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2日，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国家宏观资产负债表管理的重要意义、难点问题和机制创新研究”开题会在京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项目首席专家张晓晶主持会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许宪春、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马光荣对项目进行了评议。

以下是樊纲教授的发言。

今天是开题研讨会，我先讲讲这个课题。课题的研究计划已经设计得很全面了。国内做这个问题的，除了他们团队也没有别人，而且他们确实有长期的积累。2011年课题组开始做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之前，我和你（指首席专家张晓晶）还出过一本书（《中国经济再平衡之路》，上海远东出版社2010年版），就是关于社会财富问题的。而且2000年代的时候我们就想做这方面的研究，把存量和流量结合起来。

做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一直以来都面临两方面问题。第一，如何把这张表比较准确地编制出来。统计数据要尽量全面、真实，并且要弄清楚数字之间的对应关系。这一点离不开统计局和央行等关键部门的支持。央行的资金流量表和统计局的宏观数据都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不能把这两家机构调动起来，就很难获得核心数据，也就没法把资产负债表做得扎实。第二，必须充分理解这张表的意义和作用。现在我们已经到了“把家底搞清楚”的阶段。我在之前的一个会上说，目前的情况让我想起来了罗斯托的增长阶段论。按他的理论，经济发展最终要到“大众高消费”阶段，在这之前还有一个“走向成熟”阶段。我们的社会如果连基本的国家资产和负债都摸不清楚，可能就还谈不上真正成熟。因此，当前我们必须要推动资产负债表制度的完善。只有制度健全了，才能解决一系列现实问题，包括怎么用资产促进经济持续发展，怎么支持居民消费、解除后顾之忧。

在我看来，这项研究的重大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它体现出宏观经济管理的能力。我国拥有大量的国有资产，这在宏观管理上是一个重要的抓手。就拿最近讨论的“国资入市”来说，国有资产买股，本质上就是在利用国家财富进行宏观管理。日本1991年经济遇到问题时，没有我们这样的大规模国有资产可用，因此也就没有我们这样的宏观调控工具，只能搞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我们来说，目前的关键在于怎么用好这笔财富，而不是把它搁置起来。

第二，国有资产还关系到社会平等。皮凯蒂反复强调，财富不平等是导致收入不平等的重要根源。帕累托提出的“二八定律”也表明，财富天然会聚集在少数人手中。而按照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的逻辑，如果将来工作都归机器人做了，但是机器人归一个人所有，那就是一个人获得了全部的收入。剩下的人怎么办？因此，我们必须重视不平等的问题。我国有这么多的财富掌握在国家手中，完全有能力用这部分资产来平衡收入分配，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用国有资产为社保注资或者通过其他方式支持低收入群体。在未来，如何用好国有资产，很可能是我们避免贫富差距拉大的一条出路。

第三，编制资产负债表事关如何提高资本效率。我们有不少国有资产处于闲置或低效率状态，比如某些单位的大楼建好后空置多年，如果能够盘活这部分资源，就能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另外，很多地方政府的资产属于公共设施，比如不收费的公路、公共绿地等，这些虽然没有直接现金流，但能对当地经济发展起到长期的支持作用，也会带来税收增长。因此，在评估地方政府负债时，不能只看账面上的欠款，还要看相应的公共资产和潜在收益。美国、英国等国家也经历过地方债务危机，后来通过调整地方和中央的财权事权，逐渐建立起更合理的制度安排，这也是课题组应该加强研究的方向。

此外，随着数字化进程加快，一些新形态的资产也值得关注，比如比特币（比特币不是币，是资产）等虚拟货币，或者更广泛的数字资产。对于这些新问题，可以做专题研究。至少要弄清楚新型资产的财富效应，即居民和企业资产的规模变动如何影响微观的消费、投资和储蓄决策行为，如何影响宏观经济和经济增长。

当然，想要真正把这张资产负债表做得准确，特别是在进行国际比较的时候，还会遇到很多挑战。汇率和通货膨胀率的变动常常导致名义GDP和财富规模的波动，同一时期不同国家之间的数据也不一定可以直接对比。如果再把时间拉长，去看过去几十年的历史，波动幅度就更大，统计和换算的难度也就更高。你们要高度重视这一问题。

总的来说，这项研究意义重大，团队非常有能力，也有很好的积累，希望最终能看到丰硕成果。也希望通过你们的研究使得社会，特别是使得决策者能够高度重视资产问题、财富问题，支撑中国经济发展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