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支付涉及多个法域之间的货币交换，牵扯更复杂的参与方、更多样的法律和监管基础以及标准不一的金融基础设施，因而是支付清算领域的重点和难点。目前，以代理行模式为主的支付清算格局存在成本高、效率低、可扩展性差等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2020年G20提出了创造更便宜、更快、更具弹性的跨境支付路线图（BIS CPMI，2020）[1]。其中，第17、19项明确指出，将国际因素纳入CBDC研发考量，并研究建设新跨境支付多边平台的可行性。2021年9月28日，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mCBDC Bridge，mBridge）发布了题为《从Inthanon-LionRock到mBridge：构建多边央行数字货币跨境支付平台》（Inthanon-LionRock to mBridge: Building a multi CBDC platform for international payments，以下简称“报告”）的报告，阐述了项目的中期研究成果，为实现G20增强跨境支付路线图提供了有益的尝试。

该项目的前身是BIS创新中心香港中心、香港金融管理局和泰国央行共同发起的Inthanon-LionRock项目，并已经完成了第二阶段原型设计（Inthanon-LionRock Phase 2，IL2）。2021年2月，随着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中央银行的加入，项目进入第三阶段研发，并更名为mBridge。其中，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将出任技术小组委员会主席。

报告阐述了IL2的实施情况，并对第三阶段进行了展望。根据报告对IL2的描述，该原型（prototype）可以使3家央行参与到一个分布式网络中，实现央行数字货币（CBDC）的发行和回收、监控本国CBDC的交易和余额，并通过可编程的智能合约实现流动性管理、隐私保护和监管合规等功能需求。目前，更名后的mBridge项目已经进入第三阶段研发，将秉持不伤害、合规和互操作性三大原则，以“针对高成本、低速度和复杂的操作性等痛点问题，设计和迭代新一代高效跨境支付基础设施”为总体目标，通过充分考量技术、政策、法律和商业等方面问题，不断吸纳新的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非银行机构，在安全的环境下进一步试验设计选择和技术权衡，从原型升级到最小可行产品（Minimum viable product，MVP），并最终成为一个生产就绪（production-ready）网络，为全球央行提供开源的公共品服务。这一愿景不可谓不是雄心勃勃。通过分析报告，我们认为mBridge项目及其IL2原型具有以下优势。

首先，相比现行的代理行模式，IL2原型拥有更高的效率、更低的成本和更加去中心化的治理结构。报告称，相比目前通行的代理行模式，IL2原型能大幅提升交易效率，将原本3~5天的跨境交易时间缩短至2~10秒；在成本方面，IL2原型能够节约存放同业和同业存放流动性、司库操作、监管合规和汇兑等成本，根据普华永道估计，在生产环境中，IL2原型的成本将比代理行模式减少一半。IL2原型展示了更高效率和更低成本跨境支付的潜力，尤其对于缺乏活跃代理行网络的法域，其吸引力将进一步增加。除效率和成本问题以外，现行跨境支付系统的另一大痛点是围绕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和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CHIPS）的中心化体系造成的垄断格局。前者作为报文传递机构，掌握了跨境支付的信息流；后者作为清算系统，掌控了跨境支付的资金流。美国能通过影响这两大机构，掌控全球跨境支付体系，甚至可以发起对特定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制裁，这无疑增强了美元霸权的地位。而IL2原型基于区块链建设网络层，采用PoA共识机制，参与跨境支付网络的中央银行都是验证节点（validating node），在交易验证时，通过采用伊斯坦布尔拜占庭容错2 (IBFT 2.0)机制，需要超过2/3的验证节点签署区块后，交易才得以确认。这使得不存在某一个节点掌控整个网络、拥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实现了更为去中心化的跨境支付治理结构。

其次，相较基于稳定币或加密资产的跨境支付方案，IL2原型能提供更强的结算终局性。在技术层面，目前比特币和以太坊等公链所采用的共识机制，只能在概率上提供终局性。以比特币为例，一般认为一笔交易所在的区块经过后续五个区块的确认就可以被认定了，然而这仅仅是将存在更长分叉的可能性降到很小而已。纵然存在千万分之一的可能性，之前确认的交易可能被取消，从而被新的一批交易取而代之，但这在跨境支付中恐怕也是难以接受的。而IL2原型基于IBFT 2.0形成共识，不会产生分叉，这对跨境支付网络的结算终局性是十分必要的。更为重要的是，在经济层面，即便与同样采用BFT类技术的Diem（原Libra）相比，基于CBDC的跨境支付网络在终局性方面也具有天然优势。CBDC作为央行的直接负债，在现金和商业银行准备金之外，为金融系统提供了一种新的中央银行货币。当使用CBDC支付时，将只涉及中央银行债权的转移，交易可以在央行资产负债表上直接以中央银行货币实时结算终局，而不产生信用风险。而基于稳定币的跨境支付网络，在原本的商业银行存款（信用风险高于中央银行货币）上至少又增加了一层信用派生，无疑扩大了支付系统的信用风险敞口。

第三，在维护货币主权、实现监管合规方面，基于CBDC的跨境支付网络拥有更直接的优势。由于中央银行直接成为网络的验证节点，是发行、赎回本国CBDC的唯一参与者，并具备验证网络内交易的完全能力。针对中央银行监管本国货币的需求，IL2原型允许央行查看使用其本国货币的交易，从而能使央行了解网络中的货币供应量、货币流通速度等指标，并保障实施资本管制的能力。例如，一国央行可以使用智能合约的方式，禁止外国银行在日终时持有超过某一余额上限的本国货币，当阈值被突破时，智能合约将执行自动还原机制。与此同时，IL2也十分看重隐私保护问题。一方面，当原型上的两个参与者参与一项事务时，该事务对非参与成员保持私有，这包括CBDC的发行、回收和PvP（Payment vs Payment）交易。另一方面，针对跨境支付网络特有的多法域问题，IL2原型保证交易对网络验证者的隐私。即当将交易提交验证时，作为验证者的各个货币当局无法了解有关交易内数据或交易成员的任何识别信息。通过这种机制，IL2较好地平衡了隐私保护和监管合规两方面的需求。

作为多边CBDC跨境支付平台，IL2原型虽然具备上述种种优势，但也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目前各国CBDC的研发进度不一，主要经济体货币当局都保持较为审慎的态度，甚至一些国家对其必要性仍持消极态度。如果CBDC在本国落地的情况都很少，再考虑到国际合作的重重阻碍，基于CBDC的多边跨境支付平台推动速度将更慢，商业场景的缺乏将使类似mBridge等项目的落地举步维艰。另一方面，基于私人稳定币的跨境支付方案拥有强大的利益激励，一旦其获取监管当局许可，就有可能通过其覆盖全球的商业生态快速占领市场，进而获得足够多国际用户数据，通过“数据-网络-活动”（Data- Network- Activities，DNA）循环助推正反馈式的规模扩张。事实上可以看到，近年来美国一边对CBDC的研发保持着高度的谨慎，而同时却积极地推动稳定币的发展。甚至连美联储高层官员都表态，认为CBDC对美国并非必需品，并指出稳定币能够提供有效的支付方式。美国利用强大的科技巨头优势，以稳定币为突破口，与CBDC进行错位竞争的意图十分明显，国际数字货币竞争已隐隐分化出两条赛道，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报告的披露，IL2原型区块链网络层是由太坊联合创始人Joseph Lubin创办的ConsenSys公司在Hyperledger Besu上构建的，因此该网络是否会与以太坊主网应具有较强的兼容性，其未来能否会嫁接到以太坊丰富的生态中，亦未可知。

[1] BIS CPMI. (2020). Enhancing cross-border payments: Building blocks of a global roadmap. CPMI Papers, 193. https://www.bis.org/cpmi/publ/d19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