额增速有明显放缓趋势，前3季度增速为18%，远低于2015年48%的水平，也低于2016年前两季度的29%。上市银行中，国有大行不良率最高，为1.72%，股份行次之，为1.63%，城商行最低，为1.38%，三类银行分别较2015年底提高12bp、9bp和8bp。我们预计，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率的上升趋势在未来会进一步减缓，部分地区可能会在2017年内出现拐点。

二是不同区域和不同行业未来信用风险走势存在差异。从传导路径来看，此轮风险从产业链自下而上蔓延的特征较为明显，下游行业集中的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也因此成为风险暴露的起点。考虑到长三角、珠三角地区风险暴露时间较早（从2011年第4季度算起，到今年底已经有5年时间），加之这些地区的企业多以民营中小企业为主，行业市场化程度较高，过剩产能的调整较为充分，预计其已接近风险拐点，不良率可能在短期内（2017年中）逐步见顶企稳。但以重化工和资源型行业为主的中游、上游行业，一方面因为其调整开始的时间相对较晚，一方面因为这些行业多半为国有企业主导，行业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仅仅依靠市场自发的调整，难以在短期内有效出清过剩产能，而必须要国家层面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以推动。预计在过剩产能有效去除之前，这些行业以及这些行业所集中的地区将继续面临不良贷款上升的挑战，预计时间在三到五年之间。

三是房地产行业的风险值得关注。总体上看，目前房地产相关贷款（尤其是个人按揭贷款）的不良率相对较低，但在过去几年中，由于企业有效信贷需求不足，导致商业银行将大量的信贷资源投向了房地产相关领域，占全部新增贷款的比重迅速上升，2016年以来甚至超过了50%以上。截止到2016年9月末，我国商业银行按揭贷款余额估计在18万亿左右（6月末为16.55万亿），加上4万亿上下的公积金贷款（2015年末，公积金贷款余额为3.3万亿），居民部门的按揭贷款存量大概在22万亿左右。占全社会未清偿债务（社会融资存量扣除股权类融资）的比重约为15%。从居民部门整体负债的角度，计入消费信贷之后，整个居民部门负债（含经营性贷款）占全社会债务的比重约为25%，剔除经营性贷款之后的占比在19% 左右。居民部门整体的债务负担水平不算太高。

再看实际的风险暴露情况，截至2015年底，我国住房按揭违约率仅为0.39%，房地产业贷款违约率为0.81%，均远低于银行整体的不良水平，我们认为，短期内住房按揭以及房地产业贷款的风险暴露都不大，预计银行未来仍然有一定的信贷投放动力。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尽管短期风险不显著，对按揭贷款的过快增长（2016年全年增速高达86.4%，上半年更是达到了110%）以及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涨仍需高度警惕。毕竟从全球范围经验来看，房地产价格波动对金融体系稳定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居民部门杠杆率在短时间内迅速上升，偿付负担持续超过收入增长，都可能成为潜在风险的诱因。从防控风险考虑，商业银行的确需要适度提高房地产相关贷款的准入条件、加强对借款人资质审核，从之前单纯追求业务规模扩张，逐步转向质、量并重。

四是信用风险仍在可承受范围。截至2016年末，商业银加权平均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 10.83%，加权平均一级资本充足率为 11.3%，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为 13.31%；同期，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为26676亿元，拨备覆盖率为176.40%，贷款拨备率为3.08%，均处于国际同业较高的水平。2016年末，此外，再考虑银行业目前的盈利状况，2016年商业银行实现净利润16490亿元，平均资产利润率为0.98%，平均资本利润率13.38%，在一定程度上也保证了银行消化不良的能力。

三、不良贷款处置与化解

随着不良贷款的持续上升，如何加快不良资产的处置速度、提高处置效率，成为决策部门和商业银行亟需解决的一个问题。尽管从发展历程看，中国银行业对大规模不良贷款的处置并不陌生，但考虑到目前的市场环境和上世纪末已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在推动相关工作时，有必要厘清一些基本原则，以便为不良资产处置创造更为良好的外部条件。

首先，要坚持市场化和法治化原则。在经济新常态下处理不良资产，不仅关乎银行发展，也关乎企业健康，更关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与完善。要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明确贷款市场是金融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引导商业银行用投资银行的眼光对不良贷款进行价值重估，结合债务人上下游企业、供应链金融融资状况，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并购基金、产业基金等，利用重组、并购等方式对不良贷款进行市场化处置，实现不良贷款价值的最大化。对于没有回收价值的不良贷款，要采取相应法律程序进行核销，确保“于法有据”。要把握好“早暴露、早处置、早见顶”的原则，避免采用行政干预方式，尽量不采取延后风险暴露的债务置换方式。

其次，应审慎推进债转股。债转股可以作为不良资产处置的一种手段，但要把握好以下原则：一是债转股要有利于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理顺国有企业与银行之间的关系，硬化国有企业预算约束，从源头上铲除不良贷款产生的土壤；二是债转股要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同等对待，不能采取差别化的歧视性政策；三是债转股不能依靠行政命令推进，要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依照市场化原则、采取法制化手段进行。

最后，尽快增设衡量不良贷款的前瞻性指标。我国现行的不良贷款衡量指标是一种从事后反映银行资产质量的指标，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国际经验显示，通过分析违约概率的行业、地区、客户、产品分布，可以对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做出前瞻性判断，以利于风险处置。面对不良资产不断增加且还会持续较长时间，迫切需要制定能够前瞻性反映贷款质量的指标，如违约概率（PD）等，作为现有不良贷款指标的补充。

四、债转股的影响分析

2016年10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工作进行了系统的部署，提出了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主要途径：一是积极推进企业兼并重组，提高资源整合与使用效率；二是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强化自我约束，形成降低企业杠杆率的长效机制；三是多措并举盘活企业存量资产；四是多方式优化企业债务结构，降低企业财务负担；五是有序开展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帮助发展前景良好但遇到暂时困难的优质企业渡过难关；六是依法依规实施企业破产，因企制宜实施企业破产清算、重整与和解；七是积极发展股权融资，形成合理的融资结构，等等。

在这一系列的政策组合中，市场化债转股是各方尤为关注的话题。早在上世纪末，债转股就曾经作为金融风险化解的重要手段，对推进我国银行业改革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时隔17年，在全新的内外部环境下重启债转股试点，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是值得仔细分析和探讨的问题。对银行来说，债转股的正面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

1、如果转股的债权已经形成或即将形成不良（关注类贷款），债转股可以直接降低不良贷款率，缓解不良贷款核销压力，提高拨备覆盖率，释放新增贷款额度有利于银行利润的增长；

2、经营陷入困境濒临破产的企业如果直接进行破产清算，银行作为债权人所能获得清偿比可能极低。若该企业仍具有一定的市场前景，只是受困于暂时的资金窘境，债转股可使企业进行重组，从而使得债权人在未来获得的回收比高于清算带来的回收比，债转股让银行的利益得到尽可能的保全。

3、从资本市场角度，债转股也有助于银行估值的修复，提振资本市场对商业银行的信心。

4、由银行自身或银行利益关联主体来承接债转股，和将债权或股权转让给第三方机构相比，不良资产折价率降低，银行参与意愿会更强。

从负面影响看。银行直接进行债转股受限于过高的股权风险权重比，会增加银行资本金占用。 债转股后，不良资产回收周期拉长，降低银行的资本周转率，未来退出机制仍不明朗等都会使银行慎重对待债转股。

综合上表的比较，在目前的政策环境下 ，银行将正常债权转股权的动力应该很小。转股的重点应在不良贷款或即将形成的不良贷款。由于不良贷款转股的财务粉饰意味过浓，且此类贷款获取回报的长期空间极其有限，为降低道德风险，在具体实施中,债转股应集中在可能形成不良的贷款（即五级分类中的关注类贷款上）。

总体上看，有序的市场化债转股可以加快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进程，有助于供给侧改革和国有企业的推进,也有助于缓解银行的不良资产和利润压力。此外，债转股实施可以打破杠杆率过高情况下实体企业与金融部门之间的恶性循环，这将有助于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对宏观经济的长期稳健发展提供更加有利的环境。当然，由于债转股的过程，涉及到众多的参与者，而且也涉及到性质不同的各种金融和管理活动，在实践当中要确保债转股产生更好的效果，未来可能还需要一些制度上的安排和完善。

一是股东权利行使的问题。从风险隔离的角度，商业银行显然不是理想的股权行使主体；为提高股权管理的有效性，提高债转股的长期回报，建议给予一定的配套政策，为银行行使股权提供便利，如允许银行设立资产管理的专业型子公司，优化银行与专业性资产管理机构的合作模式，以及参与转股对象企业的治理，等等。此外，还需要企业原有股东（央企的主要涉及国资委，地方国企则涉及到地方政府）的积极支持和配合，通过与金融机构的协作，共同促进国有企业治理完善和经营效率提高。

二是在监管层面。债转股过程中可能涉及到的转股定价、坏账核销，以及并表监管等等问题，做出更为细致的制度安排，尽可能降低债转股的实施成本；此外，还应加强对投资人的保护。本轮市场化债转股的资金筹集方式将更为多元，除了银行自有资金外，还允许通过发债、私募投资基金以及资产管理产品等资金来源。为避免实施机构利用信息不对称而进行风险转嫁行为，应强化对债转股业务过程的监管，提高信息披露要求，同时坚持合格投资人要求，避免债转股过程中出现风险错配。

第二节 非信贷业务及风险防范

随着金融市场的深化、金融脱媒的发展以及企业去杠杆的不断推进，传统信贷资产业务在商业银行总资产中的比重迅速下降，非信贷资产业务的占比不断提升，不仅为银行贡献了重要的短期利润来源，也成为银行中长期转型的重要方向。

一、非信贷业务发展背景

从发展背景来看，银行非信贷业务的迅速发展与金融市场化加速推进以及监管强化的外部环境有关。近年来，面对日益复杂的经营环境，我国商业银行纷纷加快业务转型和产品创新。一是金融“脱媒”的挑战。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以及非银行金融机构快速发展，使得银行间接融资在社会融资结构中的占比从2002年的95.5%一路下降到目前的60%以下，商业银行传统信贷业务受到严重的挤压。二是净利差收窄，降低了贷款资产收益率水平。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不断推进，银行净利差水平持续收窄，即使不考虑信用风险和监管成本因素，传统存贷款业务的盈利空间在过去几年中也在迅速下降。三是信用风险上升和有效信贷需求不足并存，既降低了银行信贷投放的主动性，也限制了信贷投放增长的空间。四是监管强化，信贷规模控制、存贷比限制以及特定客户类型的贷款禁入政策等，对银行直接的信贷投放形成约束，需要转换资产形式来规避监管限制。此外，通过转换资产形式（或调整会计科目），来降低资产的风险加权系数或实现出表，以此可以降低监管资本要求。等等。在上述这些背景下，银行为提升资金回报，纷纷将债券投资、同业投资、资管理财以及投资银行等非信贷业务作为重点发展方向和利润增长点

二、非信贷资产业务概况

实践中，对非信贷资产业务，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界定。狭义的非信贷资产主要关注资产负债表，即银行资产负债表中除信贷资产以外的其他资产，目前主要包括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拆出资金、存放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款项、交易性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应收款项类投资、衍生金融资产和贵金属等非信贷资产业务。更广义的非信贷资产，则将表外业务（目前主要是资产管理类业务）也包括在内。从本质上讲，驱动表内非信贷资产和表外业务的基本动因是一致的，二者的风险特征和所产生的影响也有交叠之处，为了分析的全面起见，我们在此主要以广义口径的非信贷资产业务作为讨论的对象。

1、表内非信贷资产业务

近几年来，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商业银行非信贷资产占比迅速上升。一是在实体经济有效信贷需求低迷的情况下，银行不得不将更多的资产配置到金融市场，大量投资于债券等金融工具；二是通过与证券公司、信托公司、保险公司和基金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合作，来突破经营地域和业务准入方面的限制，在扩大收益来源的同时降低监管成本；三是利用市场资金充沛的环境，通过金融同业业务进行期限错配，获得套利收入。

上述趋势，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体现为资产结构的变化，投资类资产占比迅速上升，贷款占比显著下降。投资类资产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标准化债券的投资。传统上，此类投资风险较低。但实践中，金融机构为提高收益水平，在债券投资上使用了一定的杠杆操作，埋下了潜在的流动性风险隐患；二是买入返售，这是商业银行调剂资金余缺的传统交易方式。但近年来，远远超出了流动性管理的需要，成为部分比较激进银机构放杠杆扩、规模的重要手段；三是同业投资，根据银监会“127号文”的界定，同业投资是指除标准化债券投资以外的，涉及商业银行理财产品、信托投资计划、证券投资基金、证券公司资产管理计划、基金管理公司及子公司资产管理计划、保险业资产管理机构资产管理产品等7个特定目的载体的投资行为，最近几年发展速度非常快。截至2016年三季度末，商业银行的总资产（不含对中央银行债权）中，对非金融企业的债权占比49%，对居民部门债权占比19%，对银行同业和其他金融机构（非银行金融机构）债权占比32%。对其他金融机构的债权增长尤其值得关注，从2012年的3万亿，急速飙升到了2016年三季度末的25万亿。

图5  商业银行整体资产结构变化

数据来源：Wind

从具体的金融机构来看，截止2016年6月末，16家上市银行非信贷资产在总资产中的占比已达到34.96%，个别银行的非信贷资产占比甚至已经超过信贷资产规模。分机构看，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增速明显快于大型商业银行。在各类型上市银行中，大型商业银行的非信贷资产占比最小，平均不到32%；股份制商业银行次之，占比约在43%左右；城市商业银行则显著高于前面两类银行，占比接近50%。这说明规模越小的上市银行，越有动力和活力发展非信贷资产业务，以扩大总资产规模和盈利能力。背后的逻辑不难理解，对于小银行而言，由于受到经济地域以及客户群数量的局限，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有效信贷需求下降的挑战会更为突出，这意味着小银行会面临更为急迫的资金运用压力。在信贷投放难以增长以及中间收入业务难以快速提升的情况下，增加非信贷资产的持有成为小银行短期内获取利润来源的唯一可行路径。因此，不可以简单从非信贷资产占比更高，就认为小银行创新意识更强，事实上这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在风险控制能力偏低的情况下，非信贷业务的过度发展，其实会给中小银行带来更大的风险，必须对此加以关注。

2、表外理财、资管

我国人民币银行理财业务始于2004年9月光大银行首推的“阳光理财计划”。根据中债登发布的数据截至2016年6月底，全国共有454家银行业金融机构有存续的理财产品，存续的理财产品总数为68,961只；理财资金账面余额26.28万亿元，较2016年年初增加2.78万亿元，增幅为11.83%。2016年上半年，理财资金日均余额25.14万亿元。

按收益类型划分，截至2016年6月底，非保本浮动收益类产品的余额约20.18万亿元，占整个理财市场的比例为76.79%，较2016年年初上升2.62个百分点；保本浮动收益类产品的余额约3.86万亿元，占整个理财市场的比例为14.69%，较2016年年初下降0.8个百分点；保证收益类产品的余额约2.24万亿元，占整个理财市场的比例为8.52%，较2016年年初下降1.82个百分点。在目前的实践中，我们将非保本类型的产品视为银行的表外业务，从趋势上看，理财产品中，表外业务占据绝对比重且在持续提高。

从理财产品的资产配置情况看，截至2016年6月底，债券、银行存款、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是理财产品主要配置的前三大类资产，共占理财产品投资余额的74.70%，其中，债券资产配置比例为40.42%。从债券投资情况来看。债券作为一种标准化的固定收益资产，是理财产品重点配置的资产之一，在理财资金投资的12大类资产中占比最高。其中，利率债（包括国债、地方政府债、央票、政府支持机构债券和政策性金融债）占理财投资资产余额的6.92%，信用债占理财投资资产余额28.96%。从非标资产配置来看。截至2016年6月底，投资于非标债权类资产的资金占理财投资余额的16.54%。其中，收/受益权所占比重最大，占全部非标债权类资产的33.18%

图6  理财资金的资产配置结构

数据来源：中债登

原则上，表外理财的风险并不由银行承担，但实践中，由于刚性兑付普遍存在，理财产品同样会给银行会带来相当一定的风险。此外，由于基于对理财表外业务的定位，监管上对理财资金运用的限制明显弱于银行自有资金，使其成为了一种比银行信贷更为灵活、成本也更低的新型融资手段。也正因为此，将理财视为“影子银行”的观点一直不绝于耳。

三、非信贷业务风险特征与防范

随着非信贷业务的快速发展，商业银行的业务模式和风险开始趋于复杂化，而且，其风险影响不仅局限于金融机构层面，还会带来宏观层面的风险：

一是容易导致局部市场的泡沫和剧烈波动

非信贷业务中，债券投资、买入返售与金融市场相关，而同业投资中，各类资产产品最终的资金流向，绝大部分也配置在了债券等金融市场工具上。这一方面意味着银行资产的价值与金融市场变动休戚相关；另一方面也意味着，通过非信贷业务，尤其是同业投资业务，商业银行的资金（或通过商业银行筹集的资金，如理财资金）可以进入更广泛的投资领域，甚至包括公开或非公开的权益市场。在流动性充裕的情况下，这类业务的过度发展，可能使巨额资金在局部市场上快速集聚，加剧其泡沫化程度，并形成巨大的危害。

二是削弱宏观审慎监管的效力

一方面，随着非信贷业务的发展，不同行业、不同机构之间的关联度大大上升，很容易将某个机构或某个市场的风险传导到其他机构或整个市场。与传统的信用风险不同，对非信贷业务风险的关注，更多地在于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以及这些风险经由同业交易而产生的外溢程度。总体上看，非信贷业务的快速发展，扩大了单个机构金融风险外溢的范围，明显加大了潜在的系统性风险。

另一方面，非信贷业务过快发展也削弱了中央银行对货币、信贷的控制力度。传统上，中央银行的数量控制是基于信贷创造货币的逻辑。因此，以控制货币供给数量为中介目标的传统货币政策操作，往往会将规模控制的重点放在银行的信贷规模上。但在实践中，银行表内外的非信贷资产扩张，同样会有货币创造功能。随着非信贷资产占比越来越大，接近甚至超过信贷规模，中央银行基于宏观审慎目地而进行的规模控制效力就越来越低。

三是削弱了微观审慎监管的效力

非信贷业务中，有一部分是与金融机构的监管套利有关。比如，早期为了规避存贷比和合意贷款规模限制，银行先后与信托、证券以及基金子公司进行通道合作，形成了一轮非信贷业务发展的浪潮。最近几年来，随着内外部环境变化，利用非信贷业务绕贷款规模的现象明显减少，但利用与其他金融机构的交叉产品（主要是各类资管类产品）来提高资本充足率（信贷资产出表），降低不良资产率（不良贷款出表）以及拓展银行资金运用范围等，成为新的发展方向。

这些业务的发展严重削弱了微观审慎监管的有效性。相当数量的风险未被合理计算并纳入监管，尤其是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有可能被严重低估。鉴于非信贷业务的快速发展以及风险积累，建议尽快完善相关的监管和管理制度。

从监管角度讲，应抓紧研究制定针对非信贷资产风险管理的监管指引，明确商业银行非信贷资产的监管范围，细化风险五级分类的具体标准，规范非信贷资产拨备计提和清收处置的流程等，尽快改变目前监管指引缺失、监管要求零散模糊的现状，使银行业的非信贷资产风险管理能够统一标准、有章可循。此外，应强化跨部门的监管协调机制，在信息共享、定期沟通的基础上，协调各监管部门的主要监管政策，以保持监管要求的一致性，降低监管套利空间，并加强对资金跨市场流动的监控和管理，降低金融市场的波动性。

从商业银行角度讲，一是要在转型发展过程中加强对非信贷资产的风险管理。利率市场化环境下，商业银行依赖传统存贷利差的发展模式已不可持续，以资产管理、债券和衍生品交易、同业拆借、投行业务为代表的“交易型业务”，正在迅速改变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非信贷资产种类不断丰富、规模持续增长。商业银行不仅要继续夯实对传统信贷资产质量的把控，还要主动适应业务创新发展的进程，注重对各类新型非信贷资产类型的风险管理，以保障业务创新不偏离方向、发展转型健康持续。二是要整合全行资源，建立集中的协调管理机制。由于各类非信贷资产分散在不同业务部门，需要建立涵盖多个相关业务和管理部门，分工明确、集中有效的协调管理机制，集中汇总各相关部门风险管理信息，统一对内风险管理和对外信息披露的数据口径，并将非信贷资产纳入全面风险管理范畴。三是强化非信贷业务管理。通过制订专门的制度办法来统一标准，据此在全行各部门、各层级推行非信贷资产风险管理工作，完善非信贷业务的风险管理标准、流程、分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