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多部门介绍实施“两新”政策有关情况，“国补”政策首次扩围至消费电子行业。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撰文指出，在实践中，“国补”与平台企业的庞大客户群体及新兴数字金融工具叠加在一起，已凸显出促进消费的规模经济效应与网络效应。

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大力提振消费”，并强调2025年要加力扩围实施“两新”（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2025年1月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多部门介绍实施“两新”政策有关情况，“国补”政策首次扩围至消费电子行业。

可以看到，以促进消费为抓手来着力扩大内需，已成为新形势下缓解经济下行压力、改善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着眼点。通常来看，影响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是可支配收入，还有价格素、利率水平、消费心理、人口、制度等。在此过程中，国家补贴政策（简称“国补”）具有特殊意义，近年来从新能源汽车到家电等大宗商品都使用了“国补”，本质上是通过财政补贴的形式，降低消费者购买商品或服务的成本，从而激发市场需求，间接支持特定行业发展。

应该说，过去“国补”政策促进消费的价值已经充分体现。如：2008年，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我国推出了“家电下乡”政策，直接拉动了国内消费市场；近年来的绿色智能家电补贴政策，不仅让消费者得到实惠，还推动了节能环保家电的普及。到2024年，诸多省份已经将消费电子纳入促消费补贴品类，补贴幅度在10%~15%之间不等。据商务部统计，截至12月19日，已有3330多万名消费者购买相关家电以旧换新产品超5210万台，家装厨卫“焕新”补贴产品超5300万件。

事实上，在依托“国补”扩消费的探索中，也离不开金融手段的有力支持。长期以来，当探讨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时，各方更关注在宏观调控方面的二者互动，但在中微观的许多结构性层面，财政与金融的配合已经密不可分。在宏观层面，人民银行的2025年工作重点已聚焦于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来促消费。在中微观层面，数字金融这篇“大文章”的快速迭代，同样给“国补”效果提升带来重要助力。

所谓数字金融，本质上是数字化与新技术给金融要素与功能带来的深刻影响，无论是传统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还是平台企业、技术企业的创新探索，都全面改善了金融服务质效。此前，对于财政补贴、数字金融的协同效果，更多体现在支持企业创新发展、三农等领域。对于促进消费来说，过去通常关注以优化消费融资产品、提升居民持有金融资产的“财富效应”，来配合财政补贴发挥作用。但当前随着数字金融工具的日益升级，完全能为“国补”落地起到直接加持效果。

在实践中，“国补”与平台企业的庞大客户群体及新兴数字金融工具叠加在一起，已凸显出促进消费的规模经济效应与网络效应。例如在京东，免息分期、支付立减等数字金融创新方式的引入，使得“国补”助推消费的效果更显著。据统计，在2024年的京东“国补”订单中，使用京东白条与白条分期付款的订单占比近3成。开通白条的京东用户下单“国补”商品的占比，是未开通用户的近4倍，前者的消费意愿与购买力明显提升。究其根源，一方面数字化支付工具不仅支撑货币转移，而且是触达客户的重要渠道，多种支付工具的便利性也能进一步提高“国补”的消费者匹配度，共同改善消费体验和消费倾向。另一方面，数字支付已经不仅是“通道”，而且能够在合规前提下提供增值信用服务。如在消费者“以旧换新”的空档期，京东白条既能够依托自身风险识别能力，让消费者提前享受“国补”，也可提供补充的信用融资服务。综合看，在互联网电商普及的当今，“国补”促消费呈现出线上为主、线下为辅、跨区域等更复杂的特征。作为电商的核心主体，各类大型平台企业通常也拥有多元化的数字支付与金融手段，能够成为整合各方力量促消费的重要载体，也能以此机会来重塑自身品牌价值与平台能力。

在2024年8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数字贸易改革创新发展的意见》中提出，支持数字平台企业有序发展，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发挥积极作用。经过几年的治理与规范，平台企业同样已经成为推动数字金融创新的核心力量。可以预见，当平台经济的网络效能与财政补贴、数字金融供给相叠加，对于促进消费能够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当然，这些更多是改善“国补”落地流程的效果与体验，也是优化影响消费的短期因素。要从长期内真正提振居民消费，还需要在促进就业、增加收入、优化社会保障等方面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