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学原理》第七版

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9月

一

在老师们和读者们的支持下，拙著《金融学原理》（以下简称《原理》）已历经六次修订，最新的第七版已由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与读者见面了。趁此与同行和读者做一点交流，回顾这本书的写作与修订历程，谈谈体会和和感想，或许对进一步完善《原理》和推动中国金融学教材的变化和发展有所裨益。

时间如白驹过隙，《原理》初版于2003年在三联书店（北京）出版，一晃距今20年过去了。回想起来，那时斗胆写作《原理》，确是无知者无畏。就各方面条件而言，我写教材，并没有太好的基础。一则，既然是写而不是编教材，就需要驾驭一个有着鲜明特色的体系，需要将原理吃透再用自己的语言风格、逻辑一致地表述出来，但那时，我刚刚获得博士学位，正准备走上学术之路，太年轻、青涩，实在是有些“不知天高地厚”。二则，2001年我获得博士学位后，就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工作。不同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主要从事的是应用性研究，并没有教学任务，系统性地给学生讲授一门课程的机会并不多。虽然这里有改革开放后建立的全国最早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生院，但招生人数很少，每年招收的金融方向硕、博研究生，屈指可数，更何况，既为“研究生院”，那就是没有本科生的。在学生少、没有教学任务的科研岗位上，要硬着头皮写一本金融学的教材，至少缺乏教学的经验基础。更何况，写教材也并非社科院科研工作者的份内之事，乃至于，我现在还经常自嘲：“花不少时间撰写和修订教材，有些不误正业。”

尽管如此，写一本金融学的教材却是在我读硕士研究生时就已萌生了的念头。犹记得，在我读研究生之时，从国外译介过来的经济金融类教材开始在国内流行。那些教材之所以流行，不仅仅因为作者们是鼎鼎有名的学术大伽，更因为，每一本流行的教材都是“著”（著者几乎没有超过三位的）而不是众多学者“编”的，它们都有自己的独特体系，语言生动而不呆板，能够很快激起读者的学习兴趣。这对作为学生的我，触动很大，我就想，国内金融方面的教材，是不是也可以借鉴国外优秀教材这些有益方面做一些创新呢？

再者，那时，侧重于宏观方面的货币银行学与主要从国外翻译过来的侧重于微观层面的金融学是截然割裂的。资产组合理论和以M-M定理代表的企业融资结构理论，属于典型的“金融学”的内容，却没有反映在我们传统的货币银行学教材中。即便是颇受读者喜爱的泊来品——米什金的《货币金融学》，也没有将它们融入其中。米的《货币金融学》现已更新至第12版，它仍然侧重于货币、银行与货币理论，涉及金融市场的内容其实很少。这种宏、微观的割裂，在我看来，无疑也是一个过于显眼的缺陷。因为，在具体的金融实践活动中，微观的金融分析必须要有宏观面的视野，而宏观的分析又必须建在广泛的微观活动基础之上，需要“知微见著”。例如，人们在买卖债券（或债券基金）时，就必须要注重对利率走势的分析和判断，而对利率的判断，又必须建立在对宏观经济和货币政策的判断基础之上。另一方面，正是千千万万的企业、个人和金融机构的微观金融活动，才构成了宏观金融面的整体图景，就像一幅优美的大拼图，完整的拼图是一个宏观图景，微观的个体活动就像是拼图中的那一个又一个的小块，少了任意一小块，也就无法完成大的拼图了，但是，若仅拘泥于某一小块而不是站在稍远处整体地去看它，又是无法领略到拼图的曼妙景象的。基于此，我认为，将侧重于宏观面的货币银行学与侧重于探讨微观运行的金融学加以融合，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理应如此，只有这样，才能让学生建立起完整的金融思维框架。

当时，我国已开始大力发展股票市场，同业拆借和债券回购交易也迅猛扩张；1994年中国金融改革后，中国货币供给机制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人民币汇率正在朝灵活性的方向发展，变革中的中国货币政策操作体系也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的金融监管体系已然形成，但这些过去并未充分、及时地反映到货币银行学的教材之中，质言之，我们过去的教材与实践是有些脱节的。更不用说，米的著作是以美国的金融体系为蓝本，对中国学生而言，即便把他的《货币金融学》读得滚瓜烂熟，可能依然对中国金融体系十分隔膜。我觉得，在国内金融市场已呈大发展之势、货币政策与监管框架都臻于清晰和完整的背景下，仍然侧重于宏观层面的货币银行学，并不能让学生直观地了解金融体系的全貌和实践的发展。

有了上述几方面的体会，我就想，能不能写一本将宏微观融为一体、既有理论又有实践、既有原理又有故事性、既不同于国内货币银行学也明显有别于米什金《货币金融学》的结构体系、叙述风格的金融学教材呢？在一次三联书店的读者答谢会上，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三联书店的编辑薛松奎先生，那时，他担纲编辑出版的曼昆《经济学原理》国内最早译本受到读者的追捧，他觉得，这样的金融学颇有曼氏风格，表示极为乐意支持出版。这更坚定了我要完成这本《金融学原理》的决心。

但是，一个初步的想法到真正付诸行动，是有相当的距离的，还需要付出许多努力，也面临得失的选择（即“机会成本”）和意想不到的困难。2001年毕业获得博士学位后，我便开始潜心下来动笔写作。为了写《原理》，我不得不放弃其它，乃至于，一度还面临生计问题，最后还是恩师李扬教授慷慨相助，才让我度过了难关。先生不仅向我传道、授业、解惑，还多方面创造条件改善我的物质生活。我后来常对恩师说，以学生之愚，难以担当继承恩师学术衣钵的重任，但一定会继承恩师一丝不苟、严谨认真、求真务实的学风和方法。在写作过程中，需要大量的阅读、消化和吸收，心无旁骛，埋首一隅，曾经一个星期没有下楼去接触城市的繁华与喧嚣，后来完成的其它几本著作，无不都受到了先生的极大影响。

完成书稿不易，出版也并非一帆风顺。尽管薛松奎先生极力支持本书的出版，但当我完成书稿后，新任三联书店总编走马上任，他一心想让三联书店向中小学教材与教辅转型，这给我的《金融学原理》的出版带来了新变数。不用说三联书店这类本来基本不出版教材的出版社，就是其它教材的专业出版机构，对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要出版教材，大多都是非常谨慎的。后来，我碰到另一家出版社的编辑，他直言：“根本不敢出版社科院老师编写的书”，原因无它，社科院学生太少。但我始终相信，只要用心去与读者交流，不拘传统而做一些创新，总会得到读者和市场的认可的，所以，一开始我便信心十足。但常言道：“文章是自己的好”，著者有信心并不等于出版社有信心，更何况过度自信还是人类的普遍心理倾向。

是故，众所周知，国内许多出版社都要求作者补贴，那时，三联书店新来的总编也想效仿。得知总编的这个想法后，我说，需要作者出版补贴，无非是书的销量极其有限，覆盖不了编辑、印刷等成本，我完全理解出版社的顾虑。但我懂得金融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帮助人们管理和应对风险，我提议：“是否可以采用一种新的方式，不叫出版补贴，叫出版风险抵押金。若两年内发行不了5000册，风险抵押金就归出版社所有；若两年内发行了5000册，风险抵押金就退回给我。”总编辑欣然接受了这个提议。我将金融研究的两个核心问题——收益如何分享、风险如何分担——运用到了《原理》的出版上，也算是学以致用吧。有了这个机制，《原理》总算顺利地出版了，更没想到，出版后半年左右的时间，发行量就达到了预定的数量，三联书店也按约定将风险抵押金如数退还给了我，当然还支付了稿费。这个小小的经历，也让我更切深地体会到了契约的巨大作用：所有分歧都是可以通过协商来加以解决的，求同存异的最好方式就是各让一步，这便能达到双方收益-风险分配的平衡点，实现帕累托改进。

第一版的发行虽然没有洛阳纸贵，但能在短时间内完成两年内约定的目标，还是增强了我需要将该书不断修订和完善下去的信心。之后，每年都会收到了一些高校老师的邮件，明确表示要以《原理》作为教材，又让这份信心逐年增加。在三联书店出版前三版后，薛松奎先生跟我说，由于三联的定位不是教材，要让《原理》产生更大的影响，他建议我另找一家优秀的出版社。薛先生的真诚和大度，让我非常感动。根据他的建议，我联系到了时任格致出版社的总编辑何元龙先生，他不带任何条件，便欣然同意而且将《原理》纳入到了陈昕主编的大型丛书“当代经济学教学教参书系”。在上世纪80年代，陈先生就以他独到的学术眼光和责任感，主编了“当代经济学文库”，在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地位，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影响深远，经济学者能在他主编的丛书中出一本书，无疑是引以为豪的。我在读本科时就接触到了这个丛书，能有幸在他主编的丛书中有一本自己的书，从那时起就一直成了我的一个梦想。《原理》能够被纳入其中，再次圆梦，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修订到第五版时，何先生告诉我，新加坡的世界科技出版集团购买了《原理》的英文版版权，这也是第一本被译成英文的大陆学者所著金融学方面的教材，这让我倍感欣慰和自豪，也让我切实体会到，祖国发展和强大了，只要坚持市场化的方向，中国金融体系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地位，会越来越多地受到全球的关注，《原理》能被译成英文在海外出版发行，是搭上了祖国经济金融发展的东风。

二

写一本书，首先要构建自己的框架和体系。既然我想把资产选择与融资结构等微观的金融理论融入新的金融学体系之中，但把它们安排在哪一篇、哪一章，开始就让我有些犯难。直到一天夜里，想起了“金融是沟通资金盈余与短缺之间的桥梁”这一基本定义，才豁然开朗，循着这个定义，整本书的框架和体系就初步地搭建起来了。

基于这样的思路，我在《原理》第一篇就将核心内容安排为资金盈余与短缺。资金盈余怎么来的？答案是，来自于储蓄。因此，与国内过去货币银行学或现在许多名为金融学教材不同，《原理》介绍了过去只是出现在宏观经济学中的储蓄及影响储蓄的诸种因素。人们该如何该分配和使用储蓄呢？这正是资金盈余者的资产选择所要解决的问题。与之对应的另一面，当然是资金短缺者（包括个人、政府和企业）的融资选择，就这样，企业融资结构理论也顺理成章地融入进来了。概言之，《原理》第一篇的核心，就是围绕金融体系的功能，连接了“盈余”与“短缺”金融活动的终极两端。

资金盈余者可以选择存款、债券、股票等金融资产，资金短缺者的融资可能是贷款、发行债券或股票等。顺着这个思路，本书就介绍了金融机构体系、商业银行、中长期资本市场、货币与外汇市场等资金盈余与短缺联系的运行机制，它们既联系着中长期资金的余缺（将储蓄转化为投资），也连接着短期资金的余缺（流动性管理），而在开放经济中，随着贸易的发展和跨国资本的流动，也便有了外汇市场。有了市场，就有价格，而价格总是随市场环境变化而不断波动，于是在经济与金融活动中就产生了市场风险。当然，在金融活动还面临信用风险。为了规避价格和信用风险，就出现了转移和交易风险的金融衍生品市场。是故，金融体系是如何沟通资金的余缺、管理流动性和转移与交易风险等微观机制，正是《原理》第二篇的核心内容。

市场的核心机制就是由供求关系形成的价格。金融体系的价格表现形式多样，但有一个核心的价格，那就是利率。利率又是如何决定的呢？影响利率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呢？带着这些问题，《原理》第三篇“金融调控”就围绕利率来展开了。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是决定利率的基本因素，因此，在该篇中首先介绍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的内容，这也符合经济学分析范式的逻辑起点。当然，通胀、开放经济中的资金流动等都会影响国内利率，因此，在介绍了利率的基本决定方式后，就自然地延伸到了物价水平、汇率与国际收支方面的内容。在更加宏观的层面，当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同时均衡时，又决定了总体的均衡利率水平，这样就有了“国民收入与利率”一章。当然，利率也并非完全内生于经济与金融市场体系之中的，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干预对利率的显然有着重要的影响。于是，围绕利率决定的最后内容，就是中央银行如何实施货币政策，引导或干预利率以达到货币政策的目标。

金融从来不是静止的，而是随着历史发展和技术进步而不断演变和深化；金融体系也从来不是稳定的，尽管金融危机不受人待见，但它也会不定期地不请自来，对经济社会生活造成极其严重的破坏。于是，就有了本书发展视角下的“发展与稳定”一篇。金融稳定离不开政府的作用，政府在金融活动中的作用，不仅体现为对宏观经济的干预，还体现在提供金融活动的制度规则和金融监管等诸多方面。是故，金融监管也便成为本书的“压轴”之章。

这便是《原理》试图在体系结构设计上采取的层层递进的逻辑思路。

三

在我看来，一本好的教材不是说教而是启发学生，不是呆板生硬而应灵活、生动有趣。这就要求，一定有自己的语言风格和叙述方式，对读者极其友好，能够将严肃枯橾的理论知识深入浅出地呈现出来。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在写作过程中，应当时时将自己置于学生吸取新知识场景而是一位正在讲台上完成教学任务的场景；想象自己是正在读这本书的学生，当读到某个知识点的感受如何，只有这样，才能拉近著者与学生之间的距离。若只从已经受过严格较长时间经济、金融学训练，且有较强研究能力的“老师”的角度来写教材，就可能陷入“知识诅咒”，认为初学者对教材中的知识点像自己一样可轻松地理解和把握，这就难免变成了说教、填鸭式的灌输，很容易打消读者的学习兴趣。基于这样的考虑，我在《原理》中融入了一些小故事来阐明相关的原理和知识点，不是让读者简单地记住某个概念或理论，而是希望它们对读者应当具有启发性，力争让学生触类旁通，在读完整本教材后，已然潜移默化地完成了一次思维训练，提升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令人欣慰的是，这一尝试取得的成效与自己预期相当，叙述风格得到了许多老师和学生的肯定和喜爱。

要想用自己的语言来写一本被读者认可的教材，就不仅需要自己熟悉国内外的相关教材，还要融入自己对相关知识点的透彻理解，兼收并蓄。表面看，写教材比写专著要容易，专著是“立说”，需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需要旁征博引来证明某一个论点；进入教材的，应当是已被大家认可的公共知识，似乎不需要太多的创造。不过，在我看来，即便是公共知识，著者也不应当“照搬”进入教材，需要融入自己的理解和体会，让学生在阅读教材时能够体会到著者的“用心”，就像优秀的导游对名胜古迹的讲解一样，可以绘声绘色，引人入胜，让游客沉浸其中。为此，我在写作《原理》的某个知识点时，总会花较大时间将国内外有影响力的相关教材认真学习、消化、吸收，然后在头脑中加工、再创造后，以自己的方式和风格表达出来，这样既可让全书的风格前后一致，也在一定程度上将原本严肃的、学术化的金融学，变得有趣、有料和浅显了。

一本好的教材应当与时俱进，金融学的教材更应如此。金融学是一门实践的、应用性的学科，它不应当脱离现实金融活动。实践总是在不断变化，金融学教材也应当是紧随实践的发展变化而不断更新，不能让读者停留在泛黄的故纸堆里，不能让学生从书本回到现实活动中有“穿越”与“违和”之感，相反，恰恰应当让他们在阅读和学习时就仿佛是生动的场景展现。新世纪以来中国金融实践的日新月异，正是《原理》能得以不断修订和完善的源泉，毕竟，理论来源于实践，“实践是思想之母”！尤其是，金融的实践活动从来脱离不开制度环境，中国本土化的金融学也应当充分反映我国在金融方面的理论创新。这正是第七版的一个明显变化。习近平经济思想中关于“金融是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金融和实体经济共生共荣”、“资本是各类生产要素的重要纽带”、“回归本源、服务实体经济，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促进形成金融和实体经济、金融和房地产、金融体系内部的良性循环”等等一系列的重要论断，都有机地融入到了新修订的《原理》第七版之中，极大地提升了《原理》的理论高度，也有助于读者把握中国金融发展的方向。

哈佛大学曼昆的《经济学原理》风靡全球，该书先从三个层面向读者介绍了经济学的十大原理，将初学者带到了经济学大厦之内。即便是国内科班出生的经济学者，也无不对他总结的十大原理颇感新鲜和赞叹。

然而，遗憾的是，金融学界一直没有关于金融学的十大原理总结。为了弥补金融学教材的这个遗憾，过去几年里，我一直在琢磨，试图浓缩金融学的精华，凝练出十大原理。我将这个想法告诉了格致出版社的社长范蔚文先生，他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创新”。但是，既为“十大原理”，那就既要深入浅出、平实而不夸张，又要能够反映金融学的内核知识，还要能够将金融学的知识体系逻辑一致的连接起来。最终，我从“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金融体系是如何定价的”、“金融如何帮助人们管理风险”和“政府在金融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等四个层面总结了十大原理。私以为，它们基本上了满足了上述三个方面的要求，我希望，这十大原理能够让初学者更好地把握金融学的整体图景。

今年4月底，我回到英雄城市南昌，参加既有师长的威严又不失兄长般亲切的王秋石教授从教四十周年的活动，第一次公开系统地阐述了这十大原理。王秋石教授从加拿大留学回到江西财经大学任教，成了我的经济学启蒙老师。我告诉王老师，这是快要出版的《原理》第七版新加入的内容。王老师出版过多本教材，也是全国教学名师，他看到自己的弟子在成长，在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的学术之路，也不吝在其他同门面前对我夸奖一番，希望借此激励其他仍在寒窗苦读的同门。大师兄理应给师弟师妹们做出榜样，对王老师的赞扬，我也不谦虚地接受了。

总体来说，在相当程度上，与其说我是在写教材，倒不如说，因为不甘于照本全然地接受前辈已写进教材的知识和体系安排，因而再把学生时代学习货币银行学、金融学的过程中所做的笔记和积累的素材，紧密结合中国的具体实践，根据自己的理解，再用自己的语言加以系统化地表述而已。这点个人的经历和体会，现在也被我时常拿来教导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要敢于质疑、敢于有自己的想法甚至离经叛道，敢于挑战学术权威，关键在于，质疑和挑战时，要讲逻辑和道理。有了想法和质疑，再去广泛地查阅相关文献，去论证自己的想法和质疑是否成立，付诸行动，再码成文字。若能做到这一点，在动笔之前，文章其实就差不多完成一半了。前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与杜兰大学合作的金融管理（MFIN）和能源管理（MME）硕士项目开学典礼上，我作为教师代表发言时还对学生们说:“质疑是科学进步的钥匙！”

当然，《原理》不是尽善尽美的，况且，每一位研究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构建不同的知识体系，过去二十年的时间里，只不过依自己的兴趣和一点初浅的想法，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了一点点个人的尝试和努力，是为抛砖引玉！

本文原载于财新网和《中国改革》202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