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楠玉、袁富华、张平

一、引言

2016年，中国人均GNI为8260美元，依据世界银行2012年给出的划分标准，中国仍然处于中等偏高收入阶段（收入区间为3975~12276美元），离跨越高收入门槛仍有一段距离。然而，在历经了改革开放30多年平均增速达到10%左右的高速增长后，2012年至今GDP增速持续下滑，中国经济正步入三期叠加的新常态发展阶段。中国要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迈进，需要保持当前的中高速增长水平，同时要积极实现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提高增长质量，有效实现增长动能转换。由于中国各个区域处于不同的发展梯队，有效推进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也存在差异。因此，要实现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和整体经济水平提升，必须有效推进各个区域的增长动能转换和增长质量提升，促进区域平衡协调发展，才能摆脱可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威胁，更好更快地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

区域增长问题很重要的一个研究分支是关于区域增长收敛的讨论。一方面，一些学者就中国经济是否存在收敛展开研究。Barro（2016）认为，随着中国经济水平的提升，GDP增速已经由β收敛约束逐渐转变为σ收敛约束；也有一些学者对中国各省经济增长是否存在俱乐部收敛进行考察；另一方面，对不同区域的收敛速度进行测算。不同学者由于使用的研究方法和时间区间各异，测算出的区域收敛速度也有些差异，如，林毅夫和刘明兴（2003）发现，1981~1999年期间中国各省增长收敛速度为7%~15%；彭国华（2005）的研究与之接近，测算出中国各省1982~2002年增长收敛速度为7.3%；而Demurger et al.（2002）测算出的收敛速度较高，1985~1998年间收敛速度达到13%~21%。日另一些学者对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展开研究。如，齐绍洲等（2010）考察了区城能源强度与区城收入差距的收敛性。李静等（2015）从区域增长加速和增长减缓的角度也间接佐证了这一观点，发现中国经济经过阶段性加速增长后，增长加速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东部发达和沿海省份增长区城平稳。马孝先（2017）对实现区城经济协调发展的内生驱动因素及多重耦合机制进行了研究。

有关增长动力机制的研究，多是从国家层面就当前中国经济可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内在发生机制展开讨论。如，张平、王宏森（2010）将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归结于当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尤其是中等偏高收入阶段后，不能很好应对政治、经济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从而陷入长期徘徊的情形。也有学者认为，不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转换增长机制，是增长受阻的直接诱因。靳涛和陶新宇（2015）从生产要素、体制因素和结构因素3个层面考察了中国不同时间段的增长动力机制。刘长庚和张磊

（2017）从需求拉动力和供给推动力两个系统角度出发，探讨了新常态下经济增长既要增加消费、扩大国内需求，同时也要把握结构调整契机，重视创新和要素升级，借助制度改革从供给层面增强长期增长动力。中国各个区域由于增长水平差异处于不同的增长梯队，面临的增长动力转换要求也不相同。因此，只有认清不同区域的增长现状和面临的阻碍，才能更好地通过区域增长动能转换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协调发展是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必须遵循的重要发展理念。近年来，中央不断推出新的区域发展战略，如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建设等，其目的都是为了通过促进中国各区域间的协调发展更好地实现区城增长动力转换，激发新的增长活力。新时期的区域发展战略，更加注重区域的协调发展和平衡发展，如借助“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的带动引领作用，进一步深化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缩小东中西部增长差距，从而实现东中西协调发展布局：同时，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和环渤海区城合作开发，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南北区域差距缩小，实现南北增长的平衡格局。

由此看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根本就是要欠发达省份在实现增速追赶的同时，提升增长质量，从根本上实现增长动能转换，实现向发达省份的收敛和整体经济迈向中高端的发展目标。因此，本文兼顾增长速度追赶和增长质量追赶，对中国各个省份的经济追赶情况进行考量，同时，依据跨国增长经验显示的有效实现对高收入经济体的追赶需要满足“高劳动生产率，高消费能力和高资本深化能力”的稳定效率三角条件，来对中国各省增长追赶和增长动能转换情况进行考察。

楠玉，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袁富华，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

张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