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F

金融科技为何而新？

金融业正在经历迅速的技术变革。IMF和欧央行最新的联合报告指出，金融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信息的新形态，主要指使用新方法收集并分析客户数据。尽管金融业越来越多地参考客户的线上数据来进行信用评分，但是评分本质上依旧参考的是所谓的“硬数据”（收入、就业时间、资产和负债）。这一评分方法导致了两点问题：（1）“硬数据”存在顺周期偏差；（2）新企业家、非正式工人等没有足够的金融数据可供查阅。为了缓解这两点问题，金融科技在“硬数据”的基础上，还使用了在线搜索和购买的历史记录等非金融数据。如果该技术能与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结合，这些非金融数据不仅比“硬数据”信用评估更为准确，还能推动普惠金融的发展。第二，信息沟通的新渠道。一方面，各种电子平台的兴起增加了消费者的线上记录及可供查阅的数据。另一方面，新的技术推动了金融业的竞争。亚马逊、Facebook、阿里巴巴等平台开发了更多的金融服务，在支付、资产管理和金融信息提供等方面与银行展开竞争。新技术还使银行为客户提供远程服务，促进了银行间的跨地域竞争。总体来说，数字化转型为金融业带来了极大的增长空间。然而，这一技术革新还带来了一些政策上的风险，包括审慎监管在数字化方面的不足、网络安全风险、监管套利、货币政策环境的改变、数字平台的垄断问题等。其中，在货币政策问题上，硬信息的顺周期偏差可能还会要求央行加大“逆周期”，并充分认识到货币政策新传导渠道的影响。同时央行可能需要调整其货币政策工具箱，允许非银行获得流动性额度[1]。

PIIE

将越南列为货币操纵国反应出美国财政部相关概念的缺陷

美国财政部于12月16日将越南列为货币操纵国。PIIE高级研究员费尔曼则认为这一判断并不正确。IMF对越南最新的货币估值发布于2018年。其中，IMF使用了简易的“外部平衡评估”(External Balance Assessment)，对比了IMF估算的经常账户余额及越南的实际余额，并估算了填补这一差额所需要的汇率调整。这一模型指出越南汇率被低估8.4%，在提高出口的同时增加了越南的贸易及经常账户余额。然而，IMF同时提供了基于汇率统计分析的“实际有效汇率”模型。这一模型表明，越南汇率被高估了15.2%。这两个非常不同的结果说明这些模型在估算汇率方面都不可靠。实际上，越南盾兑美元汇率从2018年年中起基本保持不变。同时，越南2020年经常账户盈余占GDP比例预计将从2019年的3.4%下降至1.2%。而美国财政部的判断则是依据法律，基于越南与美国的双边贸易盈余升高来指认越南为货币操纵国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盈余并非因为越南方面的政策变化。费尔曼认为这一现象反应了货币操纵这一概念的两点问题。第一，货币操纵主要是国家的决定。尽管越南从2018年以来的确对汇率严加管控，使越南盾兑美元汇率保持不变，但是这一政策主要反映的是越南放弃部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来换取贸易的稳定。对于很多严重依赖外贸的小国来说，保持汇率稳定也是不得已的选择。第二，从更广义的层面上来看，所有货币政策都是某种程度上的汇率操纵：货币政策和汇率操纵都改变了利率和汇率，而其中并没有明确的划分方式。结合财务部的举动和货币操纵这一概念的不足，费尔曼认为，越南贸易政策的改变对美国影响其实很小，对其邻国的影响反倒可能稍大一些。因此，越南是否为货币操纵国这一问题应当由多边解决。最后，费尔曼认为，将越南列为货币操纵国这一政策只是将美国的内部矛盾转移到外部的方法，反而导致美国不能通过自己国内的政策来平衡内外部因素[2]。

柯克加德对欧盟应对技术创新的建议

PIIE高级研究员柯克加德认为，面对欧洲的技术革新，欧盟反垄断主管部门应当着手解决数字化、数据及相关领域中出现的市场扭曲问题。对此，他向欧盟执委会提出了四点建议。第一，管理数字化平台公司。欧盟执委会最近公布了《数字市场法案》，要求大型线上平台遵守市场相关的义务，确保这些平台和使用这些平台的第三方的关系合理、平等。在实践方面，对于滥用市场势力的情况，欧盟应当先发制人地进行制裁，来避免司法审查程序时效性过低的问题。同时，柯克加德指出，鉴于美国联邦政府及州政府近期也对相关企业进行了类似的调查，欧盟可以考虑未来与拜登政府联手实行《数字市场法案》。第二，限制数字化平台公司的大数据专有权时限。数字公司获取了大量消费者相关的数据，因而加剧了市场扭曲的问题。对此，近期欧盟提出数字化平台公司应当自愿进行数据共享。但是柯克加德认为，仅凭这一项政策是远远不够的，欧盟还应当减少数据的专有权时限。同时，由于5G网络及物联网的推出加快了所有经济部门收集大数据的速度，所以关于大数据专有权时限的问题不应当只停留在大型数字平台上，更应该覆盖各个经济部门。第三，解决由国家补助的外国直接投资及投标导致的市场扭曲问题。欧盟应当实施国家援助条例，要求依赖国家相关金融资源的外来投资者事先证明自己没有享受到市场扭曲带来的好处。该条例应当以达成WTO内多边解决方法(multilateral solution)为目标，与美国及其他盟国开展多边(plurilateral)合作。第四，欧盟应当将重点放在数字化转型上，因此应当暂缓欧盟单一服务市场及根除欧盟银行业过度的国家补助等这些历史遗留的计划，并应当阻止欧洲企业为了更强的国际竞争力进行合并，以及不在欧盟层面追求低营业税[3]。

欧央行

将网络安全风险遏制在萌芽状态

欧央行委员会成员帕内塔指出，如果要促使数字化在疫情后继续促进经济活力，那么网络安全的稳健性（resilience）至关重要。为了保护金融服务网络的稳健性，帕内塔建议欧央行从以下方面入手。在监管层面，欧盟于今年九月提出了数字化运营稳健性法案(DORA)。该法案主要包括欧元体系的网络稳健性监管预期、欧洲关于测试和提高金融业抵御复杂网络攻击能力的计划(TIBER-EU)以及网络信息和情报共享倡议(CIISI-EU)。帕内塔认为这一计划很好地应对了当前数字运营管理上的风险，为解决数字运营中金融立法、监管方式的碎片化问题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在网络稳健性测试方面，TIBER-EU已经在十个欧洲国家落地，其中部分参与国家已经通过测试。这一测试意在通过模拟现实攻击的方法，来测试各国在速度快、规模大的网络安全风险上的稳健性。此外，欧央行还成立了欧洲网络稳健性委员会，促进泛欧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关键服务提供方以及有关当局之间的合作，来提高金融部门的网络抗灾能力，加强金融部门的运营稳健性[4]。

编译：贺怡源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研究助理

审校：胡志浩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1] Arnoud Boot, Peter Hoffmann, Luc Laeven, Lev Ratnovski, “What is Really New in Fintech,” https://blogs.imf.org/2020/12/17/what-is-really-new-in-fintech/

[2]Jason Furman, “Branding Vietnam a ‘Currency Manipulator’ Epitomizes What’s Wrong with the Concept,” https://www.piie.com/blogs/realtime-economic-issues-watch/branding-vietnam-currency-manipulator-epitomizes-whats-wrong

[3]Jacob Funk Kirkegaard, “Memo to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on Coping with Technology Innovations in Europe,” https://www.piie.com/blogs/realtime-economic-issues-watch/memo-european-commission-coping-technology-innovations-europe

[4]Fabio Panetta, “Keeping Cyber Risk at Bay: Our Individual and Joint Responsibility,” https://www.ecb.europa.eu/press/key/date/2020/html/ecb.sp201216~7042bffe07.en.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