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2日，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国家宏观资产负债表管理的重要意义、难点问题和机制创新研究”开题会在京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项目首席专家张晓晶主持会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许宪春、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马光荣对项目进行了评议。

以下是余永定教授的发言：

首先说一点，张晓晶在《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1978-2022》里提到了一段话，我非常欣赏：“长期以来，综合国力比较都是以经济总量作为主要依据，但财富相比GDP在衡量一国综合实力方面无疑更具有代表性。……传统分析大都就债务论债务风险，而忽略了资产、财富等可以用于应对风险的经济资源存量。”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观点，我本人也非常赞成。

我结合课题评审的要求，提以下几个方面的想法：

第一，国家资产负债表能为财政政策扩张提供依据。我们衡量财政风险，一直以来主要使用三个指标：一是国债对GDP的比，二是地方债务对综合财力的比，三是债务对社会净资产的比。第一个没有问题，大家一直在用，而且有它的合理性。第二个是中国特色，恐怕要修改。拿这个指标限制，地方政府更不愿意干活了。第三个指标属于你们提到的宏观经济分析新范式。对于国债/GDP较高、但社会财富相当雄厚的国家，如果只看第一个指标，可能会得出他们不能搞扩张性财政的结论，但实际上，如果一个国家有大量可以变现或运用的财富，那就只是流动性问题，不一定是根本性的偿付能力问题。前段时间我去赤道几内亚时发现他们的外债对GDP比是70%，看上去很高，但他们拥有不少自然资源，只是这些资源往往不能直接变现或出售，所以外界普遍认为其债务风险大。这就说明，衡量债务风险的时候，分母（财富）有多大，能否变现，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研究社会性财富和国家资产，不仅仅是为了判断财政政策的运用空间，也关系到我国的经济增长潜力。传统的增长潜力分析往往只用“资本、劳动、技术进步”这套生产函数。未来如果能把社会财富的各类要素更全面地放进模型当中，或许能对中国的发展前景做出更准确的判断。举个例子，萨默斯曾经说中国是“投资驱动”，我认为这要区分短期和长期。从长期来看，消费并不是生产函数的自变量，真正推动增长的是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考虑到我们有2035年人均收入翻番这样的政治目标，也面对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我们在评估中国未来潜在增速时，就应该更加系统地把社会财富的各方面要素都纳入分析。

第三，财富与幸福指数之间也存在关联。通过你们的研究，我们有大量的非常美丽的山川河流，可以加进去做中国的“幸福指数”。这里有口径也有计价的问题。在这里我也想提醒课题组，把课题研究价值的内在逻辑性加强一些。比如我刚才提到的“幸福指数”。你们强调了关注存量与增量的互动，也要考虑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对幸福的追求，这也是推动宏观经济治理创新的重要方面。具体的文字你们回头再斟酌。

第四，资本测量难度很大，需要先厘清概念和测量方法。我对你们感到非常“同情”，资本太难测量了。我硕士论文做的就是资本测量，涉及到“两个剑桥之争”。罗宾逊夫人和萨缪尔森争了快二十年，实际争的就是资本能不能被“真实”度量。在我看来，这可能是一个哲学问题。然后是如何去度量的问题。究竟是用重置成本法还是收益现值法？这两种方法得出的结果可能完全不同。涉及土地价值估算时又更为复杂：解放前有土地私有制，计划经济时期没有土地市场，改革开放后土地价格迅速上升，未来政策变化还可能继续推高土地价值。再比如，测算国际收支，美国净债务是多少，这个数字实际上都很难有精准的判断。面对这些困难和挑战，我的建议是先把各种资产分门别类，每一大类都有相对清晰的定义、特点和衡量方法，再用一些相对稳定的指标或指数来体现价值变化。这样不仅有助于做国际比较，也能给国内的宏观经济分析提供更扎实的支撑。

我就讲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