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F

促进经济持续恢复的三个要点

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撰文，提出了保证全球经济恢复的三个工作重点。文章指出，尽管全球经济持续恢复，但增速有所减弱。经济指标反映出的增长势头偏弱，主要由于奥密克戎毒株及供应链持续中断带来的负面影响、动荡的金融市场以及愈发紧张的地缘政治局势。因此，经济恢复需要强有力的国际合作及充分的灵活性。对大多数国家来说，这意味着需要通过高债务水平继续支持增长和就业，同时还需要控制通货膨胀、保持金融稳定。

对此，文章提出了三个工作要点。第一，各国应当加强防疫工作，G20财政部门应当加强与卫生部门的合作。第二，因为许多国家通胀压力持续增加，所以各国需要明确货币紧缩周期。其中，不同国家应当考虑到本国的经济不确定性及经济形势，有针对性地确定政策口径。尽管目前全球金融条件总体宽松，但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应当为金融条件收紧、资本流动逆转的情况做好准备。目前，借款人应当在可行的情况下，延长债务期限，同时控制外币债务的进一步积累。当冲击来临时，可以考虑使用弹性汇率、外汇干预及资本管控等措施。第三，各国应当在确保对卫生系统及弱势群体进行财政支持的同时，降低赤字和债务水平，以确保财政可持续性。[1]

BIS

气候风险的监管响应

气候变化给金融机构带来了两大风险。第一，气候变化的物理影响可能导致银行更高的经济成本及遭受更大的金融损失。第二，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很可能会带来决策者、消费者与投资者行为的改变，从而增加银行风险敞口，侵蚀相关抵押品的价值。

由于气候风险导致的传统银行风险，可以考虑用微观审慎政策来应对。但与气候相关金融风险的过程是不确定，且由于气候相关事件及风险的非线性特征，使得风险特征还可能存在多个临界点，所以目前的微观审慎框架并不能完全应对。要根据这些特点调整第一支柱，不仅需要估算气候相关事件的概率分布，还需要银行为其风险敞口到期提前预留资本，这将有悖于审慎框架。因此，调整第一支柱是不合适的。这种情况下，第二及第三支柱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第二支柱指导下，当局可以使用更多种类的资本及非资本工具，还可以基于适当的情景分析与压力测试，对银行的监管方式进行调整。改进第三支柱则可以有效增加市场透明度，确保市场激励机制有效运作。

依据宏观审慎框架的逻辑来看，宏观审慎处理气候相关风险的目的有两个：提高金融系统韧性，以及通过影响银行的借贷政策，直接把控相关系统性风险。然而，第一个目的应当由微观审慎框架解决。且目前不仅无法确定宏观审慎监管可以实现第二个目标，还有证据表明这一方法可能会对金融系统造成副作用。相反，政府政策反而可以在这一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要解决气候相关金融风险，决策者应当考虑实施碳税、补贴等政府政策，并同时实施合适的微观审慎框架。[2]

美联储

为未来的金融体系做好准备

2月18日，美联储理事布瑞纳德发表演讲，表示面对金融系统的快速数字化发展，美联储正在辩证地考虑美国CBDC的潜在作用、属性、成本及效益。目前，公共及私人部门在美国金融系统中起到了互补的作用：公共部门提供稳定的货币，运营着关键的支付基础设施，并对金融中介机构及重要金融市场设施进行监管和监督；而私人部门则促进了市场竞争，提高了效率，并推动了创新。因此，当考虑美国金融系统的未来发展时，应当考虑如何在数字金融系统中，确保公众可以随时获得政府发行的无风险货币。

基于CBDC的性质，它很可能会被视作最安全的货币，是优异的价值存储及支付手段，从而对风险厌恶的用户形成极大的吸引力，尤其在其他交易媒介受到压力时，对CBDC需求可能会激增。这一方面说明了未来CBDC可以同稳定币及商业银行货币互补，提供安全的央行负债，另一方面，美联储需要对CBDC的特征及相关工具进行研究，以降低对于CBDC超额需求带来的风险。

国际上，其他国家及地区率先发行了CBDC，可能会改变整个国际金融体系，并对美国CBDC的风险及收益造成影响。因此，对于未来的考量要同时囊括国际金融市场以及交易中存在及不存在美国CBDC的两种情况。但总体来说，考虑到美元作为国际支付手段的重要作用，美国站在CBDC研究及政策发展的前沿至关重要。目前，美联储正在积极参与CBDC相关技术的研究。[3]

欧央行

短期及中期的通胀情况

2月17日，欧央行理事洛讷发表演讲，讨论了短期及中期通胀情况。

目前，欧元区通胀水平较高。这一现象主要是因为疫情形成的全球制造业供应链瓶颈，且过去几个月内，欧元区能源价格大幅上涨。能源价格主要通过四个路径影响短期及中期通胀情况：直接影响HICP的能源分项、间接影响HICP的其他分项、对工资造成“第二轮效应”以及对宏观经济造成影响。因为欧元区是重要的能源净进口国，所以能源价格飙升导致欧元区遭受不利的贸易条件冲击。

如果目前的高通胀导致中期通胀预期发生变化，那么通胀形势很可能会发生变化。首先，不论是什么情况，近期的通胀情况都是影响家庭、企业及投资者通胀预期的重要因素。因此，央行将会继续努力保持2%的对称中期通胀目标。其次，四点因素表明，疫情结束后，2014-2019年的过低通胀环境也可能难以在欧元区再现：第一，疫情期间货币政策及财政政策的规模表明，当前的政策重心已经从反通胀向实现宏观金融稳定性转移。第二，欧央行新的货币政策战略十分明确地助力通胀率重新锚定至2%。第三，世界经济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包括全球制造业产能过剩程度下降、人口结构变化、经济数字化及碳转型，都可能会导致通胀预期发生变化。第四，劳动力市场前景走强，进一步支持了通胀率的重新锚定。[4]

编译：贺怡源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研究助理

审校：胡志浩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1] Kristalina Georgieva, “Three Policy Priorities for a Robust Recovery,” https://blogs.imf.org/2022/02/16/three-policy-priorities-for-a-robust-recovery/

[2] Rodrigo Coelho, Fernando Restoy, “The Regulatory Response to Climate Risks: Some Challenges,” https://www.bis.org/fsi/fsibriefs16.htm

[3] Lael Brainard, “Preparing for the Financial System of the Future,” 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newsevents/speech/brainard20220218a.htm

[4] Philip R. Lane, “Inflation In the Near-Term and the Medium-Term,” https://www.ecb.europa.eu/press/key/date/2022/html/ecb.sp220217_1~592ac6ec12.en.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