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防控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是我国的头等大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公共卫生危机造成的冲击也越来越大。2020年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自2005年设立PHEIC机制以来，WHO共宣布过六起PHEIC，分别为2009年甲型H1N1流感病毒疫情、2014年的野生型脊髓灰质炎疫情、2014年西非的埃博拉疫情、2015至2016年出现的巴西“寨卡(Zika)”疫情、2018至2020年的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本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为第六次。此外，在2003年“非典”期间，北京和香港都曾被WHO列为疫区。在上述疫情爆发期间，金融业作为服务实体经济的血液虽同样遭受到公共卫生危机的冲击，但在危机应对中依然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将以过去一段时期代表性的公共卫生危机为例，对主要国家或国际组织应对疫情危机所采取的金融政策进行简要梳理，并借鉴国内外经验对我国金融业当前如何应对新冠肺炎病毒疫情提出若干建议。

一、2009年H1N1流感

 2009年甲型H1N1流感是一次由流感病毒新型变体所引发的全球性流行病疫情。2009年3月，该流感开始在墨西哥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德克萨斯州爆发，并迅速蔓延至全球。直至2010年8月，甲型H1N1流感大流行期才结束。持续了1年多的疫情造成约1.85万人死亡，出现疫情的国家和地区达到了214个。

甲型H1N1流感的爆发与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叠加在一起，对美、墨两个疫情重灾区的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为了应对次贷危机、抗击甲流疫情，美国政府在经济金融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在财政政策方面，美国国会通过《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大幅增加财政支出，拯救濒临破产的金融机构和实体企业，帮助债务负担过重的家庭度过难关。在货币政策方面，美联储将政策利率下调至零，同时开启量化宽松政策，向市场不断注入流动性，降低信用风险溢价。另外，在疫情爆发前，美国已经采取了一些中长期疫情应对政策，搭建了疫情防范的制度框架。2005年，美国国会曾专项拨款支持政府制定“抗击流行性感冒计划”，构建了大流行阶段框架、流感风险评估工具、大流行严重程度评估框架等体系，投入资金中95%用于疫苗生产、抗流感药品补贴、医疗基础设施建设、监控体系完善等方面。

墨西哥政府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在财政政策上，2009年5月5日，墨西哥财政部宣布实行总额为174亿比索(约合13亿美元)的减税措施，主要针对私营中小企业和旅游、交通等受流感疫情影响严重的行业。具体包括:减免到港船只税费，在之后两个月将私营企业每月为雇员缴纳的医疗保险下调20%(总额不超过35000比索)，允许企业按月申领退税以帮助中小企业获得流动性资金等。2009年5月11日，墨西哥再次宣布对旅游、养猪等行业受损严重的企业提供150亿比索(约合11.36亿美元)的扶持资金。在货币政策上，墨西哥政府降低银行间利率，同时启动了7.8亿美元的融资计划，经由国家金融开发银行(NAFIN)等机构将资金注入经济体系，其中3.5亿美元用于支持中小企业。

二、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

2014年埃博拉病毒爆发，先后波及几内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尼日利亚、塞内加尔、美国、西班牙、马里等八个国家，并蔓延至人口密集的大城市。2016年1月14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非洲西部埃博拉疫情结束。最终感染人数为28646人，其中11323人死亡，死亡率高达38%。

埃博拉病毒传播速度之快、病毒致死率之高迫使相关疫情国政府不得不快速出台相关应对政策。但疫情最严重的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几内亚也是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国家，社会和经济治理能力弱，疫情应对不得不主要依赖于国际社会。疫情爆发后，国际社会给予了高度关注，联合国成立了特派团，取代WHO进行对抗疫情的协调工作。

被宣布列入PHEIC后，联合国、世界银行、IMF随即推出了一系列防疫、财政支援政策来协助西非三国抵抗疫情。其中，世界银行在此之前已经提供了2亿美元的援助资金。另外，WHO在重组应急办公室的同时建立应急基金(CFE)机制，允许迅速释放用于急救的资金。初略统计，国际社会先后投入约15亿美元帮助西非国家应对埃博拉病毒疫情。主要政策见表1。

三、2003年“非典”疫情

非典疫情于2002年11月首次出现在广东省，2003年2月起更多病例在世界各地被陆续发现，3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出非典型肺炎病例的全球警报，6月后疫情逐步得到控制。截至2003年底，全球累计报告SARS病例8096例，其中中国内地5327例、中国香港1755例。

非典疫情爆发时，我国经济正处于高速增长期，虽然交通运输、住宿餐饮、旅游等行业遭受严重冲击，但出口需求和投资需求依旧保持强劲增长态势，宏观经济上行趋势并未因此而中断。2003年1-4季度，我国GDP增速分别为11.1%、9.1%、10%和10%。其中，二季度受非典疫情冲击，GDP增速回落了2个百分点，不过三季度很快就实现了反弹。2003年全年GDP增长10%，较上一年份甚至加快了0.9个百分点。

在此背景下，我国政府主要通过财政减免、补助补贴、国债支持三类支持措施抗击非典。在货币政策方面，总体上保持稳健的基调，维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的同时，主要通过适当信贷倾斜等方式支持防治非典工作。由于经济整体处于周期性上行阶段，为防止经济过热，货币政策上并无降准降息操作。除此之外，还出台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为疫情应对长效机制建设奠定了基础。具体见表2。

四、若干启示与建议

 回顾过去20年代表性公共卫生危机应对过程中的国内外经验与教训，我们有如下启示和建议。

第一，疫情对经济金融的影响是暂时性的。从之前的危机来看，无论是甲流还是非典，疫情爆发短期内会对经济金融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冲击，但不会改变经济金融发展的长期趋势。随着疫情的结束，经济金融发展将会逐渐恢复并延续其长期趋势。相应的，为应对公共卫生危机而采取的经济金融政策也在疫情结束之后逐步恢复至常态。也就是说，疫情应对必须集中全力，不宜为暂时经济的波动分心。只要疫情能尽快结束，经济上的损失就会降至最低。

第二，把握好短期应急政策与长效机制构建的协同。从历史经验来看，短期应对政策均以应急为主。通过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向实体部门注入金融血液，为疫情防控提供资金支持，并向受疫情冲击明显的工薪家庭、小微企业和服务行业倾斜。长期政策主要着眼于构建疫情防控的长效机制，以及为长效机制的构建提供金融支持。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流行性疾病大规模爆发很难完全避免，应及时修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基金，为未来应对突然爆发的疫情做好准备。

第三，需要综合运用政策性手段和商业性手段。公共卫生危机具有覆盖范围广、涉及人群多等特点，应对公共卫生危机具有很强的公益性。相应的，在出台金融政策应对公共卫生危机方面，完全依赖商业性金融机构是不够的，需要综合利用政策性手段和商业性手段。受全面网格化隔离措施影响，自营业主、工薪家庭、农民工因无法及时复工，导致可支配收入下降。为保障居民实际生活水平不下降，可考虑一次性发放食品价格补贴，扩大教育贷款财政贴息范围，提供3-6个月的住房贷款财政贴息，并适当延长消费贷款还款期限。

第四，以应对公共卫生危机为契机促进金融业转型升级。公共卫生危机短期内无疑会对金融业造成负面影响，但长远来看也为金融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契机。公共卫生危机可能会对企业和个人的生产生活方式产生影响，相应地改变了其金融需求的特征。以本次新冠疫情为例，网络教育、远程办公等产业成长迅速，由此诞生了不同于传统产业的新型金融需求。金融机构需要改进金融服务方式以满足此类金融需求。此外，疫情的爆发也为金融机构本身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契机，包括云办公、业务流程的数字化、无接触式服务等。对于金融机构而言，如果能够把握好，则有望在疫情结束之后迎来新的发展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