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市场运行：理财产品量稳价升

l  1、数量规模：理财产品发行平稳

2017年2月份，商业银行新发行理财产品7798款，募集资金规模3.79万亿元人民币。产品发行数量环比微幅下降0.29%，募集资金规模环比下降17.61%。相比去年同期，产品数量上升14.86%，资金规模上升19.18%。从存贷款替代效应方面来看，当月人民币存款增加2.31万亿元，同比多增1.46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和非金融企业存款分别增加1013亿元和6645亿元。当月人民币贷款增加1.17万亿元，同比多增4391亿元。从发行主体的构成来看，五大国有商业银行（中农工建交）共发行产品1923款，募集资金规模1.17万亿元，发行数量全市场占比为24.66%，资金规模全市场占比为30.83%，规模占比显著下降。上市股份制银行发行1242款，募集资金规模1.32万亿元，数量和规模占比分别为15.93%和34.76%，占比变动不大。其他中资银行共发行4459款，募集资金规模1.29万亿元，数量和规模占比分别为57.18%和33.97%，资金规模占比显著上升。外资银行发行理财产品174款。

l  2、定价水平：理财产品收益率持续上行

2017年2月末，M2余额为158.29万亿元，同比增长11.1%，M1余额为47.65万亿元，同比增长21.4%。本月银行间人民币市场同业拆借月加权平均利率为2.47%，质押式债券回购月加权平均利率为2.61%，两者均较上月分别上升11BP和13BP。在“防风险、去杠杆”的政策背景下，货币政策趋于稳健，人民币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率稳步上行，各期限理财产品收益率的涨幅相近。图2展示了1个月期、3个月期和6个月期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率走势。2017年2月，1个月、3个月和6个月期人民币银行理财产品的平均收益率分别为4.05%、4.21%和4.26%，环比分别上升14BP、9BP和11BP，1个月期和3个月期产品相较去年同期上升29BP和15BP，6个月期产品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从期限分布来看，人民币银行理财产品依然以短期为主，期限在3个月内（含）的产品的数量占比为52%，期限在3个月至6个月的产品占比31%，1年以上的产品仅占2%。从币种分布来看，外币产品共发行103款，占比1.3%。其中，美元产品80款，澳元产品9款，英镑和港币产品各7款，其平均预期收益率分别为1.60%、1.96% 、0.49%和 0.80%。

l  3、到期收益：江苏银行结构化产品获最高收益率10.65％

2017年2月份，共统计到商业银行发行的4239款产品到期，人民币产品的平均期限为116天，平均到期收益率为3.86%。获得最高收益的是江苏银行发行的“‘聚宝财富专享7号1602期’人民币理财产品B档”，该产品起息日为2016年2月19日，投资期限为364天，采取了优先劣后的设计结构。产品到期后首先支付优先级（A档）4.15%的年化收益，最终B档客户获得的年化收益率为10.65%。获得次高收益的是焦作市商业银行发行的“‘鑫盛理财’人民币个人理财产品2015年第24期”，该产品于2015年4月成立，期限为684天，到期年化收益率为8%。获得最低收益率的是平安银行发行的“平安财富结构类（100%保本挂钩黄金）资产管理类2016年460期人民币理财产品”。该产品挂钩标的为黄金 ，产品成立于2016年11月，投资期限为98天，最终仅获得0.5%的年化收益率。

l  二、法律法规：国内资产管理业务迎来统一监管

近年来，我国资产管理业务快速发展。银行理财产品，信托计划，证券公司、基金公司、基金子公司、保资管公司等纷纷设立各类资管产品。在现有的分业监管体制下，不同的监管部门对资管业务按照机构类型进行监管，同样的产品因为发行机构不同，在投资门槛、投资范围和资本风险计提等方面都有差异。目前资产管理行业存在监管标准不统一、缺乏统一监测、存在隐性刚性兑付等乱象，催生了资产管理产品之间多层嵌套，层层加杠杆等行为，引发监管套利、资金脱实向虚等多重问题，导致金融交叉领域的风险不断积累，增加了金融体系的复杂性和脆弱性。

2017年2月下旬，业内热议央行主导，银监、证监、保监、外管局等部门合力酝酿制定大资管统一监管文件草案《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下称《指导意见》）。《指导意见》尚未公开发布，但影响深远，意味着银行、券商、私募、保险、公募、私募等机构在内的整个资管行业或要迎来统一的监管标准。其实际意义超越资管业自身，标志着分业监管向分类监管的改革，单一的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和机构监管并重的转型。在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同时，折射出中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风向标。

《指导意见》按照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相结合，穿透式监管、宏观审慎管理和实时监管的原则对同一类型的资产管理产品实行同一监管标准，减少监管真空和套利。并将微观产品监管与宏观审慎监管相结合，建立资产管理业务等影子银行活动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完善政策工具，从宏观、逆周期、跨市场的角度加强监测、评估和调节。《指导意见》针对资产管理业务提出一些具体要求，主要涵盖如下方面。

其一，打破刚性兑付。《指导意见》对资产管理业务进行定义，明确提出资产管理业务是金融机构的表外业务，金融机构开展资产管理业务，不得承诺保本保收益。出现风险时，金融机构不得以自有资本进行兑付。金融机构不得开展表内资产管理业务。

其二，界定合格投资者。资产管理产品的投资者分为不特定社会公众和合格投资者两大类。合格投资者包括机构投资者和符合条件的个人投资者，投资于单只产品的金额不低于100万元，家庭金融净资产不低于100万元（或者近3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30万元，且具有2年以上投资经历）。

其三，明确投资范围，限制非标资产投资。《指导意见》明确资产管理产品可投资资产包括：固定收益类资产、非标准化债券类资产、公开发行并上市交易的股票、未上市股权、金融衍生品、境外资产等。禁止资产管理产品直接或间接投资于非标准化商业银行信贷资产及其收益权。按照募集方式的不同，资产管理产品分为公募产品和私募产品，公募产品和私募产品适用不同的投资范围。另外，对金融机构投资资产管理产品的风险集中度提出要求。单只资产管理产品投资单只证券的市值或者证券投资基金的市值不得超过该资产管理产品净资产的10%，私募产品除外；全部资产管理产品投资单只证券的市值或者证券投资基金的市值不得超过该证券市值或者证券投资基金市值的10%。

其四，统一资本约束、风险准备金及杠杆要求。金融机构开展资产管理业务，应当建立资本约束机制，确保资本与所承担的实际风险相匹配。金融机构应当按照资产管理产品管理费收入的10%计提风险准备金。风险准备金余额达到产品余额的1%时不再计提。资产管理产品应当设定负债比例（总资产/净资产）上限，公募产品的总资产不得超过该产品净资产的140%，私募产品的总资产不得超过该产品净资产的200%，总资产的计算应当按照穿透原则。结构化资产管理产品应当根据所投资资产的风险程度设定杠杆倍数。投资于固定收益类资产或者债券型基金比例不低于80%的杠杆倍数不得超过3倍，投资于股票或者股票型基金等股票类资产比例不低于20%的杠杆倍数不得超过1倍，其他类的杠杆倍数不得超过2倍。

其五，禁止资金池模式、多层嵌套、关联交易及限制通道业务。资产管理产品不得投资其他资产管理产品（FOF和MOM除外），金融机构可以委托具有专业投资能力和资质的其他金融机构进行对外投资，但被委托机构不得再投资其他资产管理产品。

其六，明确资产管理产品统计制度。人民银行负责统筹资产管理产品统计工作，拟定资产管理产品统计制度，建立资产管理产品信息系统，加强资产管理产品的统计信息共享。金融机构于产品销售前10个工作日内，向人民银行直接报送登记基本信息。

三、专题研究：从晋商票号看家族企业治理

晋商票号于明清时期称雄500多年，于清末民初衰败。除了“天时”“地利”以外，晋商以义制利的经营理念以及重视家族宗法与乡里之谊的独特的群体精神，也是其成功的关键因素。晋商票号在组织架构、治理结构、激励机制及人才培养机制方面的经验对现代家族企业具有深远的启示。

l  1、组织架构：总分号管理制

山西票号，在其兴盛时期，总号共有30多家。设在全国各地的分号则在400处以上，票号的总号集中设于平遥、祁县、太谷三县。总分号制，即财东独资或合资办票号，其总号分设若干分号于全国各大商埠，总号与分号之间，分号与分号之间相互联系、相互支持。为便于管理，票号还实行重点分号划片分管办法。

晋商票号总分号之间的关系可从纵向和横向两个层次来分析。纵向来看，总分号之间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制。总号是全号经营与管理的中心机构，主要负责全号业务经营上的计划、组织、指挥、调节、控制、监督等工作和号际关系。各地的分号是总号的下属业务部门，是受总号直接控制的派出机构。分号的设置权、资金的调度权、人事的任免权和红利的分配权，皆由总号掌握；各分号仅有业务的经营权、资金的运用权和人员的管理权，有利于集中统一管理。“分号经理由总号选派资格较优者担任，携带总号图章祛码等各种要件，以资凭信。资本皆存总号，设立分号时，不另发资本,只给川资及开办费若干。”横向来看，各分号在总号的统筹下，实行“酌盈济需,抽疲转快”的资金调度原则。如甲分号开办之后需要资金，其他分号予以接济，全局统筹。分号之间的资金运用也很灵活，如甲分号有存款而乙分号贷款利息较高时，存款可送乙分号以获厚利。

票号实行垂直式集权管理形式，主要特点是集中统一领导和指挥，职责分工明确，职能部门起综合参谋作用，上下级关系明确，便于统一指挥而且机构精简。既保证了企业管理体系的集中统一，又可以在各级行政负责人的领导下，充分发挥各专业管理机构的作用。票号内部形成为了以事为中心、统一指挥、管理幅度适宜以及信息传导流畅的组织机构体系。

其一，以事为中心。山西各家票号大都坚持以事为中心的原则。“全盘人位之计划，系因事用人，决不因人用事。恐事少人多，习于娇惰。设或同人间有龃龉，即重行调兑，既不欲丧失养成之人才，又不得碍于业务之进行”。可见，山西票号在管理上固然重人才，但在管理组织与机构的设立上，却是坚持“因事用人”的以经营为中心的原则。以事为中心正是组织机构精简的原因所在。

其二，统一指挥。大德通等山西各票号的内部管理组织，均以总经理为主设计建立。总经理根据票号业务上的特点，统一指挥。总号具有决策的权威性。凡经总号集体研究决定的经营决策、业务方针、存放汇兑各种规章以及人事管理制度，上至经理、分号老板，下至一般伙友，不得违背。

其三，管理层次和管理幅度适宜，责权对等。票号在实行集中领导统一指挥的前提下，其内部管理组织又颇为严密。首先，管理层次清晰，权责划分明确。从有关史料来看，总号的人员设置及其职能情形大致如下：总号设总经理（大掌柜）一人，掌握处理全号内外一切事务的大权；设副总经理（二掌柜、协理）一人，辅助总经理办理全号事务；设营业经理（三掌柜、管内事掌柜）一人，辅助副总经理工作，负责全号营业事宜；总号设营业组一个，三四人组成，其中：柜台营业员一人（俗称“坐掌柜”“拦柜头”），负责管理门市部；正营业员（正跑街、上街头）一人，归营业经理领导，负责了解商情动态、上市接洽款项及一切银钱业务往来；设副营业员（副跑街）一至三人，辅助正营业员，练习营业无定员。另外还设有账房、信房（文书组）、外交组等。通常一个总号人数包括练习生约二十人左右。总号在各地所设的众多分号，其人员数额“虽因各地业务繁简不同，有所增减，而内部分科负责者，则大致相同”。分号的组织结构和总号的类似。大致为：分号经理（俗称老帮）1人，全权负责分号一切事务；分号经理（俗称副帮）1人，负责联系业务；管账一人，负责银钱出纳等会计工作；司信若干，办理号中往来文书。其次，管理层次删繁就简，自上而下形成清晰的指挥链。虽然票号以经营为中心实行统一指挥，但实际上每一成员基本上只接受一个上级的领导。如：总号“跑街”只对营业经理负责，“帮账”对账房先生负责，分号下员对分号经理负责。营业经理、账房先生和分号经理对总经理负责。

其四，信息传导流畅。各总号与分号均订有按时反馈商情动态的规定，一般要求三日一函，五日一信，月终汇报全月情况，既报总号，又分报联号，做到上下左右通气。为保守秘密，各家信函都有自己的暗语。遇有重要情报，分号必须派专人日夜兼程向总号亲自汇报。山西票号把搜集、分析、鉴别和运用信息作为成功的诀窍。

注：图中处于上方大三角形内的管理人员为高级管理层,都任职于总号,下面的三个三角形内的管理者构成中级管理层,多在分号任职,分号的家数很多,这里简化为三家。箭头所指方向表示上级管理层或管理人员对下级管理层或管理人员的领导、统管关系。为简单起见,另有管帐、文书等中、低层管理人员在本图中被省略。

资料来源：李谓清.《山西太谷银钱业之今昔》,《中央银行月报》第六卷,第2期,第187-188页,1937年,载于《山西票号史料》第595页。

l  2、治理结构：委托代理制度

在晋商票号的治理结构中，存在着三层明显的委托代理关系。首先，东家作为票号出资人（所有者）将票号的经营管理权全权委托给大掌柜，形成初级委托代理关系。作为财东的初级代理人，大掌柜在票号内“有无上之权力，凡用人之标准，事业之进行，各伙友皆须听命”。总体看来，初级委托代理关系中代理人拥有较大权力，委托人的权力相对较小。其次，大掌柜拥有机构设置权、总号与分号之间的资金调度权、人事任免权等多项重大权力。大掌柜通常会设有二掌柜，协助大掌柜处理全号事务。各分号经理级成员，也由总号大掌柜选派，大掌柜与分号经理之间形成了次级委托代理关系。最后，分号经理在经营管理权相对集中的基础上，根据不同的分工协作原则，为分号中的员工安排职能迥异的业务工作，形成了第三级委托代理关系。

财东与总经理的初级委托代理关系

晋商委托代理制度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明确划分了财东与大掌柜的职责和义务，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财东具有总经理的任免权（通常由于聘请时慎重，下属人员均由总经理选定，故罕见其免职之事）、经营范围及其规模的控制权、带有风险性的较大事项的决定权、年终营业报告的审查权、决算期（大德通一般四年一次）、依据约定程序处置红利的决定权以及重大赏罚的决定权等等。财东对票号的风险负有无限责任，即亏损由财东按银股多寡平均分担。大掌柜全面负责票号的经营管理，包括资本、人事和经营方针。大掌柜可以在票号经营中充分发挥才能，但不对非人力所能制止而造成的经济损失负有赔偿责任。票号实行“全局统筹，不分畛域”的总号集权制，大掌柜在全号之内 “有无上之权力”，其权限近乎独裁。全号的机构设置，人员的配备、选用及其待遇，经营方针，重大决策，人财物的管理，规章制度的制定等等经营管理中的一切较大事情决定权，统归大掌柜所有。为保证票号的日常经营管理不受财东及其子弟干扰，票号规定财东子弟就业，不得进入本号，而且财东不得举荐人选。平时不得在号内食宿、借钱或指使号内人员为自己办事。实际上，这种经理负责制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为晋商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充分调动经营管理人才智的发挥。

如何规避道德风险？

票号的治理结构中存在多重委托代理关系。根据委托代理理论，如果无法形成有效的激励和信息传递，那么多重委托代理必然是无效的，存在代理人道德风险问题。“东家出资，掌柜经营”的合作模式下，在初级委托代理关系中，财东与大掌柜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且承担风险不同，会使大掌柜做出有利于自己利益而无益于票号的经营决策。在次级委托代理关系中，分号经理与大掌柜之间同样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那么晋商票号如何降低道德风险呢？

首先，财东与经理人之间这种特殊的责任关系，迫使财东对经理人的选任慎之又慎。财东从人格素养、经营主张及用人方略等方面对备选经理人加以全面考察。如果“认定此人有谋有为，能守能攻，足以担任票号经理之职责,则以礼招聘,委以全权”。一旦双方达成一致，遂邀中证人若干，书立合同，写明股东投资数量，经理人员报酬标准，以及对结算的年限做出具体规定。

其次，通过身股激励制度使财东与经理人形成利益共同体，实现对经营者的有效激励与约束，将在下一节详细分析。

最后，财东与总经理的合作存在一种无形的信义原则。从票号的合约和有关史料中，不仅没有发现财东对总经理除免职之外的制约措施，反而见到了不少双方的信义内容。财东在疑人莫用的前提下，遵循“用人莫疑”的宗旨，完全信赖总经理的人格与才能，不过问平素的经营管理事宜。经理则以忠义之心来对待或答报财东的知遇。这种“信义”原则，实质上是财东与总经理合作关系上的一条负有广义制约意义的原则。它是社会上普遍崇尚“信义”和财东确认所聘总经理尤重“信义”的条件下，财东利用总经理在诚信相托之下必以忠义相报的重名誉的心理特点所采用的一种合作原则。这种合同之外特定条件下的合作原则，在当时山西票号中不仅是一种普遍采用的原则，而且大都获得了大成功。

“内部控制人”问题

委托代理机制下产生的“内部控制人”现象主要存在于晋商的初级委托代理关系上。具体表现为，财东在放权过程中逐渐丧失了对越来越复杂的经营事项进行决断的能力，总经理几乎成了唯一的企业控制人。总经理在号内虽为代理方，却真正充当了“内部人”的角色。如日升昌总经理雷履泰，当财东李箴视建议其回家休息养病时，便以撤庄、辞职要挟财东。财东担心雷履泰辞职会给票号带来极大损失，只好求其留任。从表面上看，这种现象潜藏着“内部控制人”的危机。但史料证明，晋商票号内部的总经理在成为所谓的“内部控制人”之后，并未侵犯财东的利益，反而给票号带来了更加辉煌的业绩。“内部控制人”在票号发展过程中充分发挥正面效用。但后期票号逐渐衰落时，其负面效应开始显现。山西票号后期改组银行一事落空便是例证。“内部控制人”出于自身利益、地位和权力的考虑，运用其无上权力遏制号内创新思维，致使票号错失了进行改组银行的良好机遇，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l  3、激励机制：顶身股制、心理所有权

晋商的身股制度是指掌柜和资深的伙计不需出资金，而是以商业技术、管理才能、商业信誉甚至是社会关系入股，可以享有与银股按股平等分红的权利。晋商票号通过以“身股制”为主要内容的激励机制，成功的培养了职业经理人对票号的心理所有权，并配合适当的持续激励措施使得心理所有权长期存在。 

从分配方式来看，掌柜等人的身股数量是根据他们在商号工作时间的长短和对商号的贡献来确定的，类似于现代的技术或管理入股，是一种“虚拟资本”。晋商票号中，顶身股者不仅有主要经理人员，也有银股股东兼顶身股、普通员工顶身股者。允许普通员工顶身股，是晋商票号的特殊制度。按晋商票号的惯例,一般而言,待服务一二十年,无甚过错,薪金增至一定程度,约“可得七八十两时,则有资格‘顶身股'一二厘了”。

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身股实质是一种劳动力分享利润的分红权，是两权分离的经营模式下，通过允许经营者与出资者共同分享利润的方式，达到有效地激励与约束经营者的一种制度选择。身股并不具备股份制的一些基本特征，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股份。

第一，身股制度只分享利润,而不实际占有资本。顶身股者得到一定数额的股份，也被称为股东，但只能享有一定股数的利润分红，不占有相应股数的资本。商号的所有物质资本仍归财东们所有。身股并非普通意义上的股份，顶身股者也非商号真正意义上的股东。

第二，身股不可继承、转换或交易。晋商的银股所有者享有永久权益，可以父死子继、夫死妻继，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内抽出、补进或增添新的股份，具有一定现代股份制的特征。但身股是以掌柜等经营者的能力入股，而能力是具有强烈的依附性，无法与其所有者相分离。若身股所有者因故出号或去世，身股随之终结，不可以继承、转换和交易。

第三，身股无法抵押，不承担亏赔责任。财东对商号的经营承担无限责任，而身股作为人力资本无法象物资资本那样进行抵押。身股所有者无法承担商号的亏赔风险,而真正的资本是不可能只分享利润而不承担风险的。这种“分赢不分亏”的特点决定了身股并非完全意义上的股份。

身股制度激励的巧妙之处在于，它将财东与掌柜等经营者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引起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所产生的外部成本内化为经营者的内部成本，实现了财东和经营者的效用函数相一致，达到了对经营者的最优激励,从而实现了财东与经营者激励相容的目标。以至于在晋商正常经营时期其内部基本没有出现过贪污、携款潜逃等机会主义行为。

身股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固有的弱点。首先，身股制度是一种劳动力折股的方式，掌柜等经营者的能力也很难直观定价。因此，晋商劳资双方在长期博弈中逐渐确立了银六身四的利润分配比例。这种比例在保证了出资者利润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调动了掌柜等顶身股者的积极性,从而实现了两者激励相容的目标。在身股制度实施的前期，银股与身股的利润分红基本保持着这一均衡比例。但随着商号规模的扩大，顶身股人数的增加，商号身股数的总量不断增长。而银股数量却基本保持不变。最终导致不出资金且不承担亏赔责任的顶身股者分享的利润逐渐超过了实际出资且承担无限亏赔责任的银股所有者，两者风险与收益的不匹配打破了原有的制度均衡，产权的外部性开始出现。其次，身股“分赢不分亏”造成“同甘容易共苦难”的局面，当经营出现危机时，身股制度的激励与约束作用被弱化甚至最终完全消失。此外，身股无法进行交易、转移和继承的特点,使身股制度失去了向资本股转化的条件。而且身股制度在实施中主要是依靠大掌柜一人来掌控的，缺少相应完善的制度体系，主观性比较大。

通过对身股与现代激励制度的比较，可以看出：不同时期、不同制度环境下的激励制度虽然形式不同，但目标都是实现出资者和经营者的利益一致。利润是激励产生作用的前提。无论是明清时期晋商的身股制度还是现代的劳力股制度以及股票期权制度都是分别以商号、企业或公司的利润为激励产生作用的前提，一旦商号亏损、企业破产或股票价格暴跌，激励制度的绩效便无从谈起。因此，有效的激励方式需要相关的监督、约束与惩罚机制作为补充。

l  4、人才培养：学徒制

人才的吸纳和培养，是晋商票号长盛不衰的关键因素之一。晋商票号采用学徒制，储备后备人才。票号学徒要成为正式员工，需经三年的学徒训练，通过考核之后,再派往分号进行七年的实践锻炼，再经考核合格后，方可使用。

票号人选首先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必须为山西本地人、必须有家境殷实的人做担保。其次，须通过相应的考察和考试。考察与考试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询问被考察者的身世,本人履历资格；二是测试智力、文字，分笔试和口试两种,以对被测试者的能力做出判断。总的来说，首先强调求职者的品德和素养，晋商票号对拟录用员工的家庭背景设置了一道隐形的门槛。这种严格的选拔制度,尤其是重视出身与品德的选拔标准，为票号的经营提供了信用保证。

初步选拔之后，要经过总号训练。总号训练学徒一般是三年，在训练期间要经过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做日常事务,打水、扫地、伺候掌柜等一切杂活。期间，掌柜会考察他们是否忠诚克勤。第二阶段，掌柜口传训练，教念“平码银色折”，必须背熟记牢。第三阶段，对掌柜认为最有出息的学徒重点培养，学徒必须努力学习各种实际操作方法，以尽早成事。晋商票号除了注重学徒的业务能力外，尤其注重学徒道德情操方面的培养教育。其中，诚信是山西票号对学徒教育的重点内容。因此，票号将“重信用、除虚伪”列入道德训练的第一条。诚信乃经商之本，也是晋商票号生存发展的生命线。

业务技能培训和道德教育并不能直接形成经济效益，所以晋商票号还特别强调实践对提高员工业务能力的作用。结束三年的学徒生涯并考核合格之后，学徒被派往各分号进行七年的实践锻炼。在各分号，学徒要将自己所学知识运用于实际业务之中。学徒通过七年的具体业务实践之后，票号因事用人，量才录用。

四、2017年2月份银行理财产品市场机构排行榜

（1）    大型商业银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邮储银行

（2）    城商行及农村金融机构

（3）    外资银行排行榜