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完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在信用货币制度下，银行货币创造行为面临流动性、资本、利率三大约束。其中，资本约束是重要约束之一。中央银行通过调节三大约束影响银行的货币创造行为，进而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孙国峰，2001、2019）。2017年以来，我国商业银 行表内信贷需求增加，但不良贷款压力上升，利润增速放缓，银行资本消耗速度加快，多渠道补充 银行资本成为近年来货币政策的重要任务。2019 年以来，银行永续债等资本工具的出现大大拓宽了银行补充一级资本的渠道。中国人民银行创新了 CBS 工具提高永续债的流动性，商业银行补充一级 资本提速。在此背景下，补充银行资本能否有效调节信贷供给成为研究关注的焦点。

直观看，补充资本提高银行贷款供给能力，但贷款供给能力提高未必导致银行当期贷款供给增加。如果银行自身经营风险较大，可能优先提高资本充足率，保障经营稳健性，而不是当期加速贷款扩张。如果银行资本要成为货币供应调节机制的一个渠道，那么这一渠道的作用时滞不宜过长，且不应产生明显的道德风险，即经营风险较大的“坏银行”补充资本后进一步加速信贷扩张。大量实证聚焦于资本监管对信贷约束是否立竿见影，却鲜有文献研究补充资本能否促进银行当期信贷扩张，作用效果是否具有异质性。本文根据理论模型和155家中国商业银行数据，研究银行补充一级资本对信贷扩张的作用机制和效果，从实证层面回答补充资本能否有效调节信贷供给，分析中央银行对银行资本约束的调节是否可以作为货币政策工具，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根据 2012 年出台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我国商业银行资本被划分为核心一级资本、其他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商业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工具包括公开发行股票（IPO、配股）、非公开发行新股（引进战略投资者、定向增发）、可转债转股等；其他一级资本工具包括永续债、优先股；二级资本工具包括次级债、混合资本工具、二级资本债。截至2020年月底，我国商业银 行次级债券余额为3.43万亿元，占同期商业银行风险加权资产的比重约为 2.12%，已经超过了监管要求的资本充足率与一级资本充足率的差额 2%。我国商业银行补充二级资本的空间已经不大，表外资产回表、实体经济信贷需求上升使得银行亟须补充一级资本。

银行对一级资本工具选择有明显的偏好。在永续债推出之前，非公开发行新股是商业银行主要的资本补充工具；在永续债推出之后，商业银行密集发行永续债补充其他一级资本。一般观点认为，银行资本工具选择与不同资本工具的门槛有关，涉及资本市场的工具或偏股型工具的发行条件更严格（温彬等，2019）。例如，银行达不到 IPO 的门槛，只能选择非公开发行新股；永续债发行门槛比其他资本工具低，银行更多地发行永续债。因发行门槛差异，其他一级资本工具的调整成本一般低于核心一级资本工具，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调整成本要低于公开发行股份。本文推测，银行选择资本工具会综合考虑收益和成本。调整成本更低的一级资本工具对贷款供给的作用效果不逊 于核心资本工具，也是银行偏好上述资本工具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除了银 行自身特征外，资本工具选择也将成为 本文考察补充资本对信贷扩张影响的因素之一。

本文的主要安排如下：第一，通过局部均衡模型，证明补充银行资本可以提高信贷供给，且具有一定的异质性。第二，通过实证研究，分析补充银行资本对于扩张信贷的效果。第三，研究不同资本工具对信贷扩张的效果差异。第四，研究银行特征是否会影响补充银行资本对信贷扩张的效果。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是通过模型证明，不论银行是否面临较强的资本约束，一般情况下银行补充资本均有助于银行提高当期贷款增速，但资本调整成本、不良贷款率等因素会影响补充资本对信贷供给的调控效果。二是使用 151 家中国商业银行补充资本的数据研究发现，整体来看，银行补充资本有助于加速信贷扩张，资本工具门槛更低的一级资本工具对信贷扩张的作用效果更强。但不良贷款率高、前期资本充足率低会削弱补充资本对贷款规模的扩张作用，补充资本更有助于资产质量较高的“好银行”信贷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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