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开过之后，2020年GDP增速目标又开始成为大家关心和猜测的话题。其原因可能有两个：第一，2019年前三季度GDP增速依次是6.4%、6.2%和6.0%，经济下行压力在加大;第二，2020年作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和脱贫攻坚决战决胜——翻两番成为必然之义。2019年11月，基于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国家统计局将2018年GDP修正为91.93万亿元——比此前的初步核算数90.03万亿元多了1.9万亿元。刚刚几天前，习主席在新年贺词中“预告”了2019年GDP将接近100万亿元。实际上，应该超越对GDP增速具体数字的关注了。

首先，GDP指标本身其学理上的合理性一直存在争论。伴随中国从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与服务业经济的转型，特别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转换到市场经济体制，国民经济统计告别MPS体系，全面转向了SNA体系。经过学习、引进和中国化，这套统计体系对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GDP作为最重要的综合性指标，引导、激励了近30年来各地区各部门的巨大经济工作热情，所以就有了GDP锦标赛一说。但是，从学理基础上看，GDP是基于“一元一票”而不是“一人一票”的统计原则和方法，这不可避免地掩盖了众多低收入阶层的经济增加值现状。所以，改进和完善GDP统计指标，使它能够更多反映不同人群的“权重”，一直是一个努力方向。当然，同时或更加重视人均GDP也是一个办法，但同样存在“被平均”的问题。

其次，从统计规律的实践上看，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维持较长期限的高速度增长。例如，预计2019年GDP可能会达到21万亿美元的美国，在其被广为引用的高增长的“镀金时代”(约为1870-1910年)，GDP平均增速为3.94%——即使最高的19世纪70年代10年的平均增速仅为5.03%。以这样的增速速度，使美国GDP增量和人均GDP大约先后在1892年和1913年超过了英国，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又例如，根据麦迪逊的研究计算，1952年—1978 年中国GDP实际平均年增长率只有4.7%，而日本为9.3%——但当1991年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90年代平均年增长速度仅为1.2%，在发达国家中处于最低水平，这10年被称为日本“失去的十年”。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按不变价计算增长33.5倍，年均增长9.5%，平均每8年翻一番，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2.9%左右的年均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中国及时认识新常态，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对经济规律的尊重和适应。

最后，从目标的导向性上看，GDP以及增速仍然重要，但是不能代表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部。从理论上看，萨缪尔森很早就在其《经济学》中提出，要用NEW来代替GDP——NEW是经济净福利(Net Economic Welfare)的缩写，指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全部经济福利,减去补偿伴随经济发展产生的负面效应的消耗后所剩余的福利。从政策上看，正如我们把生态文明建设加入到经济建设等系列要求而强调“五位一体”一样，生态环境质量的总体改善等等，才会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得到提升。从技术工具上看，GDP作为一个统计指标(体系)，是用来全面准确及时进行经济核算，并服务于治国理政、发展调控的，而不是相反——它不能成为主导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追求目标。归根到底，全面小康以及第二个“百年”目标才是真正的目标，GDP及其增速只是发展建设过程中的重要参考指标。

当然了，不关心GDP具体增速的高低，一时估计难以做到——不管是领导干部、专业人员，还是普通群众。但是，基于中国经济的体量深厚和结构韧性、政策空间的预留和政策工具的储备、制度体制的优势与经验等等因素条件，2020年的GDP增速应该不会差到需要你重新认识的地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