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的资本充裕度如何影响该国在国际投资体制中的立场？这个问题的答案对于中国至关重要。当前中国国际投资体制建设相对滞后，考虑到中国的直接投资数量，完善国际投资体制的需求更显迫切。中国2/3的双边投资协定（BIT）签订于20世纪80—90年代，当时中国对外投资数量较少，缔结协定更多是站在资本输入国的立场，加上协定内容较为保守，难以满足中国当前投资保护和促进的需求。2020年中国对外投资存量已位居全球第三，吸引外资流量位列全球第一，这凸显了构建中国主导的国际投资体制的重要性。而要建立中国主导的国际投资体制，估计中国的资本充裕度、理解资本充裕度影响对外政策的逻辑是必不可少的。本文提出了新的国家分类方法，这种方法能够更好地定位一国在国际投资体制中的位置，也能从理论上解释塑造一国开放倾向的核心变量，即资本要素的密集度及一国在资本上的比较优势，为构建中国主导的国际投资体制提供理论基础，有助于推动双向投资实现平衡。

一、既有研究及不足

国际投资体制是国际体制的重要构成部分，具体是指协调国际投资活动的制度安排。本文分析的重点是制度安排中的规制维度即国际投资协定体系。除了规制维度，国际投资体制还包括国际投资实践中形成的规范、原则和惯例等。

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从两个角度分析国际投资：第一个角度较为宏观，重点关注外国投资者特别是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之间的关系，具体可分为自由主义、民族主义（重商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类理论。

首先，自由主义强调投资促进经济发展，主张资本跨境自由流动，关心财富创造而较少关注财富分配，本质上是让市场决定国际投资流动的方向。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都认为自由竞争有助于增进社会整体福利。约翰·洛克（John Locke）不承认绝对政府的概念，认为政府的作用在于促进个人自由。雷蒙德·弗农（Raymond Vernon）的生命周期模型是自由主义的代表性理论，该理论通过拆解制造品的生命周期解释了跨国公司崛起的不同阶段。

其次，民族主义（重商主义）较为关注东道国的主权与自主权，认为监管外国投资的目的之一是维护国家主权。“陷入困境的主权（sovereignty at bay）”和“过时的讨价还价（obsolescing bargain）”是民族主义的典型理论。“陷入困境的主权”理论认为跨国公司有盈利目标，母国可能借助跨国公司扩展海外管辖权，而东道国通常有自身的社会目标，东道国与跨国公司之间存在目标冲突。跨国公司的优势以及国家间对监管权的争夺可能导致东道国主权被削弱。“过时的讨价还价”理论认为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的力量对比在投资前后发生了逆转。投资前投资者可以选择投资地点，具有更大的话语权；投资后因为存在资本抵押，投资者讨价还价的能力下降。但对于制造业这类技术革新快的行业，东道国可能持续依赖外国企业获得技术。

持民族主义观点的学者通常认为一国的经济政策服务于其政治政策，因此应保护和增加一国可得的资源以提高该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这意味着以东道国的政策目标为标准监管外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强调独立发展的国家普遍接受了民族主义观点，对外国投资采取干预性政策，采用包括税收激励、审查、业绩要求和关税等措施促使外资为东道国服务。发达国家同样可能持有民族主义观点，这体现在促进和保护投资的措施方面，如信息提供、技术援助、融资保险服务以及军事、经济制裁和外交等保护性政策。

再次，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由主义通过“分工进而提升效率”的做法可能导致资本过剩和投资者边际收益下降，投资者被迫转向海外特别是资本数量较少的国家。这样的外国投资可能使得东道国依赖外来资本，也可能使得东道国经济发展缓慢，外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新殖民主义特征。斯蒂芬·海默（Stephen Hymer）的“不平衡发展”和“国际劳动力分工”理论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出发进行了阐述。“不平衡发展”理论认为国际投资可能使得跨国公司内部分工转变为全球劳动力的分工，造成全球范围的管理层、白领和蓝领。这导致边缘国家更落后、中心国家更发达，国家之间产生不平衡发展。中心国家从国际投资中的获利各有不同，因此在争夺边缘国家市场方面也存在不平衡情况。20世纪70年代以来跨国生产和交换的国际化程度提高，不平衡状况进一步加剧。马克思主义学者因此更关心国际投资体制对财富分配的影响。“国际劳动力分工”理论同样认为发展中国家遭受剥削，并且在不同历史时期这种地位的差异有不同的体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边缘国家承担了向中心国家出口原材料的角色。70年代以后，中心国家利用的是边缘国家的劳动力。90年代以来国际投资中知识的密集程度上升，跨国公司更注重将技术和劳动力相结合。但无论哪个时期，美欧的跨国公司都与东道国存在对抗性关系，跨国公司在将不同生产要素进行组合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跨国公司对母国影响力的上升。

从投资者与东道国的关系来看，既有国际投资研究存在三方面问题：其一，当资本来源和使用发生变化时，资本对其他要素的作用也可能改变。以亚洲国家和石油出口国为代表的国有企业和主权财富基金为例，这些投资者与传统跨国公司在资金来源、使用、约束和目标方面显著不同，这类投资者在处理与东道国关系时遭遇了同传统企业不一样的问题，既有文献对这一演变中的情况的解释非常有限。其二，没有突出资本相对于其他生产要素的优势地位，也就无法有效解释部分国家为何处于边缘地位且难以转变为中心国家的深层次原因。正如多种理论分析的，国际投资者主要拥有资本要素，可能还有附加的管理经验和人力资本。资本要素在某种程度上更为重要，是结合土地、劳动力、自然资源和技术等进行生产所必需的要素。其三，投资者和母国政府之间可能存在利益不一致，东道国企业和资本拥有者会游说本国政府，而既有文献较少给出资本影响国际投资体制的渠道和机制。本文对资本充裕度的分析能弥补既有文献的不足。

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国际投资的第二个角度较为微观，围绕直接投资的供给和需求展开。供给方是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做出投资决策会考虑哪些因素。通常来说，东道国的政治风险是重要考量。弗农认为，对于特定的行业如资源能源业，生产设备一旦投入使用将不容易撤资。因此跨国公司首先会避开高政治风险的国家，并在进行投资前与东道国签订条约，这是为了防止公司的投资成为东道国的“人质”。内森·詹森（Nathan M. Jensen）等学者认为，如果东道国在与跨国公司的合同中违约，那么后续的外资流入会因受到负面影响而减少。

有研究认为，尽管存在高额成本，东道国政府仍有违约的动力，资源国更是如此。詹森和李泉对这个问题的分析集中于国内政治机制如何约束东道国政府，从体制上降低国际投资的政治风险。以资源国为例，自然资源禀赋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国内体制和国内冲突，进而影响东道国政府的选择。部分学者认为民主体制有利于改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的直接投资。麦卡坦·汉弗莱斯（Macartan Humphreys）等学者认为，自然资源密集的国家发生国内冲突的概率更大，而国内冲突是衡量投资环境恶化的主要指标。这是因为冲突和不稳定增加了不可预测性，投资者最在意的利润可能因此受损。但一国政治体制对国际投资的作用并没有定论。有观点认为独裁体制下劳动力难以表达自身需求，也没有选举带来的政治不确定性，这些情况可能吸引外资。还有研究认为体制对国际投资的影响不显著。

基于需求方的分析是从东道国的角度来看何种因素决定了东道国对外国投资者的态度，因此相关分析集中在国际投资如何影响东道国的分配状况。有观点认为外国投资改变了东道国国内外的利益分配：东道国国内不同地区、行业和种族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可能因外国投资而加剧；同时直接投资也造成外国人控制本国资产，而这些资产可能与东道国的核心利益相关，包括军事、文化等方面。索纳尔·潘迪亚（Sonal S. Pandya）采用外资股权的数据分析了政客选择政策工具进行外资监管的原因，结论是民主程度更高的国家，其开放度也更高，这是因为民主能够提升本国劳动力的政治影响力，而劳动力是外资自由流入的主要受益者。威托德·亨尼斯（Witold Henisz）也认为参与投票人员越多对政策的约束力越强，政策对于外资更友好。但埃里卡·欧文（Erica Owen）的观点是，发达国家的工会更倾向于限制外资流入。

不同层面的不同因素影响了东道国对待外国投资的态度。在国家层面，东道国可能会在国有化的收益和减少投资的损失间进行权衡，最终决定国有化程度。在地方政府层面，埃德蒙·马莱斯基（Edmund Malesky）分析越南数据得出结论，地方省份通过自主改革试验可能获得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能够增强地方讨价还价的能力和自治程度并挑战中央权威。在行业层面，巴勃罗·平托（Pablo Pinto）等采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不同行业的外资流入数据说明，由于外国直接投资对不同集团收入分配的效果不一，因此各党派在外资的行业偏好上存在差异。詹森等基于美国的调查数据认为，吸引外资和竞争资本对政治家有利，因为政治家可以用项目作为政绩，所以政府愿意提供优惠的引资政策，虽然这些税收政策的经济效果并不十分确定。在个人层面，个人对外资态度的集合也会影响政策决策。既有文献认为，一国的教育水平、私营部门所占比重、投资者来源地和国内利益集团等是影响其外资政策的重要因素。

本文单独提取资本这一变量，分析其在国际投资体制演变中的决定性角色，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供需分析的不足。单独分析资本的原因在于其本身的特点。首先，资本具有较高的通用性。通常认为母国提供物质资本、管理经验和人力资本，东道国提供劳动力、自然资源和土地等其他要素。资本适用于不同的生产场景，而其他要素有不同程度的异质性。其次，资本禀赋不是事先给定的。与自然资源、人口、国土面积等既定变量不同，一国拥有的资本数量可能在短期内发生较大变化，即使在特定阶段缺乏资金，仍可以通过多种方式积累资本。这也是本文想说明的问题，即资本匮乏国转化为资本充裕国需具备哪些前提条件，国际投资体制在其中又扮演何种角色。最后，资本具有双重作用。资本充裕度提高除说明一国经济的变化外，也隐含着政治权力和话语权的转变。既有分析更多地把资本充裕度视为既定变量，较少关注资本增减的政策含义，本文在这方面对其进行了补充。

本文基于资本充裕度的分类方法有助于理解不同类型国家在国际投资体制中的作用，进一步完善了既有文献中的分类方法。国际投资体制文献中主要采用两种分类方法：第一种分类方法是将国家区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该方法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现有国际投资体制的状况，如发达国家之间的投资金额和投资协定数量占据主导、两类国家在缔结投资协定时地位不对等等问题。这种分类方法的缺陷在于未能解释国际投资体制的演变。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分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采取的分类方法，因此无法解释更早时期的国际投资情况。一国本身的定位也可能变化，如美国在19世纪被视为新兴市场国家，但在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发达国家，其在不同时期签订的协议的内容差异明显。另外，新兴市场国家和部分石油出口国并非发达国家，但却是近20年来重要的资本输出国。上述分类法无法解释这类国家的投资行为和特征，更无法解释国际投资体制变化的原因。

第二种分类方法是区分资本流入国和资本流出国。这种分类方法通常用于对国际投资进行统计，但在分析国际投资体制演变时采用该方法则存在较大问题。究其原因，资本流动只有两种情形：一是资本从充裕国流向资本匮乏国，二是在资本充裕国之间流动。资本从来不存在从匮乏国向充裕国的流动，这与国际贸易中货物的流动完全不同。商品之间和同一类商品内部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要素密集度差异，所以不同国家在不同商品、同一类商品不同细分项上具有不同的相对优势和劣势。因此即使是某类要素匮乏的国家，其仍可能出口密集使用该要素的商品，这是国际贸易发生的原因。但资本流动与此不同，尽管新古典模型预测资本应该从富裕国家流向贫穷国家，但在现实中大多数直接投资都是在富裕国家之间发生。

区分资本流入国和流出国的方法强调资本流动的结果，没有给出资本流出国的不同动机，也没有区分资本流入国的不同需求。动机和需求不同意味着一国在谈判中的心态和筹码不同，立场自然也不相同。当研究更长的时间维度中国际投资体制的演变时，需要给出能够回避上述缺陷的分类方法。因此，本文以储蓄—投资和对外投资净收益情况来解释国际投资体制的演变。

......

研究评论全部内容请详见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