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自2020年初新冠疫情全面爆发之后，为了应对疫情对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造成的负面冲击，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均实施了史无前例、极其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由于中国政府对疫情防控得力，中国经济率先在2020年第1季度触底，随后逐季反弹。相比之下，主要发达经济体均在2020年第2季度触底。随着中国经济逐渐反弹，中国央行开始实施货币政策正常化，短长期利率从2020年5月起逐渐回升。在主要发达经济体利率仍处于较低水平的背景下，中国利率的回升意味着中外利差显著拉大，并造成短期资本流入压力加大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此外，中国政府在2019年9月已经取消了QFII与RQFII的投资额度限制。因此，从2020年第2季度起，中国迎来短期证券投资的大规模流入，这在利率债市场表现得尤其明显。如图1所示，境外投资者通过债券通持有的国内债券余额由2019年底的2.19万亿元上升至2021年9月底的3.84万亿元。短期资本流入推动了人民币汇率升值。2020年6月至2021年9月底，受资金流入推动，人民币兑美元升值超过9%。

为应对疫情后大规模短期资本流入与人民币汇率快速升值压力，有观点认为，中国政府应通过放松资本流出来进行对冲。盛松成与孙丹（2020）认为，在当前国内外利差高企背景下推动资本账户双向开放，内外利差决定了资本外流的规模非常有限，同时能够对冲以邻为壑式的大水漫灌，有利于调节与平衡中短期资本流动，减少国内未来的政策成本。此外，在当前加快资本账户双向开放，还有助于促进人民币国际化、推动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张礼卿（2020）指出，在当前加快资本账户开放有助于促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促进金融体系平衡发展、提高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以及降低中美经济脱钩风险。由于监管与开放之间是一种互动过程，加快资本账户开放也有助于促进监管体系的完善。

后疫情时代中国政府是否应该加快资本账户开放？如果要加快开放，具体放开哪些项目？需要进行哪些重要的配套改革？如何在资本账户开放进程中把握好效率与风险的平衡？本文试图回答上述问题。后续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梳理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资本流动的趋势性变化；第三部分总结资本账户开放的历程与特点；第四部分分析为何中国政府仍应审慎开放资本账户；第五部分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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