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绝大多数社会中，平等都是一项重要的价值观。不论意识形态、历史文化、主流宗教有何不同，当不平等程度扩大到较高水平后，都会严重影响一国的社会凝聚力，进而可能导致经济停滞、社会矛盾和政治冲突。收入不平等的经济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收入不平等会降低经济增长速度。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机制是不平等将会降低社会总消费。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通常会随着收入增加而降低，如果社会总需求不足主要是由消费不足引发，在贫富分化加剧时，高收入群体消费增加有限，低收入群体消费显著下降，从而降低了总需求。另一个重要机制是影响增长驱动力。例如，结果不平等可能会激励“寻租”行为（Stiglitz，2012），而寻租会带来经济扭曲和资源配置效率下降。当顶端收入者的收入依赖于寻租时，他们有动力促使税收等经济政策变得更加鼓励寻租活动，而非更具生产力的活动。此外，收入不平等还可能会影响低收入者的工作态度和效率，从而降低劳动生产率。

其次，收入不平等会导致社会流动性下降和机会不平等加剧。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平等会抑制向上的社会流动性，使得有才华和勤奋的人更难获得他们应得的回报（OECD，2011）。现在的美国不仅是结果不平等最严重的发达国家，也是机会不平等最严重的发达国家之一，这显然与“美国梦”所宣称的机会平等背道而驰（Stiglitz，2012）。“伟大的盖茨比曲线”（即更高的不平等与更低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正相关）正是描述这一现象，作为收入不平等的主要来源之一，高等教育溢价在代际流动性较低的美国高达70%，而在代际收入流动性较高的加拿大仅为30% （Corak，2013）。

再次，长期的高度不平等会加大金融危机爆发的风险。发达经济体收入分配格局的长期失衡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密切相关。其主要作用机制有二：一是政府提供的信贷支持。发达国家不平等加剧引发了再分配的政治压力，从而促使政府放松抵押贷款条件，由此导致信贷过度扩张和房地产泡沫（Rajan，2010），提高了政府债务和中低收入家庭的杠杆率；二是政治游说引发的金融监管缺失。游说和竞选等政治因素所引发的金融自由化既是不平等尤其是顶端不平等[1]产生的关键原因，也是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条件（Acemoglu，2011）。这背后反映的是财富对政治影响力的不断上升，高劳动收入者和高资本收入者重叠比例的不断上升，使得同时拥有财富和技能的精英可以轻易成为显著区分于其他人口的上层阶级（Milanovic，2019）。金融监管缺失与金融危机只是这种影响力在一个方面的体现。财富的影响力也体现在宏观政策选择上，自1980年代以来，欧美发达国家不断下调税率和利率，这不仅提高了贫富差距，也使得政府可以进一步通过扩张债务来应对转移支付的增长，而高债务水平往往会带来更高的金融危机风险。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首先梳理全球收入分配的周期演进，其次剖析全球收入分配周期性变动的驱动因素，再次归纳全球收入分配变动对国际政治经济的潜在影响，最后提出改善全球收入分配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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